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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2019-11-14 22:5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282| 评论: 0|原作者: 张旭 常庆欣|来自: 《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摘要: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正因为它在最高的意义上具有‘党派性(partisan) ’ 的 ,也就是说 ,它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不仅是要解释世界 ,更要改变世界并解放工人阶级, 正是因 为这些理由,马克思主义绝不容许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偏离最严格的科学客观性。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正因为它在最高的意义上具有‘党派性(partisan) ’ 的 ,也就是说 ,它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不仅是要解释世界 ,更要改变世界并解放工人阶级, 正是因 为这些理由,马克思主义绝不容许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偏离最严格的科学客观性。只有以科学为基础的解释现实的理论,才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有力武器。若为了‘派系偏见(partisanship) ’而侵犯科学客观

  摘要: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的《资本论》哲学化研究,有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即认为《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是通过模糊马克思使用的某些概念、曲解他的经济学方法、歪曲某些引文的含义实现的。在分析层次上,这种论证从现实退回到概括程度更高的抽象层次上,这使论证呈现出表面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消解掉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遮蔽了《资本论》中隐藏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资本论》哲学化,既伤害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既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也不会因为认知科学的进展,而丧失其客观性。

  关键词:《资本论》;存在论;现实的历史;抽象;具体总体;思想总体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十多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时常会碰到有关《资本论》理论性质的争论:在根本意义上,《资本论》是一部哲学著作,还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彼此冲突的认知,并不会因为其他一些学者主张说《资本论》在理论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既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等等)而得以缓解。毕竟,说一部伟大的著作中涉及或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预见到很多后来研究的进展,与说“在根本意义上”它是一本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归属于大的学科领域的著作,完全是两码事。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论性质是存在共识的。《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它“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及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 [1]1这既是权威的研究机构在长期的文献研究中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判断,也是绝大多数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认同和坚持的共识。

  从学习、研究、教学的视角以及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目标看,如果某种所谓的理论创新或经典解读(比如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改变或颠覆了长期以来的主流认知和判断,那就十分有必要对这类所谓的理论创新进行认真的考察了。因为,这种以冲击常识的方式存在的理论创新,尽管具有引人注目的效果,但通常会带来极大的理论动摇和认知框架清晰感的丧失。基于此,我们在本文中,要对一种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在这种观点中,《资本论》主要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存在。我们用“哲学化” 这个术语概括那些认为《资本论》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的研究,主要是对《资本论》哲学化的一种表现——《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考察。并在这个考察过程中,弄清楚《资本论》哲学化的论证是如何展开的?《资本论》哲学化在短期和长期中可能产生的真正影响又是什么?这个研究会揭示这种哲学化的论证基础和主要缺陷,以及它存在的长期不良影响。我们的结论是,《资本论》是“光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一基本判断,既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也不会因为认知科学的进展,而丧失其客观性。而形形色色的《资本论》的哲学化,比如认为它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是一种存在论,是一种现象学等等,表面上看似乎赋予了《资本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吸引力,但实质上相关的论证完全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在哲学上的表现是生搬硬套某些哲学派别的框架或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是完全误解或曲解《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分析。总之,《资本论》的哲学化,不仅无助于推动对《资本论》自身的研究,而且还会对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和普及造成伤害。

  二、作为一种“存在论”的《资本论》

  从经济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的视角看,我们完全赞同下面三种研究取向:其一,认为《资本论》(尽管它主要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论述或思想萌芽,并对之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发展;其二,从哲学思维的视角,对《资本论》中涉及的经济现象、经济范畴进行哲学解读,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掌握;其三,在哲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视角上,对《资本论》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跨学科式的研究,从而提升它的当代价值。这三种广义上的跨学科研究,都不包含在我们使用的 “哲学化”这一术语的含义中,这三类研究,是我们既坚决支持的,也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三类研究,存在很大可能会对哲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说的“哲学化”,是指在过去十多年间出现的,认为《资本论》在主要意义上是哲学著作的观点。这类观点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认为《资本论》不是“运用”而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我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2]这种认识具体的表述方式又会有差异。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哲学的革命。”[3] “《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体现,它在哲学范式、批判主题以及历史认识论等问题上,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全面变革”。[4] “《资本论》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的最终完成。”[5] “《资本论》才是马克思彻底完成其哲学改造的标志之作。”[6] “马克思《资本论》对每一‘经济范 畴’的分析都上升到了‘哲学’或‘存在论’层面。”[7]

  上述一些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判断,无论是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先前自己形成的哲学思想;还是宣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还是以不那么明显的方式指出《资本论》中的术语“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抑或是用“变革”替代“革命”,并无本质差别。其实质都是《资本论》主要体现为一部使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著作,或者说是一部哲学著作。

  在这种“哲学化”中,最典型的是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为什么说《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呢?因为,马克思“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以 ‘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形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8]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资本论》中的“存在论”自身,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的哲学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研究中找不到答案①。你会找到的是,对《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所以是存在论这样的断言。

  我们可以把探寻的视野放的更宽一点。在《〈资本论 >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我 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2]当读者期待着想知道《资本论》中的“哲学革命”具体是什么时?你仍然找不到答案。但我们会读到一个要求: “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我们也会读到,《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 ” “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2]就是这种判断《资本论》是哲学著作的典型的表现,在需要给出论证的地方,用一些方法论或认识论层次上平衡稳妥、几乎永恒正确的要求和建议替换它;在需要表述这种或作为“哲学革命”的结果的“新哲学”具体是什么时;用对《资本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内容概括或对理论性质的高度抽象的判断来取代它。如果你期待一个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那样概念清晰、层次分明、内容完整的理论结构,那将是痴心妄想。

  有研究指出,这种《资本论》的哲学化,有“泛化”哲学的倾向。[10]我们认为,仅仅是“泛化”了哲学, 其实还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就其在没有错误的前提下简单强调某种认识,会让一部著作或一种思想 产生更多曝光率的意义上,这样的研究尚可归入马克思主义“入耳、入脑、入心”的一种简单无害的操作。但重要的问题在于,远非如此!在用要求取代论证,在用对研究对象的概括和高度抽象的理论性质断言取代《资本论》中对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进行的具体研究时,这种“取代”是以巨大的理论代价取得的,是以模糊马克思的概念、曲解马克思的方法、歪曲有关重要引证的前提下实现的。下面我们详细讨论这些情况。

  三、抽象的三重含义

  在《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中,“存在”是什么含义呢?作者找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的一段话:“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11]所以,存在就是“现实的生活过程”或“现实的历史”②。

  在找到一种“存在”的定义后,再加上论证开始时作者就宣告:“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8]这样,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的工作就相当简单了:(1)破解存在的秘密是哲学思想的 聚焦点;(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此外,“由经济范畴构成的宏伟的 理论体系”是“对现实的描述”;(3)所以,《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

  我们认为,在作者的逻辑中,存在下述明显的问题。

  首先,把“现实的历史”等同于“存在”,是在分离马克思使用“存在”这个词汇时的语境下,“存在”自身可以包含丰富含义,并利用其具有极大的包含性意义上实现的。所以,在最好的意义上,宣称“现实的 历史”是“存在”,是一种简单重复。

  其次,把“现实的历史”表述为“存在”,这种表述除了服务于(1)~(3)的生硬虚假推理外,完全称不 上是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为关心的,恰恰是从什么对象出发,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 实的历史”进行全面的、具体的、深人的研究。在把“现实的历史”等同于“存在”上打转转,不会为马克思思想或后来者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增添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反而恰恰反转了马克思研究的过程,把人们对马克思对现实的深入研究,拉回到抽象的理论或概念关系中。

  最后,在承认“以‘现实的历史’为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8]不赞同《资本论》 运用、证明、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仍然说《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并一再强调,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堪称是一种自相矛盾。

  我们暂时把这种单调重复、研究倒转和自相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放在一边,继续沿着作者的思路向 下走。在对《资本论》进行研究时,我们时常会探讨《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出发点、使用的研究方法等等一些具体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谁能够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现实的历 史”的一部分呢?在不对“现实的历史”和“存在”做某种特殊定义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是“现实的历史”和“存在”。依从这种论证方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一种存在论,他对他所处时代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实践(“现实的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了斯密自己认为的存在的秘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是存在论,他不仅对分配的现实(“现实的历史”的一部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了存在的秘密,甚至走的更远,他还说过“未来的社会问题将是如何把个人行动的最大自由与全球共有的原料及所有人平等分享共同劳动的成果结合起来”这样的话。[12]依照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逻辑,你甚至还可以说一句俏皮话:约翰·穆勒是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

  因此,在采用“现实的历史”和“存在”的最宽泛意义的前提下,在给哲学一个特殊的先行定义的前提下,在把人为规定的统一直接宣布为同一的操作下,《资本论》成了一种存在论。[13]不用举太多例子,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宣称,按照这种“论证”逻辑,所有的人类著作都是存在论。

  单调重复、研究倒转和自相矛盾,并不是上述论证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自身恰恰是一 种错误思维习惯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关于意识的空话”[11]526可以有很多具体表现形式:从抽象概念出发,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会产生关于意识的空话;从现实出发,但只在表面联系上兜圈子的研究,会产生关于意识的空话。有一种关于意识的空话,则非常的隐蔽,因为初看起来,这种空话似乎具有科学的模样。这种空话表现为:把对现实的深入研究,拉回到“抽象的” ③“存在”的层面,并赋予其一个新的结构或框架。具体来说,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在更高的抽象程度上,称为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是“关于意识的空话”的一种表现。要弄明白为什么说“退回到更髙的抽象层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关于意识的空话,需要理解“抽象”在马克思那里的多重含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抽象”至少有三种含义:

  第一,作为一种“能力”的抽象,这和通常所说的抽象方法相关。这种“抽象”,是几乎所有的研究活动都会使用的。确定研究的对象、寻找分析的出发点,都需要这种抽象。在物理学这种典型的硬科学中,设计一种封闭系统以便能进行相关实验,也是这种意义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就是马克思说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8

  第二,作为一种概括“层次”的抽象,这和通常所说的抽象过程相关。更准确地描述这种意义上的抽象的说法,是“概括的层次或水平”。同样选取现实的东西为对象,这种抽象可以表现为从许多不同的现实存在的东西中概括出一种共同的特征;还可以表现为对现实的分析包含进来的层级和方面越来越多。前一种情况,如马克思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 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14]9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我们说为交换而生产 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典型特征。那么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现象产生的方式的机制与结构的任何分析,都必须是在高度概括化水平上的抽象”,而如果要分析一家公司比自己的竞争者降低一定的价格,其生产率高两倍,那么必须在相对概括化水平较低的层面进行抽象,比如讨论雇佣关系等等。再比如,如果理解了这种抽象的含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15]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说,“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16]这根本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什么阶级分析中的矛盾,而是抽象层次的差异。

  第三,作为一种“辩证运动”的抽象,这和马克思说的“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的含义密切相关。

  这里对马克思涉及的对“抽象”含义进行的区分,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研究的复杂性,为避免用简单 的分类组合方法解读《资本论》奠定基础。分类和组合(一类抽象活动),或者说概括事物的一般特征,是研究活动中最基本的操作。但是,把分类和组合视为研究活动和叙述活动的主要部分,那就大错特错 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尽管给出了这些不同的“抽象”的含义,但并非是说“抽象”只能做如此清晰的分离式理解。比如,分析的出发点的选择,既可放在作为力的抽象中讨论,或可置于作为概括层次的抽象中认识。这种讨论的目标,不是为了确立一种唯一的认知标准,而是提供一个视角,去判断《资本论》是存在论是否正确或合理。

  有了对马克思那里抽象的不同含义的理解,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论证”存在的真正问题了:说《资本论》是存在论,只在抽象的第二种含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仅仅在概括的层次或水平上,说《资本论》是存在论是成立的。要注意的是,这种成立,仅仅是就叙述而言,仅仅是在把深入研究倒退到浅层的描述的意义上的成立。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宣称《资本论》是存在论,有任何的价值或意义。我们认为,类似这种《资本论》是存在论的研究,恰恰是“对概念做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14]14

  仅仅是在概括层次上的一种倒退或变化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类研究为“无益的空谈”。但是,一旦使用这种从具体退回到抽象的论证方式参与到研究活动中,一个必然的研究阶段,就会在前面等着那 些喜欢做此类“论证”的学者。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有害的扭曲”。造成这种恶果,主要是因为,在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中,现实本身以及思维的复杂性,决定了无论是在对现实描述的意义上,还是在思维总体再现丰富现实的意义上,都难以使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与高度概括性的(尤其是二元)简单的分类与组合式框架相吻合(尽管几乎一切研究活动都需要分类和组合这种基本研究技能)。强行把丰富的现实状况(比如资本主义现实)和思想结构(比如马克思的)塞入一种简单框架中,既容易成为一种理论冲动, 又不会存在什么操作难度④,还容易成为一种研究习惯。我们称这类思维为“锤子思维”,这种思维表现为,某种重要思想的阐释者,把自己作为独特个体所能理解和支持的简单认知框架,强加在那种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丰富思想上,并宣称这种结构特征就是那种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真理属性之一。事实上,走上“有害的扭曲”,还需要另一个前提,那就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不理解,换个角度,从辩证思维的视角看,这种“不理解”是一种因习惯于用简单的二元框架去理解复杂的现实和思想,造成的 “无法理解”或“不能理解”。

  四、研究与叙述及两个总体

  我们以《资本论》是存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论据作用的一段引文为例,来体会为什么说这种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为什么会导致走向“有害的扭曲”。

  马克思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 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拋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4]24

  在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时,作者指出,“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 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8]

  在这种论证中,对马克思引文的解读,层次非常分明:第一层,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理解,这层含义既表达了一种对非马克思思想的批判,也潜在表达了一种隐含的对比⑤;第二层,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理解,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正面 肯定;第三层,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这是作者对马克思研究的概 括,也算是作者自己的判断。第三层含义我们放在一边(根据前文对马克思抽象的三重含义的讨论,这只是再次把一切都和对“现实的历史的揭示”之间建立行文需要意义上的联系的单调重复),详细讨论前两层含义。

  在我们看来,对《序言》中的这段引文做上述解读,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误解和扭曲。这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对现实、抽象与具体(思维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错误理解。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著作的不同地方,读到马克思讨论“抽象的‘人’”⑥,不是“抽象的人” 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 识……‘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11]515我们可以问一下,在作者使用的术语的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 “宗教的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对人的具体理解”?在讨论费尔巴哈时,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设定的是 ‘人’……实际上是‘德国人’。” [11]528同样地问题我们可以再问一遍,这里的“德国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对人的具体理解”?马克思还说:费尔巴哈“停留在抽象的‘人’”,“除了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事人们称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 [11]530《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马克思在讨论几位先前的思想家时说,在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卢梭通过契约建立的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是“美学上的假象”。[14]5这些引文中,“停留在理论领域”的人、“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中的人、“美学的假象”中的人,是“抽象的人”还是 “对人的具体理解”?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讨论人时涉及的一些判断的引述,我们可以明白:沿着理想化的某一视角(无论这种视角是理论框架塑造的、是地理区域限定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就的)分析人,比如“宗教的人”、 “德国人”;沿着孤立地个体的视角考察人,比如“猎人和渔夫”;或者是沿着社会联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却忽视“周围生活条件”和“现实生活过程”的是视角考察人, [11]525在马克思的意义上,都是“抽象的 ‘人’ ”的研究。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它们同时也是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不能也不会否定,宗教的人、德国人、猎人和渔夫、处于某种契约关系⑧中的人,也都是现实中的人。无论是在《资本论》中,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或者是在其他一些文献中,马克思在讨论人时,最为关注的或讨论的焦点,是强调从三个方面出发去理解人:关系中的人、历史中的人和物质生产中的人。这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关键,尽管马克思其实并没有在任何一部著作中,直接从人出发开始分析社会现实。

  另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进程展开的意义上,从人本身出发的完整含义包括:首先,都是从现实出发(人的存在);其次,都是从某些有关人的具体的方面(宗教对人的支配、德国人或英国人)出发,而且在抽象“作为一种能力的运用”的意义上,它们也都是抽象;最后,作为一种思维具体和思维整体而存在的研究结果,的确是对人的抽象理解的理论体系或综合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的含义上,这种作为研究结果而存在的思维具体和思维整体,同时也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存在,是一种暂时性的东西。整个研究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尽管是过程中的东西、暂时性的东西,相对人的感性认知和相对于先前的思维具体,对人的理解已开始变得更加深刻和更为全面(在抽象这一维度自身,仍存在具体和抽象的差异,这种维度中的“具体”可理解为“更全面和深刻的抽象”),它又是对人的更为具体的理 解,并为开启下一阶段的研究过程奠定了基础。很多人读到这里,也许会出现一个疑团,我们此处的分析会不会和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的作者一样,是在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展开研究活动,是在玩一种语言游戏?我们必须先指出,这里的分析不是什么语言游戏,也没有涉及什么深奥的原理,只要按马克思的方法去对待马克思的思想,只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就能得到上述推论。到讨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维总体时,我们就会理解这里的判断了。

  认为“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的对人的抽象理解(I)”这种说法,[8] 尽管看起来十分通顺,还貌似有理,但事实上它是“ 一种混淆”和“一种不能理解”的产物,这种说法混淆 了“具体和抽象”与“现实和抽象”,不理解具体和抽象在思维内部是如何呈现的。换句话说,在本质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并不是总能够类比于理论和现实的关系去理解,也不能类比于实在与思维的关系。其实,单单去思考上述对马克思引文中的前两句话,就可以知道,仅仅在字面意思上,“ I”这种理解就同马克思的理解相冲突。马克思在第一句中说“人口 ”是“实在和具体”,是“现实的前提”,在第二句中说,如果拋开阶级、劳动、资本等,“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我们可以说,这里只留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个选择:要么承认马克思这里存在一个矛盾;要么作为马克思的继承人努力去理解马克思这里使用的 “实在”“具体”“现实”“抽象”的真正含义,既要基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知识积累的背景去理解它们,也要基于马克思在说出这段引文时的上下文去理解它们。我们也许可以说,只有马克思的不肖子孙们 才会回避这后一种选择。我们举个例子,能更好地理解这里的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开始了自己研究,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象(现实)十分复杂的意义上,要对它进行分析,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抽象(选择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前文抽象的第一种含义),在商品是交易对象和物品(具体),以及商品交换是社会普遍交往方式的意义上,它也是现实。简言之,商品既是现实,具体,也是抽象。

  总之,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分析人时,是否把对人的某些属性或倾向的分析置于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生产的背景中去把握,而非必须从抽象的人或具体的人出发进行的问题。这种机械应用具体对抽象 的二元框架进行的解读,通常只会发挥遮蔽的作用,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则会成为抹杀马克思思想独特价值的一种手段。

  这种用具体对抽象的二元框架进行的解释:第一,把马克思对现实进行的更深入的分析,拉回到(解 释为)一种二元框架造就的概念平衡中,而让马克思远离现实;第二,把马克思置于分析核心的历史的、 社会的、物质的因素,反向还原为一种二元直观对立中的结构性因素(抽象的人对具体的人、抽象的理解 对具体的理解),而成为典型的“关于意识的空话”;第三,把马克思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现实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简化为一个在当前哲学进展和知识积累的背景下,只具有常识性的认识论层面的概念辨析问题(具体和抽象、现实和思维),而消解掉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

  在经济学研究中,一直以来,最常见的就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价值和价格关系的分析解释为是一种一般均衡的特例。只不过在认为《资本论》是存在论的解释中,把马克思真正独特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的强调,转化为认识论中一些作为常识而存在的二元认识框架而已,比如具体与 抽象、理论与事实、存在与思维⑨等等。只有不理解马克思的抽象的多重含义,只习惯于某些“二重性的直观”,才会认为“从人本身出发,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如果非要用抽象,这里的抽象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意义上的抽象。比如,只考察人的自利,这算不够全面;而且不像黑格尔或马克思那样去考察偏好或人的某种属性形成和变化的社会历史因素,这算不够深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问题,不在于从什么抽象或纯粹的思维出发,而在于他们那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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