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花费极大力气解决粮食问题，逐渐恢复了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力。但到了1953年，粮食严重紧张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这其中的复杂原因是：一、工业建设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这些新增城镇人口中，除一部分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从农村转化而来的。农民转变成工人后，需增加新的商品粮供应;二、农民消费粮食的增长速度加快。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逐步改善。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的农民粮食消费量迅速增长。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净增70斤，累计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三、国家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商业领域一直是自由市场和计划市场并存。粮食经营活动的有利可图使得私商大量贩运粮食，加上不少农民有存粮防灾、囤粮惜售等习惯，严重影响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的粮食收购;四、自然灾害的影响。1953年，河南、皖北、苏北等产粮区都出现严重霜灾。全国共有35463万亩农田受灾。粮食较上年有很大减产。

　　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粮食紧缺问题，已成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早在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时，毛泽东就要求陈云负责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7月下旬，因病正在外地休养的陈云急忙回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着手解决此事。根据多方讨论情况，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后，陈云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即后来的“统购统销”)。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根据《决议》 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4部分：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会后，毛泽东又修改了《决议》 。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并在首页写下批语：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县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发给你们，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以毛泽东批发的《决议》 和政务院通过的这两个文件为标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从1953年12月初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在除西藏、台湾外的全国城乡拉开了序幕。

　　人们排队凭票购粮

　　关于统购统销的报道

　　解决粮食紧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增产。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从1979年春开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始在全国广泛兴起。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粮食产量随之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长期短缺、购销关系严重紧张的局面根本改观。与此同时，农产品统购派购政策越来越显示出它与经济发展不和谐的弊端。198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至此，从1953年起实行了30多年的农村粮食统购制度被合同定购制度所取代。粮食统购制度取消的同时，考虑到稳定城市物价等因素，城镇粮食统销制度并未被立即取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统一政策，分散决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基础上，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放开粮食价格。4月1日，上海和天津两市同时放开粮食价格，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到年底，“全国除西藏和云南、甘肃两省的25个县以外，全部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取消了国家低价定量供应的统销制度”，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销政策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包产到户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后，群众在粮食市场上自由购销调节余缺

　　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策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那一天起，围绕着这项政策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或是利弊相抵”的争论就未中断过。尤其是在政策施行期间，出现过自由市场停滞、工作方式不当、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很多人就认为这项政策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我们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1、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紧张问题唯一正确的选择

　　从客观实际上看。解决粮食紧缺问题主要有两种途径：实现粮食的持续增产、调节粮食流通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完成集体化的小农经济想在短期内实现粮食增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毛泽东对此早有论断：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陈云也有过类似论述：

　　【“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30%。增产30%，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

　　短期内粮食增产无望，又不能大量依赖进口，解决粮食问题就只能从流通方式上着手了。

　　从理论来源上看。20世纪初期，为解决因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造成的粮食紧缺问题，苏俄曾实行了“余粮征集制”。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资金问题时，苏联又实行了对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这些近似剥夺的做法尽管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殊时期的粮食紧缺问题。这种战时统制经济理论模式的成功经验给中共领导人提供了理论来源。实际上，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在处理其他经济问题上，新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评价的那样：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做法虽然参考了苏联的经验，但并非全盘吸收。这一点，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有论述：

　　【“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我们没有苏联那样的义务交售制。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

　　换购粮食和食盐的票证

　　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共历史上有对重要生活资料进行统购统销的成功做法。1944年3月，陈云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时，就同其他领导先后在边区开展过棉花统购、食盐统销工作，取得了既定的效果。因此，在1953年粮食出现严重危机时，经过仔细分析多方意见后，陈云很自然地就想起包括“又征又配”在内的8种解决方案。经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建议后，统称“统购统销”。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政府采用排斥市场调节机制的统购统销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确实是经过权衡利弊后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2、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一件政治大事。从实施的那一刻起，它就和改造个体农业、过渡时期总路线联系在了一起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尽管是针对粮食紧缺问题出台的一项经济措施，但由于它酝酿和出台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这就使它超越了经济问题范畴，成为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把实行粮食征购和互助合作看作两条重要途径。他在1953年10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就明确指出：

　　【“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在稍后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把此项政策与总路线的实施联系在一起：

　　【“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在毛泽东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农业理想模式的理论中，他始终把统购统销看作一种发展方向。通过实行该政策，彻底隔离了农民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对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好处不言自明。

　　1953年10月16日发布的《决议》 中，明确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重要性提了出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954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 发表题为《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的社论，首次全面论述了统购统销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之间的关系。

　　把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认识水平。今天，抛开这种认识水平的高低问题，仅就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前后历史来看，足以证明此项政策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一件关乎国家与民生的政治大事。

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积累了资金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完成工业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农业。这一点，中共领导人已有共识。毛泽东曾客观地说：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陈云早在1950年6月时就讲到：

　　【“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

　　毛泽东和陈云

　　但这种积累绝不是以损害农民利益而得来的。陈云曾指出：

　　【“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 中也明确提出：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有学者测算，通过这种方式，到改革开放前夕，农业共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左右的资金积累。对农业为工业化进程所作的贡献，中共中央在1985年发出的第1号文件中曾予以明确肯定：

　　【“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曾经起过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

　　“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只有保障好粮食供应，才能保证人民生活，维持物价稳定，继而开展现代化建设。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等创造性地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可以说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大关节”。正因如此，后来人们就把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三大改造一起，并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