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但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孤立主义仍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出现新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最少介入”;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继续减少国际介入，避免承担国际责任，同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移民政策。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源于美国国内对自由国际主义实践结果的不满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也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新孤立主义;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
作者简介：韩召颖，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岳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7年05期9-31+5页，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阅原文。图片源自网络。
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主要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孤立主义并未就此消亡。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孤立主义总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战后限制国际主义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的孤立主义思潮再次在美国兴起，且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影响最大的一次。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对美国对外政策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新孤立主义思潮?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回答。
一 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传统及其发展演变
孤立主义在美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社会思潮的形式继续存在，孤立主义在美国经历了一个形成、巩固和变化的过程，也见证了美国对其国际角色认知的变化。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长期奉行的“不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结盟、不做出政治军事承诺”的对外政策。立国之初，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列强控制，巩固独立成果，孤立主义对外政策便由此产生。针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间的战争，美国政府于1793年4月发布《中立宣言》，声明不介入战争任何一方。通过这一宣言，美国一方面明确了不介入欧洲纷争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废止了独立战争期间与法国签订的同盟条约。因而《中立宣言》实际上“奠定了美国孤立政策的真正基础”。
1796年，华盛顿在宣布退出政坛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不要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纷争，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这是对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首次系统阐述，也将孤立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确定下来。1823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is American America)的口号，将孤立主义从美国孤立扩大到美洲孤立。一方面，除了地理上的阻隔，门罗主义强调美洲在政治制度方面与欧洲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在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的基础上，门罗主义强调欧洲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因而门罗主义实际上与孤立主义“相吻合并使之得到加强”。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尽管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其始终恪守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准则。即使有时美国迫于形势的需要而干预欧洲事务，它也会在达到目标后迅速撤回。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战后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更显示了孤立主义力量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立法》的通过则是孤立主义的一次极端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逐渐确立了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也被主张积极干涉全球事务的国际主义所取代。随着战后美国自身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嵌入，孤立主义已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成为一个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主导性政策思想，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政治思潮的孤立主义并未随之消失。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孤立主义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战后反对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在美国至少有两次大的回潮。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特别是深陷越战泥潭，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危机频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孤立主义思潮卷土重来，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Fulbright)和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他们要求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放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上的干涉主义，将美国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以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国力相适应。
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国内关于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孤立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种政治主张再次兴起。许多有影响的学者、政客提出美国应把视角转向国内，其中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述冷战后孤立主义主张的是199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Buchanan)。布坎南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为口号，提出美国不该过多干预世界事务、背负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应该致力于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美国应取消所有对外援助，撤回驻在国外的军队，设立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已不同于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因而通常被称为“新孤立主义”。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不再是政府的对外政策，而只是存在于民间和政坛的一种政治思潮。孤立主义是对各种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秉持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主张的统称，不同的孤立主义者可能因对国际事务认知的差异而提出不尽相同的政策主张。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纷繁复杂，基于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将其分为自由孤立主义和保守孤立主义、理想主义的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孤立主义、安全孤立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等。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并不完全反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而是强调海外介入不能超过美国力量的限度，不能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由于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不尽相同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截然相反，很难就具体的政策主张对新孤立主义进行界定，但其核心思想却是相通的，也因此才能被统称为新孤立主义。
这些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紧密联系的三点：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在于美国自身的安全、繁荣和自由民主制度，而不是世界的所谓和平、民主，更不是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因而,美国应当将政策重心置于国内问题上，以保护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这就要求美国减少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只介入那些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国际事务，并严格根据国家利益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孤立主义的形成及其巨大影响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动因。首先，“美国例外论”是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早期北美移民多是出于对欧洲政治和宗教状况的不满而选择逃离，他们来到北美这个新大陆就是要建设一个不同于欧洲，且优越于欧洲的新世界。因而“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心理”，“他们从心底里认为欧洲在堕落、欧洲在沉沦，而对美国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同时，美国不与欧洲为伍也是出于保护自己优越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考虑，因为美国人担心“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进行过多干预，会腐化和破坏美国人民已经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秩序”。其次，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孤立主义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客观环境保证。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浩瀚的大西洋成为阻隔美国与欧洲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既有效限制了欧洲列强对美国的干预，也有利于美国专心于国内事务。正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言：“我国位于隔离和遥远的位置，这要求我们并使我们追寻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孤立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作用的结果。美国独立之初，孤立主义显然是巩固独立成果、增强国力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孤立主义达到鼎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大萧条和国内民众对欧战态度分裂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孤立主义回潮，是在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和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背景下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的孤立主义回潮则是外部对手突然消失和对冷战深刻反思的结果。总的来说，“每当美国在国内遇到危机或在国外遭到失败，孤立主义情绪往往会高涨起来。”
二 金融危机后的新孤立主义思潮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再次出现了新孤立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在美国民间、学界和政坛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出现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强度甚至超过前两次孤立主义回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9年的民调数据显示，4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尽量依靠自身力量处理好各自的问题”，76%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更专注于自己国家的问题，致力于美国的强大和繁荣”，皮尤中心的报告以“孤立主义情绪达到四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概括这次民调的结果。但这一“最高点”很快就被再次刷新。到了2013年，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被调查者分别增长至52%和80%，均达到皮尤中心1964年开始此项民调以来的最高值;相比之下，第一次孤立主义回潮期间，两项数据的最高点分别为43%和73%;第二次孤立主义回潮期间，两项数据的最高点分别为41%和78%。2016年，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被调查者比例在2013年的基础上均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57%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别的国家尽力应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37%认为美国应帮助其他国家解决问题;同时，4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已经在国际事务上做的太多，而不是太少(27%);4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参与全球经济是一件坏事，只有44%持相反观点，这表明美国民众对参与国际事务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同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进行的民意调查也证明了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根据该委员会2014的民调，58%的被调查者支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4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虽然该委员会的报告坚持不应将此视为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但基于对同一问题的回答，58%这一数字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自1974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第二低点，仅次于1982年的54%，41%则是1974年以来的最高点;此外，调查发现，只有感受到直接威胁，且认为军事干预的成本相对较低、风险相对较小或涉及人道主义灾难时，美国人才支持使用武力。到了2015年，认为美国应从国际事务中抽身的被调查者比例降至35%，但仍高于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大多数年份。
在美国战略学界，持明显孤立主义倾向的战略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学界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争论从未停止，对美国“自由霸权”战略的批评也一直存在。而在小布什政府的“自由干涉主义”导致美国深陷中东战争泥潭的背景下，批判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的“离岸平衡”(Off shore Balancing)战略和“克制”(Restraint)战略无疑属于新孤立主义的范畴。“离岸平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包括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等人。
“离岸平衡”战略认为美国应从权力政治角度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即“维持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防止其他地区潜在霸权国的崛起”，而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价值观、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他们强调美国根据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权力分配调整自己的军事布局:鼓励地区国家承担责任，维持地区权力均势，防止某一国家崛起为地区主导国;美国只在必要时介入，以扭转权力的失衡。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他们认为当前只有东亚地区出现了权力失衡的趋势，因而美军要继续留在亚洲，但应该从欧洲和波斯湾撤离。通过限制军事上的投入，美国一方面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干预是穆斯林憎恨美国的主要原因”。因而，“离岸平衡”战略的实质是“节约使用美国的力量，以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
“克制”战略的主要倡导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波森(Barry R.Posen)。这一战略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其在国际上优势地位，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主要来自地区强国的崛起、核武器的扩散和恐怖组织对美国的袭击。在“自由霸权”战略的指导下，美国毫无节制的对外干涉不仅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而且引发其他大国的制衡和中东地区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的同盟关系对美国利益的贡献有限，反而是助长了一些盟友的肆意妄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逐步减少政治承诺和军事部署”，废止“冷战期间遗留的联盟组织和安全承诺”，“让盟友独自承担自身的安全责任”。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削减开支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以地区均势来制衡可能威胁美国优势地位的地区强国，从而在内外两方面缓解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威胁。就相应的军事战略而言，美国应逐步撤回大部分的海外驻军，转而寻求在全球范围的“制公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即对国际公域，包括海、空、天的控制。这样的战略一方面能有效减少其他国家和恐怖组织对美国的恐惧和憎恨，从而削弱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根基，另一方面也足以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保证美国在需要时能做出快速高效的反应。
与前两次孤立主义回潮相似，金融危机后的新孤立主义也有总统候选人作为代表人物。首先是2008年和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将保罗的对外政策主张概括为“自由意志主义、不干涉主义和帝国规避主义”。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保罗坚信过多的干预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美国的对外干预不仅将士兵置于危险境地、浪费宝贵的国家财产，而且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招致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憎恨和报复。因而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外干预，反对侵略战争，主张美国结束与其他国家的盟友关系，撤回驻扎在外国的军队;同时，保罗强调美国的主权和自由，支持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因而他主张退出联合国、国际法院、世界贸易组织等限制美国主权和行动自由的国际组织，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等实际上“有碍自由贸易”的自贸协定;此外，保罗坚决反对非法移民，提出废除出生公民权、加强边境防卫等措施以限制非法移民。虽然两次都没能通过党内初选，但保罗的政策主张赢得相当数量年轻人和底层民众的支持，也为之后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总统候选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自由意志主义、不干涉主义和帝国规避主义”
2016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主张在许多地方与保罗惊人的相似。竞选期间，特朗普打出“美国第一”的口号，将之作为其政策的最高理念。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也失去了盟友的信任和对手的尊重。因而他提出美国应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国内，建设强大的军事和繁荣的经济，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特朗普主张，在安全上，美国应减少不必要的安全承诺，让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买单;美国应避免为推广民主而进行对外干涉，但为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要敢于使用武力;在经济上，美国应退出各种对其构成限制的贸易组织和自贸协议，设置贸易壁垒，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民众的利益;同时，美国应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避免为此承担不必要的义务。此外，特朗普将非法移民视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抓捕并遣返非法移民等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一词在美国已被异化，成为国际主义者用以抨击对国际主义政策稍有质疑者的蔑称。因此，在美国学界，事实上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学者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是孤立主义者或新孤立主义者，而总是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冠以其他称谓，“离岸平衡”战略和“克制”战略就是如此。波森反对将克制战略视为新孤立主义，甚至在早期将自己划为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倡导者。但在其他学者看来，“离岸平衡”战略和“克制”战略都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应被划为新孤立主义的范畴。同样，在政坛，保罗和特朗普都不承认自己是孤立主义者，甚至极力分辨自己的政策与孤立主义的不同，但他们的整体政策倾向和核心思想无疑都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特征。
三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
金融危机后，在新孤立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孤立主义倾向。一方面，这是对外政策决策者基于国内外环境做出的现实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这是新孤立主义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因为“任何民主政体都很难抗拒公众情绪持久且广泛的转变”。
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中上台，其对外政策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首先，就国家总体战略而言，相比于外交，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这一战略定位基于奥巴马的一种理念，即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对外战略要服务于国家增强实力的需要。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指出：“我们首先应致力于建设强大的国内基础，因为我们在国外的力量和影响力源于我们在国内的行为。”“我们工作的中心是让经济保持活力，这是美国力量的源泉。”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美国的领导力根植于我们的国内基础，即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基于这一理念，奥巴马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在历年的联邦预算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第二，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最少介入”，尽量减少美国权力资源的消耗。上任之初，奥巴马就开始分阶段从伊拉克撤军，并最终于2011年12月将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在阿富汗，奥巴马的计划是先增兵以稳定阿富汗的安全形势，然后再逐步撤出美军。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到奥巴马离任时，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也已从其上任之初的3.6万人缩减至不足一万人。在“阿拉伯之春”期间，面对埃及这个重要盟友，奥巴马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敦促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执政和军队的政变又都视而不见。奥巴马的这一系列行为明显前后矛盾，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不愿介入埃及国内的纷争。对伊朗，奥巴马综合利用多边制裁和外交谈判，最终同五大国一起和伊朗达成了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使得持续12年之久的伊朗核问题最终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对朝鲜，奥巴马上任之初实行“伸手外交”，遭遇失败后转而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即继续对朝鲜的孤立和制裁，在朝鲜显示出弃核的诚意前，美国不与之进行对话。其实质就是搁置朝核问题，以避免在此投入过多资源和精力。
第三，拒绝人道主义干预。面对“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奥巴马的态度相当冷漠。在利比亚，奥巴马是在英法等欧洲盟友和政府内部“自由干预主义者”的共同推动下才决定参与空袭行动的，但在几天后即将指挥权交给北约，转而进行“幕后领导”;在叙利亚，在阿萨德政府打破美国的红线，美军也做好战争部署的情况下，奥巴马突然宣布将战争决定权交给国会，并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即使是面对伊朗的民主抗议浪潮，奥巴马也没有推波助澜。奥巴马的冷漠固然有干涉风险和成本过高的考虑，但其深层次根源却是奥巴马关于推广美国价值观的理念，即美国应通过树立榜样影响其他国家，而不是通过干涉的手段来推广民主价值观。
这在奥巴马任内发布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有明显的体现，2010年报告强调：“美国的道义领导地位植根于美国榜样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来实现”，2015年的报告再次申明：“只有在国内维护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推广它们。”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孤立主义坚持通过树立榜样来影响其他国家，而后者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众多孤立主义派别中，自由孤立主义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美国应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对外干涉来影响世界。
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愈益明显，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对外政策主张也体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两者相辅相成，并最终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实现合流。特朗普的当选从侧面验证了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强大，而这也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调。一方面，有广泛的民意为基础，特朗普敢于执行其竞选时的主张，另一方面，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虽然执政时间不长，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
首先，就总体国家战略而言，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把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将美国自身的强大和人民的福祉作为内外政策的核心。在就职当天发表的演说中，特朗普抱怨美国为世界付出太多：“几十年来，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发展外国工业，以消耗美国军队为代价援助外国军队，以破坏美国边境为代价保护外国的边境”，作为总统，他将改变这一状况，并承诺：“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将重点放在了军队建设、经济发展和提升就业上。白宫网站将“让美军再次强大”列为新政府要优先处理的议题之一，并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将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中心”。为此，特朗普在上任后一周就发布“重建美军”的备忘录，并在2018财年预算案中要求大幅增加国防部的预算。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计划是在未来十年创造2500万个就业岗位并实现年均4%的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力推动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