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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与时俱进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

2019-11-18 23:3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610| 评论: 0|原作者: 丁堡骏|来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在“从《宣言》到《资本论》”的发展道路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坚持《宣言》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宣言》在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论述不充分、不完善的地方加以补充和完善,这是实实在在的发展。

第二,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宣言》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阐述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在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宣言》的评价中,普遍忌讳谈论其不足之处,特别是很少有人从政治经济学原理支撑不足方面来认识《宣言》理论阐述方面的缺陷。事实上,《宣言》的理论阐述,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还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阐述,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对剩余价值学说的系统论证,都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的。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科研宣传单位,都有一大批哲学家、一大批社会主义者、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者,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阵地还守不住?原因就在于这些单方面的理论家没有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具体落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层次。众所周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根本标志[16]。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后续著作的创作中,究竟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哪些思想呢?

其一,在《宣言》标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第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从逻辑上充分论证: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何以成为资产者,一部分人何以成为无产者?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处于酝酿过程,马克思只能以现象描述的形式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的事实进行说明。而且,在创作《宣言》的时候,马克思还正处于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向劳动价值论的坚定拥护者的转化过程。在创作于1847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书中,马克思还没有创立劳动力商品学说,当时马克思还用劳动的价格来说明工资。因为马克思还没有以劳动力商品学说的科学发现摆脱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还没有以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的发现摆脱李嘉图体系的第二个矛盾。所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当事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分析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科学的程度。后来,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才创立了劳动力商品学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交换的不是雇佣工人的劳动,而是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有这一理论发现,才使马克思摆脱了劳动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劳动又创造价值的循环论证的矛盾。这样,马克思才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由此,马克思才从经济根源上说清楚了如下事实:工人阶级是出卖劳动力商品以获得劳动力价值(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的人群;而资产阶级是依靠其拥有的资本占有雇佣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人群。依据笔者的考察,马克思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范畴,最早是在1861—1863年的手稿才加以考察和分析的。正是这一理论发现,使马克思破解了困扰李嘉图学派的李嘉图体系的第二大矛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马克思曾经骄傲地说: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7]】

由此,马克思揭示了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和不可克服的矛盾,还需要马克思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予以分析。在积累和再生产理论分析中,马克思揭示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18]】

因此,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必然会不断加深。从阶级力量对比来看,资产者是少数人,而无产者是多数人。由此,马克思才真正证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革命。至此,在1848年以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个手稿,直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7年马克思亲自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以及1885年和1894年恩格斯整理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才对上述这些理论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答。由此可见,《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及其发展趋势的结论,必须要由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予以补充和完善。

其二,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能用商业危机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在那里马克思还没有科学的经济危机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用抽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商业危机。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来看,《宣言》的这个论证还是略显粗糙。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适用的。但是,要真正说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危机,这对矛盾最终是要具体化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再生产的角度,指出了劳动力的消费需求仅仅是由全部预付资本的可变部分决定的,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导致相对人口过剩的经济危机。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问题的角度,指出危机的必然性和从固定资本更新周期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特征。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分析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机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具体化为两个具体矛盾:一个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在这样将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以后,才能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和本质。由此可见,《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论断的理论分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其三,《宣言》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尽管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尽可能地说明了小生产的私有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消灭了,形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在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由于当时的理论发展程度还是不能将什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说清楚,还不能把无产阶级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根据说得很清楚,还必须用形象的说法加以描述:

【“现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十分之九的人反对十分之一的人的斗争。”】

上述这些说法还是有些粗糙的。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过程”的第21章“简单再生产”中,马克思雄辩地证明:

【“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19]】

在以“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为标题的第22章中,马克思进一步证明:

【“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20]】

可见,只有《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才进一步说清楚了《宣言》中所谓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依据。不仅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积累历史趋势”中,马克思以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厘清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小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第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充分发展,又必然会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第二个否定。马克思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1]】

马克思还坚定地认为,第二个否定比起第一个否定来,是一个更加迅速得多的过程。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这些研究,都是对《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论:消灭私有制”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这个发展不仅不是对《宣言》理论的削弱和否定,而且是以更科学更严谨的逻辑完善和发展了《宣言》的理论论证。《资本论》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得出“剥夺剥夺者”的共产主义方案及其对资本主义以私有制本质的揭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全党上下是已经取得了共识的。然而,对于什么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怎样才能真正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界的认识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只能加强不能减弱,国有企业要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并且总书记一再警告:

【“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22]】

然而,我们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呢?这种大范围的国有资产流失,究竟是我们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的一批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偶然失误?还是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向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偏差?这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用西方经济学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的“产权理论”去进行塑造。要想使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更加科学,我们必须要重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理论以及马克思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所阐述出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这是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要完成理论创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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