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王洪文是“工总司”的好带头人 从“工总司”建立之初，王洪文就一直是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我到现在还是很庆幸当初大家能推选出这么一个好带头人。“工总司”能在十年文革中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并得到了稳固和发展，这与王洪文带领大家一起努力分不开的。市革会成立后，王洪文就成了市革会的领导成员和副主任，但他仍能与总部其他核心成员一起参加总部的学习会和整风会，并能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起了榜样的作用。这在我的五本“工作笔记”中有不少记录。在他担任了市委和中央重要职务后，虽然直接指导总部的工作比以前少了，但还是一直关心着总部的学习和工作。 ③“工总司”也能注重自身迠设 正因为有了张春桥的关心和教育，在王洪文直接主持下的“工总司”总部能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使“工总司”顺利地转型为“总工会”。下面就据我的“工作笔记”所记和我的回忆，简要介绍一些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学习和整风的情况，以及总工会常委会的学习情况。 （2）“工总司”早期的几次“整风”和学习会情况 67.5.20.张春桥接见“工总司”主要成员，在讲话中对“工总司”作了严肃批评 ①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工总司”总部在“安亭事件”结束不到两个星期时，进行了第一次“整风会”。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工总司”才成立不过半个月，机构不齐全，人员很混杂，总部的主要成员间也还不熟悉，以致整天显得乱哄哄的。许多来总部的人对这种情况都很不满意，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在我的第一本“工作笔记”中，早在十四日就记录了大家在“群众大会”上所提出的三十多条意见，但之后情况依旧，甚至更乱了。连我们自己对这种现状也很不满意，这样就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的总部整风会，让大家对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所谓的“整风会”，其实也只不过是让大家讲一下对他人的意见，以及对他人批评自己的意见作辩解，并没能起到什么真的作用。这当然也是与我们这批人刚从基层走上社会，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有关。 ②六七年四月二、四日，“工总司”总部又进行整风和学习会。在解放军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帮助下，这次的整风学习会显得比较正规。首先安排了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以及有关的毛主席语录。还学习了姚文元在市革会扩大会上所作的“整风报告”等有关文章。通过学习，再对照总部存在的问题和各人的实际情况，大家畅开思想谈认识，检查自己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相互提意见，开展批评。我现在回顾起来，认为在总部多次的整风学习会中，这一次是效果显现最好的一次。基本上达到了在学习开始时提出的，加强总部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革命性的目标，解决了以前总部机关的混乱情况，确立了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和工作秩序。 ③六七年五月初，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再一次开整风学习会，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在贯彻“贵阳棉纺厂革命大联合经验”时，造反派们从上到下都产生了混乱思想（即关于“工总司”要否“倒旗”的问题），由于在宣传上的偏面性，加上当时反造反派势力的一度嚣张，使“工总司”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总部核心成员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张春桥在京接见王秀珍等人的讲话向我们传达后，总部核心成员经多次学习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并通过《工人造反报》发出“工总司”不解散、“造反队”不解散的明确宣告，为使造反派“重振军威”，总部还决定了召开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即"5.9"大会）。 现在回顾当时情况，我认识到这次的整风学习会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虽然对如何学习“贵棉经验”和“工总司”不解散的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但对当时造反派中存在的一股“怨气”并没有很好的疏导，反而起了某种煽动的作用。又因徐景贤的电视讲话讽刺了“工总司”，加深了双方的矛盾，闹出了一场风波。这也是与当时的文革形势要求不相符的。 ④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讲话，而在二十日，张春桥还接见了“工总司”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张春桥在这次接见的讲话中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据我“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内容，可归纳为：<一>批评“工总司”召开的“5·9”大会。他指出：你们“情绪太焦躁了，焦躁容易出错误”；“现在你们受到些压力，急了，对形势的估计，有些极左”；“你们考虑局部的多了些，考虑全面的少了”;还指出：你们都经过半周年了，水平应该比过去高了，再过一年该更高了。他同时还批评召开这个大会“有些铺张浪费，这点我不大满意，我们的同志太不朴素了，这样是不能重振军威的”。对于"工总司"因"5.9"大会而与文汇报闹矛盾之事，张也表示：“我对文汇报的做法也不满意，跟他们谈了”；“文汇报最近受的压力也很大，我们要支持他，虽有些缺点，要看主流”；“我不希望你们与文汇报唱对台戏，否则最后两败俱伤，能接受一点就欢迎一点，不能接受可以保留”。<二>批评“工总司”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张指出：““工总司”弱点太多，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的弱点”。对保守组织“都不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很好的学会政治工作，做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三>提出“工总司”的“组织要整顿一下”，“组织任务服从政治任务，组织要看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式”。“现在还主要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你们内部也要搞搞大联合。可以吵架，但不能无限上纲”。（注：张的这些话是涉及到“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归口大联合问题）。<四>张要求“工总司”“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谦虚、谨慎、朴素的作风，我们要想到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千万不要搞排场”。张还要求“工总司”在这次市革会扩大会上，“希望你们在大会发言时也能检查下自己的缺点，这个检查要从全局来看（和中央贺电、中央文件比差距）”。 在张春桥接见讲话后，“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在王洪文的主持下进行了学习讨论。王洪文在会上表示接受张的批评，认为“工总司”确实存在“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眼下无人，自己高于一切”，甚至“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注：这是指“5.9”大会受到徐景贤和文汇报批评后总部派我和王秀珍等人去南京找张春桥告状，但没见到张。回总部汇报后，大家很不满，认为张是支持徐和文汇报的，就有一些人议论到要去京找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王洪文还提出，“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为此，总部决定：结合学习讨论市革会扩大会议“决议”和张的接见讲话，总部核心班子从二十三日起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会。在我的记忆中，张春桥的这次接见也是在“安亭事件”后的第一次对“工总司”存在的问题（不是只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较集中的严肃批评，而且还明确地要“工总司”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作自我检查。而在这之后，张每次接见我们时也或多或少地会有所批评的。这也使我们对张春桥增多了敬畏之心。 总部核心班子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三日每天上午半天在原市委党校集中学习整风，下午仍回总部工作。在六月三日后，又转入学习市革会扩大会议“决议”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这中间又掺插举办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学习班，部分基层造反队负责人学习班。整个学习时间一直延续到六月中下旬。整风和学习会都由王洪文主持，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在我的“工作笔记”第五册上，对这次的整风和学习活动有较多的记录。现在下面摘录一些主要内容。 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的三天主要是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分两个小组座谈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义和解决学习的态度，以及联系我们的实际改造思想和做到思想革命化。 “工总司”学习张的讲话，“开门整风” 五月二十六日，“工总司”邀请各市级群众组织负责人来参加我们的“开门整风”，听取他们对“工总司”的批评意见。作为市级机关造反派群众组织“机联站”负责人，又是市革会领导成员的徐景贤和王承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很重视我们的这次“开门整风”会，专门作了指示:"工司能够这样做是很好的，工司成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现在这样做是很好的开始。”“由工司带头把其他的革命造反组织带起来，要向他们学习，要高举旗帜，巩固大联合”。“除了向工总司提意见，也可征求工总司对其他组织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发言的各市级组织负责人对“工总司”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有些还是较尖锐的指责。徐景贤也在会上发言，还就“工总司”的“5.9”（半周年纪念）大会所发生的一些争执矛盾问题，作了些自我批评。 五月二十七日，在王洪文的主持下总部核心班子专门开会，回顾昨天会议其他组织对我们提出的意见，把各组织提出的批评、指责归纳为十六条意见和问题。主要的有：“许多事例上表现了工总司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他组织不够尊重，老虎屁股摸不得”；“工总司核心应整顿，内部不统一，随便发文签字，不考虑影响如何”；“组织庞大，基层混乱”，“经常发生摩擦”;“总部无约束力”，“管了也不能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当前斗批改”；“有些山头主义味道，目前仍有跨行业的组织”，“总部对此无积极地做工作及明确地表态”；“节约闹革命做得不够”，“搞小汽车容易出修正主义”（指总部一些头头都有小汽车用）；对总部召开“5.9”大会的批评也不少，认为“不利于大联合”，“大会后许多已联合的单位又重拉工司队伍”；总部在有关“公革会”和“版司”等一些组织的态度上有“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问题。 针对各组织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总部核心班子从二十七日到三十日连续四天继续通过学习、讨论和提出整改措施。部队支左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在会上提出：“要有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问题”，“研究一下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几天的会上，各组核心成员汇报和检查了各自的问题，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注重研究了“边整风边战斗（工作）”的问题。总部为此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在总部增加党员人数。后由王秀珍和王明龙负责从一些基层大厂造反派中选调一些党员来总部工作（如金祖敏、倪叔英、徐文豹等），并让他们参加总部核心班子的活动。以后又从基层单位选调了一批较年轻的党员（不都是造反派）来总部当工作人员。二是调整了总部机关的工作机构设置。为适应当时的“斗批改”需要，总部机关的工作机构改设工业、交通、市政、郊县、群运等组和办公室，与市革会有关组室对口配合工作。 总部核心班子的这次整风学习会到六月三日暂告结束。王洪文在五月三十日传达了张春桥对“工总司”这次整风学习会的指示：“1.你们这样做很好，希望要保持下去。2.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为原来那些小的问题上争论了。3.我对你们这次做法很满意。” ⑤六七年六月三日市革会举行了报告会，由张春桥就当前形势作报告，姚文元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之后"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就集中学习张.姚的报告，以及市革会的“决议”。张、姚的报告中重点讲了:“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革命造反派要看主流”，“看解放军的工作也要看主流”。"新的革命秩序基本上是好的”，“乱是有阶级性的，上海不能第二次大乱特乱，形势变了，口号也要变了”，“好的形势得来不易，破坏它很方便，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造反派学习少了，不看书不看报，光等上级布置任务”，“我们要看到弱点，掌权时间很短，没经验，要谦虚、谨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很好的学习、紧跟毛主席”，“情况变了，需要我们坐下来看些书，坐下来批判”。“我们的同志对夺权后的地位变化不大理解，不能意识到地位变了”，“还不善于做思想工作，不能很好的听不同意见及反对过自己的人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 67.6.10.张再次接见讲话提要求 六月十日，张春桥又一次接见了“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他在讲话中说：“今年一、二月份用过昙花一现的人物这句话，希望工司同志不做这种人”。“实际上从去年十二月开始，造反派中已有分化，有昙花一现人物下去了，挽救也挽救不了”。“走资派利用我们的弱点，不断分花我们队伍，我们就要不断提高觉悟，培养一批左派，这样的人越多，革命就有到底的希望。我希望你们能革命到底”。“有些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到了某一场合，就会犯错误，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私心一来就会犯错误，我们遇到问题要少想一些个人、小团体，这样想问题我们的心胸会宽一点”。“要务必好好学习，不要放松。学毛主席著作，碰到问题就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不是马上就去解决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学习，要真正地认真学一些东西”。“你们要当心，不要因为你们犯错误，逼着我们出来批评你们。上海局面搞得好对华东、全国、国际影响大了”。张春桥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及到毛主席“用工人造反队来改造工会”的设想。、 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认真学习了张春桥的多次讲话，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要强调学习，到基层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作风";“在正常的学习外，要多看看书报”;“边学习边检查，要结合实际检查思想”;“把工总司的学习整风情况告诉大家”。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总部还开办了“工总司”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学习班，部分基层造反队负责人学习班。重点是要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促进大联合。 张春桥在这一时期（也包括六月之前的）所作的报告和讲话，都十分强调：造反派们要认识到在夺权后，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受到压制而起来“造反”，"不等于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告诫我们要“真正地认真学一些东西”，“在斗争中学习毛选”，“靠毛泽东思想，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还要克服“私心”，少想些个人、小团体利益;要学会“善于做思想工作”，“工作搞得踏实一些”，“多联系群众”等等。 现在再来回顾那时候的学习情况，老实讲对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些人中真正读懂、理解的能有多少？也只是抱着单纯的信念，认为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去做是不会错的。对张春桥的讲话，我们也认为是代表了党中央精神的，是要认真贯彻的。而事实上，张对我们的许多讲话、指示，也是针对我们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工人新干部，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加以引导，提出怎么去做的要求，并不都是空泛的理论说教。所以使我们在学习后感到是深受教育的，也使大家对自己地位变化后的情况有所警醒，大多数人能较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学习在“工总司”总部思想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⑥六七年七月起，因社会上“联司”和“支联总部”的活动日益加剧，“工总司”总部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此。在“8.4”行动解决了“联司”问题后，又集中力量解决有关单位的武斗问题和促进大联合的工作，之后又全力筹备召开全市工代大会。这段时间中，总部核心班子也仍然安排有学习时间，当时主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形式，核心成员每天上午都集中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学习，下午分散活动。但这时的学习没有中心内容，流于一般化，因没有记录留下，也记不起有什么突出的情况。 六七年底的“工代大会”选出了“工总司”的常委、委员后，王洪文曾提出过每周一次的委员集体学习，地点在延安西路二百号会堂，因人多分为二个小组学习讨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的报刊重要社论文章，市革会重要会议的精神。特别是每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就立即组织学习讨论。但这个全委会的学习效果并不好，原因主要是人数太多，相互间又不熟悉，发言也只是泛泛而谈，实际流于形式。六八年间又因市革会建立工宣队和各工宣队办公室，总部核心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被选派到各个工宣办任职和工作，全委会的集中学习形式已无法实行下去，就结束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里较重要的一次学习是在毛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的指示后，总部核心班子（常委和在机关任组长的委员）有过一次整风学习会。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谈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重点就是有关专用小汽车和调住房等问题。我记得在学习之后不久，有个香港工人代表团来沪访问，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市革会外事组要求“工总司”派人去与代表团座谈介绍情况。后就由我和戴立清去华侨饭店与代表团座谈，除了介绍“工总司”的情况外，重点就谈了我们学习毛主席“斗私批修”指示的体会，举例讲了从要求配自行车发展到要配小汽车，逐步升级，脱离了工人群众等情况。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谈“工总司”的“整风”学习 ⑦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在他所写的《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叶昌明<工作笔记>介绍》（以下称为“介绍”），对“工总司”总部核心领导班子的整风和学习有所评述，在此简要摘录一些内容如下。 “介绍”提到：“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在向市委“资反路线”造反的同时，“对草创时期总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即“工总司”成立刚过半月，而“安亭事件”结束尚不到两周，“工总司”总部就召开了第一次内部整风会议，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他在开头就表示“各种思想存在，各种人都有，有政治扒手。不能抱有私心杂念来搞运动”。“工总司”二把手潘国平发言指责了别人，也为别人批评他′的事作了辩解，并提出，“司令部暂停三天接待，整顿内部”。常委蒋周法指出“总部很乱，有人在争权夺利”。“这样的内部整风会，《工作笔记》中记有很多次”。六七年四月二日和四日，“工总司”总部又连续召开整风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部成员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每个发言者都做了自我批评”。王洪文在发言中讲“工总司成立后最大的缺点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有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政治领导，开会也很少谈政治，这说明了我本身没有突出政治，造成了总部工作被动，没有关心同志的进步”。此外，“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有许多问题的决定是武断的，独断独行，客观上是碰头少，主观上是自己说了算，单干，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不相信同志。常委集体研究处理问题少，个人处理问题多。总之，我没有当好班长，没有发挥左右手作用。”潘国平的自我批评是“组织上的混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养尊处优的思想”，“由于地位发生了些变化，因此思想上也有了些变化”。常委陈阿大说“我比较主观片面，容易冲动。安亭事件后，我对老王、小潘有些怀疑，发牢骚”。“会上也有对他人提出批评的”，“蒋周法没有点名的批评，所指的是王洪文”，“王洪文对蒋周法的批评丝毫没有辩解，而是虚心接受”。上海警备区“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负责人康宁一在这次整风会上作总结时，“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造反派本身思想的变化，‘在我们常委和组长里，地位的改变，思想上没有跟上去’，‘我们现在不要忘了一个工人的本色’，‘原来的造反派脾气在逐步消逝，坏风气在成长’。第二点是内部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形成，‘没有形成集体领导，各自形成山头，这是很大的危险。没有顾全大局，为革命利益着想’。康宁一强调的两点正是‘工总司’总部内几次整风会议所要整的重点。” 金光耀教授在“介绍”中还评论讲：“《工作笔记》中的这些信息展现了‘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对‘革命造反派’往往只是强调、突出其‘造反’的一面，其造反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在基层单位受到了压制。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确实是还有‘革命’的一面”。比如“时刻警惕地位改变后思想发生变化，时刻不忘保持工人的本色”。“这反映出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不仅仅是口头上喊的空话，而是确实成为大多数造反派认同的评判人和事的‘革命标准’。”金教授还在评论中指出：“工人造反派内在的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在于他们对‘党’的态度。造反派起来造反，其矛头所指大体上先是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然后升级至上海乃至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冲击、批判党内走资派时，造反派表现出对本单位和本地区党政领导权威的蔑视，但同时党在他们的心目中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介绍”中提到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工总司”总部第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总部内部的乱像，就有人提出‘要有党的领导’，并建议发动党员‘参加核心领导’”。事实上，王洪文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工总司’的司令，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造党内走资派反的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和相信党员的作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理解‘文革’初期千百万工人、学生充满热情投身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此种思维方式一直在延续。1967年5月，‘工总司’在整风后，要从基层抽调人员充实总部，考虑人选时党员仍然是重要标准”。 金光耀教授还在“介绍”中评价了王洪文当时的表现：“关于内部整风会中王洪文的发言，当时满大街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并无记载，《工作笔记》对此却是实录。应该说，此时的王洪文虽已贵为‘工总司’司令，但在‘工总司’内部整风会上，还是力图按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务必’，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去行事，对自己行为上有出格处如坐小汽车去吃饭等毫不掩饰地作自我批评，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工作笔记》中对王洪文的记录颇多”，“比如，1967年5月9日，‘工总司’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遭到徐景贤以及《文汇报》社论的批评。‘工总司’内许多人如潘国平等都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王洪文的态度却有所不同。5月22日他在‘工总司’内讲，‘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同时他还批评了‘工总司’内的几种错误思想，如‘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其他工人造反派大都从‘工总司’本身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王洪文与他们不同，他常常能超越‘工总司’本身的立场，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确比其他工人造反派要‘成熟’些。” （3）总工会的常委学习会 七三年市五届总工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产生后，我提出并得到王洪文、王秀珍同意后，市总工会常委会确定了学习会制度，全体常委每星期一上午半天在市总工会五楼会议室集中学习（平时在单位劳动的常委也都参加）。最初的几个学习日，除王洪文在京外，所有的常委都能来参加的，但不久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这三位有市委常委职务的就不再来参加了（一个原因是市委常委会也有了每天上午学习的安排）。其他常委还是都能来的，凡因故不能来的，也都能请假的。因工作需要，我报经王秀珍同意后，让总部机关的各组室主要负责人和直属的市业余工大负责人也列席了常委会活动（直属的市工人政校和市工人文化宫负责人都是常委）。“十大”后王秀珍传达王洪文指示，让上海几位新当选“十大”中央候补委员的工人新干部也来列席市总工会常委会。这样，市总工会五届常委会实际上就有了三部份成员：一是正式的常委，二是总部机关组室和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三是几位“十大”后补中委的工人新干部。 常委学习会的学习内容，除了结合当时的形势，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指示，中央有关重要文件、文章（如“十大”报告、党章等，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运动的内容等），最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马列主义有关著作。学习的方式就是一本本书的通读，当然每次只能读一段或一个章节，读后大家议论谈谈体会感想。首先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以后是读马列的有关著作。当时毛主席对党内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有个指示和开列的书单，我们就是照此办的。现在还记得读过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社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二年多时间内，大约通读了十来本书。 当然，我们这些从最基层上来的工人新干部，在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历史知识等各方面的水平都是较低的，要学习这些高深的理论著作，是很困难的。不要说是学好、学深，就是要读懂书中的一些名词，或弄清书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等，也都是很难的。我现在还有的印像，当时读《共产党宣言》时，开篇的一句“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大家对此就很不理解，因为对“幽灵”这个名称，我们习惯上认为是不好的，怎么能用来指代共产党（共产主义）呢。还有《反社林论》中的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开始还认为黑格尔的这句话是对的呢。尽管如此，大家认为还是要坚持学习下去，我们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抱着坚持下去必有好处的态度，多读读这些书毕竟能多少增长些知识，知道一点辩证唯物主义，知道一点马列主义的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知识。 我现在回顾这二年多的学习情况，也感到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这个“知道了一点”。因为像我们这样一批“造反”上来的所谓“领导”，过去那知道“这一点”，不要说是读这些书，很多人连这些书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再有，通过这样的读书学习，毕竟对我们还是深有教育的，至少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作为一个已担任领导职务的新干部，自己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也会有所谨慎约束。 推荐阅读： 叶昌明：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一）“名份”与“文革”、“造反” 叶昌明：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二）上海文革中的反分裂斗争 叶昌明：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三）上海文革中的“总工会”与“党委”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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