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

　　对剪刀差研究的兴旺，肇源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经济学界试图给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积累能力寻找一个外部来源，这是就理论的解释功能方面着眼的;二是分田之后也有些学者试图从“国家工业化对农业和农民的历史负债”角度去寻找一个新的政策支农的道义支点，这个有明显的道义意涵。

　　不过，从剪刀差本义(提高工业品价格同时压倒农产品价格)来说，中国从未进行过相关操作，历来的价格政策实践都是相反的——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降低工业品价格，据国家物价局资料计算结果是：1976年相对195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1倍，而农村工业品销售价格仅仅上升了9.75%，农产品相对价格则提升了1.91倍，如果从比较剪刀差概念原本的概念内涵对照，毛时代农产品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恶化，还大为改善，相对工业品的净贸易条件提升了191%，完全不存在任何扩大剪刀差的价格变化依据(见附录)。

　　检索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著作，发现他本人在1956-1957年间曾经五次谈到过剪刀差问题，此后这个问题就从他的思考中间消失了，而相关的价格政策实践倒是一直延续了他所说的“缩小剪刀差”方向。

　　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为加快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这种交换关系使得农业和农民的部分收入额外地流入工业，当时被称为“超额税”。在1923年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这种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 | 图片来源：网络

　　作 者|老田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稳定物价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国家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本次谈话公开发表版本的文字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国际关系问题。一部分不要盲从，有的我们已有经验。苏联已展开很大批评，有些在我国、在苏联都不适用，我们鉴于他们的垂直领导犯了很多错误，如对肃反，我们就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一长制是军事观点、群众路线还是恩赐观点，积累资金办法是剪刀差还是征税都有问题，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了，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建设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错误，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特别是谈到农产品价格问题，邓子恢同志在福建发了一个电报，他主要是讲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了，尤其是粮价，所以农民不愿生产粮食，他主张提高粮价，同时，中央主张对生猪的收购价格也提高一些。现在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是节约，抓紧不要多销，另一方面，还要使农民愿意多生产粮食，这对于解决副食品供应，特别是猪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不愿生产粮食，没有饲料，猪也就养不起来，如果粮食多了，再把生猪价格提高一点，发展生猪也就比较可靠一点。总之，农产品价格要定得恰当。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负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梁漱溟也替农民叫过苦，党内也有人叫，好像党中央省委不代表农民，只有他们代表农民。江苏有一个调查，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有余粮不卖。军队有同志反映说：“乡村左了，城市右了。”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举例说，一个农民一年收入六十元，工人一个月收入六十元，但一个工人养活四口人，平均每人十五元。以户来算，工人每年拿七百二十元，农民每年拿二百四十元，但城市费用大，农村费用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农村很多副业没有抽税，税收取了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再从剪刀差取了农民一部分，不到百分之十二，两部分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比苏联百分之四十五少的多，至于统购，只按市价买的。国家帮助农民主要是肥料、水利(小型水利农民搞，大中型水利国家搞)城市看来好像右了。过去资本家每年拿去一亿五千万，六年拿了九亿，现在定息七年这么给他八亿，共十七亿。那时候还要看情况，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

　　附录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价格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从未有过执行过扩大剪刀差政策的数字依据：“以一九五〇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十六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