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冠以“中国学派”的学人当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着鲜明的特点。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1978年，16岁的李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读研究生时，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转而学经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培训班，将其中优秀的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国匹斯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2003年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任教以来，李玲始终在医疗卫生改革领域进行“深耕”。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本世纪同时开启医改。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总统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医疗改革计划。多年来，美国把非常多的钱花在国民医疗系统上，人均医疗费用达到1万美元，几乎占人均GDP的20%。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拖垮了家庭和个人。奥巴马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推动医疗改革绝不是一种奢望，而是选择了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他将美国医疗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为美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全新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就及时启动了医疗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建设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平价医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并同时在多个地方展开试点。
2003年初，已经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决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她却一头扎进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漫漫艰辛实践中，从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十分贫穷，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国就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跃升。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的卫生特点。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和国际同等经济条件的国家、甚至人均GDP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已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人间奇迹”，它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构建保障体系。而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全民讲卫生，同时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医疗制度，这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发言中强调：
【“未来我们与发达国家比拼的不仅仅是GDP，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应单纯以GDP来衡量，而应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因为健康是最综合、系统、优良的考核指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优质、高效、低耗的体系，让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
为此，十几年来，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国”改革创新大路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尽力扩大了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责任逐步弱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公立医院所应承担的公益性功能不断减少。
改革初期，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等创收措施，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强烈不满，政府压力也很大。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据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医保覆盖率只有15%左右，农村参加医保的人不到5%，全国病患者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提早出院。医院多开药、多检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医疗改革的争议加剧。
本世纪初，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从刺激经济增长、减轻政府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继续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甚至主张公立医院向私有化转型的思路。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场”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误，这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契机。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观地总结和反思医改的方向问题，旗帜鲜明地倡导在医改中坚持政府主导和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对全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最早坚持公益性医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题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症结在于“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提出建设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同时，她借助参加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课题的机会，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之前医疗改革路径的反思。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医疗问题的根源是市场机制不够吗？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呼应。中央对医改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在进行理论争鸣的同时，李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基层改革的亮点，帮助地方进行改革实验，不断凝聚走向公益性医疗体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对整体改革进行全局部署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开展实验，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卫生强省”战略；北京等地试行“平价医院”；上海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浙江省镇江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了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制度；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村医补贴；西北五省区较早启动基层医改，恢复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宁夏自2006年开始推出了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的“三统一”政策。对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经验，李玲一旦发现，就倾注大量热情给予支持，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后来，这些办法都在新的医改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硬币总是有两面的。对于当时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实验，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关注。2006年4月，李玲带领学生赴江苏省宿迁市，围绕该市将公立医院全盘私有化的改革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宿迁医改“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对这一案例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给中央确定医疗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改革，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医改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党中央逐步确定了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意见。
2006年8月，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这标志着医改已进入实质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
在这个阶段，李玲教授及其团队为医改方案的出台进行了大量支撑性研究。2007年初，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还委托北京大学等六家机构，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独立研究，这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牵头完成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医改方案建议，提出了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与其配套的医疗卫生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人才培养，以及药品、器材供应体系，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团化实现双向转诊，推进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综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药物由国家组织统一生产、采购和配送等。这些建议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此后几年，李玲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医院、医保、药品器械、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使医改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具体如何落实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医药流通领域灰色利益链、如何增强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没有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难题。在这一阶段，李玲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研究医改方案的任务。她逐步参与到医改操作层面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国务院医改办的委托，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赴东北某县医院，进行了长期蹲点调研，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公立医院药品实际的加成率，为确定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中，医疗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李玲教授进一步拓宽了视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健康强国战略”，把健康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目标。按照李玲教授的阐释，“健康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数人的现代化）。她认为，这是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发挥了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医改的升级版，“健康中国”实现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综合统一。
2008年，在迎接建国60周年之际，李玲系统总结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用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她对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建设撬动全面改革、加强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思路。
与此同时，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对地方医改进行调研，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鼓励和支持基层的探索，为全国医改趟出一条道路。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调研，发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发现、研究并推广2010年开始的安徽省基层医改、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医改的学者之一，这两个典型分别在基层和公立医院探索出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而且成为全国改革的样板模式。2013年之后，医疗卫生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触及巨大既得利益时，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强完善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花大量时间调研，支持地方试点，从现实中发现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依据。
2019年9月，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前，李玲教授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挥了制度优势，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医疗保障，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