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手段与目标的匹配性分析

　　从手段与目标的对应关系而言，港独暴徒的愚蠢性表露无疑。我们先站在港独暴徒的立场上，做一点简单的展开和分析，需要用什么样的抗争策略去匹配什么样的诉求目标。

图解：手段与目标的匹配性关系矩阵

　　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抗争：有些越界的话不能说，说了需要明智地收回去;有些事不能做，做了之后要自觉去警察局投案。

　　显然，如果选择外部抗争实现港独目标甲，那么，说什么废话都不会有用，只能够组织百万雄兵打败解放军，此外别无出路;或者，如果能够组织新的八国联军进行干涉，那就能够对外分摊军事成本，搭列强的“便车”了，那也是条路子。也就是说，选定了外部抗争的目标甲，配套的实现手段也只剩下手段甲——军事或者战争解决问题，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除了搞乱自己人的思路之外，都毫无实际价值。

　　如果选择目标甲和手段甲，那么，达成军事动员方面的隐秘性十分重要，不仅仅是要麻痹对手给自己争取时间，还需要就此进行长期的系列努力。此时，各种敌对情绪和目标的公开表达，一切引起对手警觉的行为，都是标准的内奸泄密性质和典型的叛卖行为。

　　反过来，如果选择内部抗争，追求民主或者其他社会政策目标，那么目标乙的实现也就只有手段乙配套。此时只能够在主权作用范围之内的法律框架下活动，一切超越法律界限的言论与行为，都会带来法律后果。如果不想要承担这些法律后果，以为透过手段乙可以隐晦地推动目标甲，那并不妨碍被对手直接推定“目标甲”，但那样会带来自身基本队伍认识和策略方面的严重混乱。

　　口里叫嚣着“时代革命”，实际上连手段和目标的边界都闹不清，或者说不想遵守，此种政治玩法完全是自寻绝路。革命权威毛主席很强调实事求是，以港独港闹事件的经验加以检验，可以得到新的镜鉴：一是组织者不能够存有任何私人目标和投机方面的幻想，二是不能够幻想混淆手段与目标的匹配性去拓展新的政治空间;这两者都是反实事求是的，都是必然会垮台的。

　　总而言之，想要透过手段乙去实现目标甲，或者透过手段甲去实现目标乙，都会带来根本性的紊乱和自我垮台。不管运动选定怎样的潜在抗争对象，运动能够对其施加的政治压力均近乎为零，毫无实际威胁，抗争对象完全可以选择坐看风起云落，坐等运动最后垮台。此时，如果警察不介入的话，在混乱思维指导下的策略与目标不匹配，会导致各种“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后果，无需潜在对手出力，就会自动地走上绝路。

　　对社会秩序带来的严重混乱，对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无限制持续下去，虽然不会对选定的抗争对象施加任何压力和心理负担，但会带来支持运动的群众基础的背离和疏远——不管多么具有信仰和信念的人士，其追求政治目标所能够忍受的成本，均有其最高上限，超过这个上限之后，都会理性地选择放弃。借用法国学者巴迪欧的概念：忠诚不会是无限的，总会达到最后极限，然后就饱和了。

　　当然，如果港独港闹事件的群众基础，具有无限忠诚特点，永不担心饱和问题，那显然就具备条件组织起一支“上下同欲”的无敌军队，战争解决问题了。此时，一切虚饰托词均属多余，直接可以选定手段甲去追求目标甲了。不过，这种状况历史上没有先例，中上层的所谓抗争总是充满着门户私计和机会主义，最接近上下同欲无敌状态的，历史上只有过哀兵奋起时代的底层反抗时期。

　　由此看来，警察的过早介入，终结了混乱的继续，对运动自身而言，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很多支持群众尚未达到忍耐上限，这可能会导致港独潜在支持力量的持续高位。因此，警察过早终结港独暴徒制造的混乱，对于港独事业自身而言也是一个“慈善事业”，在港独群众基础彻底瓦解之前——在最后阶段的饱和之先——就进行高位止损了。此种司法行为，等价于预先实施了政治性的“救济”——避免了忠诚下降到门槛水平之下。所以，此一类选择完全可以界定为政治上的慈善事业，若非如此，对一切潜在对手而言，等到那个多行不义的最后阶段，民众强烈呼唤“利维坦”出场之时再选择介入，才是最为理想的结局。

　　四、如何降低目标实现成本：敌我识别与缩小敌对范围的重要性

　　在港独港闹事件中间，除了选择内外部抗争手段与目标方面的不匹配之外，还存在着抗争对象选择的严重扩大化。火力不集中的后果，是杀伤力严重下降，使得真正的抗争对象，完全处于逍遥自在的主动地位。

　　如果是要对统治阶级说不而抗争的话，显然，就需要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反过来如果想要是与老百姓为敌的话，那就迫切需要与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最低限度，这两者不能够同时都选，一次性全部对上。

　　港独港闹事件中间，以登报“驱赶蝗虫”开始，打击矛头向下，根本上得罪了内地民众，然后又肆无忌惮地攻讦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而且还仅仅把批判水准局限于辱骂水平，这是与统治者割席。如果是出自力量自信，有能力把两者都同时都打垮，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港独港闹群体的力量之差和组织之稀松，哪一个单独目标都应付不了。

　　政治上的智障综合症之所以坏事，蠢猪选择之所以蠢，这是进入了错误的领导权或者世界观所设定的盲区——就是陷入了那种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对手的癫狂状态，在批判锋芒选择和力量投放方面完全陷入紊乱，甚至还进入了那种连力量对比都不愿意认真看待的智障状态。

　　此外，港独港闹群体还肆无忌惮地选择攻击平民和商铺，这就自动地与水晶之夜的纳粹冲锋队关联起来了，这样的抗争方式和对象选择，除了授人以柄和政治自杀之外，看不出任何别的出路。从这样的选择出发，运动实际上走入了“最大化道义损失”的歧途，一切运动支持者或潜在支持者都陷入损失分摊的最坏境地，就算是黑帮老大出面支持这个，也终究会带来脸面上的难堪和损失。即便有黑老大对于传播手段渠道的垄断，那并不能消灭损失，而只能够推迟这种损失的到来时间而已。

　　之所以出现此种重大失误，还完全没有纠偏和节制，这里没有任何别的原因——运动组织者的机会主义心理，想要趁着党国余孽在香港深耕数十年而塑造的“受众商品”特点，迎合这股情绪做出各种极端表达，获得“代表性”方面的政治资本积累，为将来可能的选举中间，把潜在政治利益积累兑现为进身之阶。

　　以此而论，组织者有没有担当，至关重要。组织者是冒着个体损失去引导运动的止损路向——牺牲个人的潜在利益而促进运动高涨，还是仅仅怀有投机心理——想要以运动为手段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本存量，这两个不同的选择，会带来极为不同的后果。总之，这场持续数月的运动，没有人从内部提出止损目标和问题，看来组织者也只有小算盘和门户私计，运动最终放任自流，走向了无人关心运动自身及其公益目标的歧路。

　　换言之，运动组织层的机会主义，是由运动自身的内在缺陷所致——此种头脑(领导权)与躯壳(结构)不匹配引发的，这种对接错位，促成了领导权的悬空状态——仅仅与一种普遍情绪相关而与结构无关，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葛兰西所说的“凯撒的历史性出场条件”。

　　政治策略选择的蠢猪性，与运动组织者的私人目标，倒能够完全契合。但是对运动自身的损害则是根本性的，此种丧尽人心人望的搞法，短期内是过度消耗了支持阵营民众的反抗潜能，长期而言是断送了运动目标。结果，使得这样一场持续数月且动员了巨多参与者的抗争，最终成就不会超过塑造为数有限的几位明星政客的高度。

　　很难相信，当今世界上还有这么愚昧无知的群体，会跳出来玩政治，还跳得那么高，一不在乎越过伦理底线丧尽人心人望，二不在乎把大多数驱赶到对立面去。据说他们身上还寄托了更多沉默群体的期待，唉。如果这样的组织者成为列强反华政策工具的话，显然，当最顺服的走狗也只是些政治上的瞎子——瞎走狗不仅会损害黑老大的脸面，还会严重损害到走狗代理链条的效率。

　　此种蠢猪选择带来的无形损害，不要说骤起骤落的乌合之众会承受不起，就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帮老大都难于承受。虽然以黑老大之强大，能够承担人心人望损失的能力超高，但也有其最高限度——不会超过黑帮老大与诸潜在对手之间实力差距所许可的幅度。更何况，黑老大支持瞎走狗，也是要付出无形成本的，支持瞎走狗也会带来无形损失的，瞎走狗越是乱来，哪怕是口头支持这些人，需要付出的无形损失也会越大，要知道黑老大的无形资产也不是无限的。反过来，如果走狗很明智很得人心，黑老大的支持和站台，就会自动得到道义光环的加持，实现无形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换言之，瞎走狗的私人目标与运动走向的歧异越大，损失的民心民望越多，黑老大出面站台，为此付出的无形损失就越多，即便是瞎走狗此后选择成为黑老大最铁杆走狗和代理人，但代理人效率与无形损失之差，对于黑老大自身的无形资产积累也会造成重大影响。说到底，黑老大与走狗之间的利害关系互换，也许有助于短时段对运动组织层的激励，但，并不足以承载一种合理的领导权的功能性地位，也掩盖或者弥补不了运动自身的脆弱本质。

　　有些港独港闹群体的组织者，被讥讽为“昨日旧走狗、今日新政客”，这是就组织层的部分血脉传承者而言的。也有些新生代的运动组织者受到足够的激励，循此路去积累政治资本，还能够预期在未来转换为实际的政治收益，当然，其前提条件是主权永远不对政治从业者起到规范作用，否则，基于主权与政治从业者的一般关系准则，对于鼓动或支持法西斯行为和国家认同错位者，极有可能颁布政治行业的终生禁入条款，此种走狗类政治资本积累会贬值为零甚至负数。

　　五、是非黑白的颠倒镜像：警察行动的“非预期后果”

　　如果不从历史渊源追溯暴徒们的理性无知，以及领导权与结构的不匹配状况，仅仅从运动的策略选择看，很容易认定港独港闹运动似乎一直都在“特务破坏”的控制之下，如果运动持续下去，肯定会走向自我搞垮的结局——在铁杆支持者群体那里也会收获到神憎鬼厌的后果。而避免这个最坏政治后果的兑现，直接源于警察的“强制平仓”行为——这导致了“高位止损”的实际后果。

　　一个只要具备初步辨识能力的普通人，不需要多少政治经验和专门知识，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此种政治抗争的后果，这不管怎么说，看起来都象是“特务破坏”的策略——近乎一切选择都服务于得罪大多数、丧失道德形象、疏远群众和最终搞垮自己。就连出面站台的黑老大，都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无形资产损失，千万不要以为黑老大的脸面就不值钱。

　　由于运动组织者的愚蠢程度过高，因此造就了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镜像世界，各方行为人及其策略选择的政治后果，都会因此被彻底扭曲。

　　在这个镜像世界里，警察行为的主观追求是恢复秩序，回应普通市民的秩序需要，但其客观政治后果则是为港独港闹群体进行政治止损。

　　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警察叠次出场带来的一般性威慑，使得抗争行为潮流中间，极端反道德事件数量和烈度均大为下降，这会减少港独港闹群体在人心人望方面的损失，同时还会给其群众基础以更为持久的耐受力，转换为巴迪欧的语言——这会让忠诚更持久并推迟饱和结局的到来。

　　另外一方面，警察最后阶段的强制清场选择，运动近乎戛然而止，其政治方面的“非预期后果”是帮助实现了高位止损，避免了其港独港闹群体的群众基础的最后瓦解。

　　在运动被“高位止损”之后，一个可能的状况是各种潜伏的反抗能量尚未充分充分释放，按照毛爷爷的说法是“脓包没有穿头”以后还有可能反复发作。甚至，如果运动组织层提高了自己的策略水平，可能会带来更为充分的群众动员和更高的抗争水平，到了下一次警察想要出场止损，就不见得能够那么容易成功。

　　警察提前出场终结勇武程度最高的集结方式，其后果如上所言。这个选择有一点点意外，说成是政治慈善事业是仅仅就其后果与功能而言的，另外的可能性是充分小看了反对者的能力和能量——认为其各种后续发作带来的潜在政治损失足够小且可控，那么，从支持者那里收获的微小政治支持的决策也算是合理目标了——这就可以选择承担相关政治成本去回应支持者的吁求。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老田 | 党国余孽在香江(之一)：政治上的“智障综合症”及其隔代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