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先网的长期搜集者及工斗关注者，并且本身也已在沿海工人阶级中生活一年多了，我自有些对工人斗争及其现状的看法；而工农难舍难分，谈工人斗争也不免要谈农民斗争。下面我当然会延续我过去一些基本判断，但着重说明我更多看法。必须有一些“更解放思想”的思路来看待工农斗争，以及更加敏锐及时地捕捉新的重要趋势，乃至做出一些预计。由于不是那么严谨讲究，故也需思考讨论。 一个简括的总体看法是：目前中国工人斗争因为组织这一瓶颈问题，实际上暂时乏力，有趣的是反而在农民及其他边缘群体（如退休工人）的斗争具有多少公开的实际组织，中国目前的阶级斗争是这些具有实际组织的群体先行，但是大工厂的在岗工人由于具有更独立的阶级意识与更大实力潜能，在暴风雨大气候中将会很快后来居上。
1.左右舆论普遍夸大工农斗争：问题在哪？
我常常搜集脂油派（如大纪元、博讯等）的工农斗争报道，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夸大实际参与者人数。这一夸大，目的很明显是要造势。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据我看，这些舆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斗争事件的实际参与者和围观者，对围观者完全不加区分。其实很多惯于看表面现象的普通人（网友）也有这个毛病，有时就是不自觉地跟风起哄。
在一些表达比较充分的事件中，其实是不难看出哪些是实际参与者，哪些是同情或支持的围观者，哪些只是匆匆过路人那样的好奇围观者。所以其实围观者固然也可能一定程度地参与了斗争事件，但这要区分。但一些表达比较盲目的事件中，围观者就可能多是看热闹的路人甚至混杂着许多起哄者，尤其是泄愤事件，动辄“被报道”有数千数万人“参与”，实际上要打很大折扣。我记得有一次连某城市夏天停电、居民被迫上街散步乘凉，都被大纪元报道为“上万居民上街游行抗议停电”，这未免类似于笑话了。在城市里生活多年的人，这种事并不少见，也并不激愤，的确很多人会抱怨停电，但很少人表达为特定的抗议。
作为有调查能力的媒体，它本应去区分，至少应该对人数多少有所保留。但实际上众多脂油派、连同左派媒体不但没有区分和保留，而且往往竭尽全力把声势“说得”尽可能大。但这就意味着事实被夸大被歪曲了，也许一时间这些政治舆论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但却很难简单地依据这些被夸大的事实来做客观评判，更无从由此做出推动斗争的实际建议了。
另外，与脂油派不同的是，一些左派尤其强调暴力斗争必要性的毛派网站，很乐于报道工人斗争的暴力细节，甚至有夸大之嫌。而这些细节的确也比较吸引一般读者眼球。例如有工人论坛曾细致地报道罢工者把办公室沙发扔下楼，以及痛扁擅自复工的工贼。某些暴力细节不见得就很好地反映工人斗争水平，群踩复工者的暴力恐怖方式也未必能促进工人团结。
2.工农斗争的进步有确定的内在联系
中国阶级斗争“在不平衡辩证法中”前进
左派常常会说“中国工农斗争在不断前进”之类的话，实际生活中它也许难免遭到很大怀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工人斗争其实更多是零散的、互无直接联系的，而当一处工人斗争爆发时，其他地方、甚至就在附近仍不乏依然在忍受苛刻条件的工人，或者各地工人斗争的参差不齐实际上也十分明显。
但我却认为，中国工农斗争的确在不断前进，而且这种前进所显示的飞跃突进潜力越来越大。要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简单重复教条。工人斗争的前进背景恰好就是不平衡的斗争现实，所谓“不平衡辩证法”（原创表述者是托洛茨基）用在这里就是指同时存在种种不平衡的工人斗争形态，某些已经发展到较高组织化水平的阶级斗争案例所显示的客观斗争需求，如同鞭子一样抽打相对落后的被压迫工农，迫使他们积累量变到质变在某个时点做出斗争水平的飞跃。
工农斗争的进步其实是有确定的内在联系，例如通过工人流动和工厂扩张、迁移。我接触的很多两广打工者都到过长三角地区打工；沿海工人之间的流动是很明显且很大规模的；国企目前竞相雇佣的大量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他们其实跟私企外资农民工是相通的；虽然南方工人比较少到北方去，但北方工人到南方却很多并且同样促进着南北工人交流。而且众多工人本身就出生在农村，许多农村出身工人春节返乡及一定年龄后返乡创业都促使工农沟通。早有经验显示在城市工业区的罢工经验使得一些积极分子回乡后同样成为农运骨干分子，乌坎村民抗争的主力就是那些在城市里受到大量现代资讯影响的青年人。陈敬慈的个案研究揭示了2004年深圳一家台资厂罢工经验通过资方工厂扩张完整传递到惠州的新的分厂（见陈敬慈的罢工研究），这样的通过工厂转移扩张而传递斗争经验的例子其实也有很多。
不过，上述内在联系虽然是确定的事实，却不是始终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人们总是不能完整地了解全部社会生活细节（除非信息极端发达而通畅、所有斗争事件均被公开分析并且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到，在阶级社会这永远不可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又不再有阶级斗争，所以说这永远都不可能做到）。不但如此，而且人们往往只了解到全部斗争事件的很小一部分，而了解又往往不够深，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工人缺乏全国性的组织网络。所以说，世人往往就难以看到工人斗争内在的联系，乃至怀疑实际生活中是否真的有联系了。但联系是存在的，不平衡中的前进也是存在的。
3.中国工人斗争目前瓶颈越来越大：
组织化迟迟未能破茧化蝶质变为实际组织
如果简单地重复说“工人需要独立工会”是远远不够的，正像少数一些共产主义者说的那样，工人更需要把现有斗争中潜在的“工人代表制”落实下来。实际上，许多劳工研究者均发现，罢工工人中形成的积极活动者或工人代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松散的罢工议事核心，他们实际上已具有潜在组织的特点：例如互相联系和密切沟通、征集反馈周围工人意见、为行动决策与其他工人讨论、乃至推选谈判代表和对外发布消息等。实际上这已经是工人的组织性或者组织化的表现，但却还不是实际的组织。两者区别在哪？
区别在于：只有实际的组织能使罢工工人的积极群体以公开、独立、轮廓清晰的姿态面向广大工人群众，从而可能有力促进斗争壮大；同时能明确参与者（从参与其中的普通工人到各种工人代表）的责任分工和各司其职，使斗争的核心不是按一时激愤或义气或理想、而是按组织的责任关系凝聚起来，从而使斗争更坚韧持续。
从目前工斗搜集来看，中国工人斗争的确是越来越频繁、密集，这一量变事实也的确包含着质变，其中包括组织化的进展。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普遍来说，实际的工人组织仍未产生，冷静清醒地说这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瓶颈问题。
从越发提升的组织化趋势到实体组织的出现，究竟有何具体障碍？内在原因是什么？——与其简单高歌中国工人斗争无往而不前，不如正视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
4.农民及其他边缘群体（退休工人等）的暂时先行与局限性
在大规模产业工人斗争崛起之前，边缘群体或相对落后区域的斗争相对突出，乃至带动和激发了产业工人斗争，这似乎具有某种有趣的历史规律性：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俄国，首先起来斗争的是部分暴动农民及其后到农村民间去的边缘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19世纪60-80年代形成了激进的民意党，俄国现代工运正是后期转向城市的民意党人发展起来的，巴布石金回忆录透露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工厂组织很大部分继承自民意党人在工人中的组织。而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美国中部到西部的流动工人的斗争曾经是全美工运的中心。这些流动工人大多是季节性迁徙到西部进行伐木、筑路、建房、港口、搬运等临时工作的工人，在另一个季节返回中部和东部，闲赋为游民或另寻职业，这让人不禁想起今天中国建筑工地上半工半农的那些农民工（关于当时美国流动工人，福斯特自传深有感触）。然而正是这些产业特征并不典型的美国流动工人，成为当时也是美国百年工运史上最激进的且曾经极具影响力的组织“世界产业工人大会”的阶级基础（官方马克思派不重视它，因为它是左翼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但从阶级意义上它却曾经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工人组织）。
在当今中国，上述某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也一定程度地呈现了出来，这也许是由于新兴产业工人斗争不幸地落伍——它甚至处于比1900年俄、美工人更低的斗争水平上。不过，中国阶级斗争的暂时先行群体，目前不是建筑工人也不是其他农民工，而是农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如退休工人等（包括部分游民在内的黑社会有时是，但黑社会有两面性，以及成分结构复杂、我们所知甚少，所以这里不谈）。
关于农民，应该注意到的是，斗争比较强的例如广东乌坎这样的，实际上他们的主导者已经不是农业收入为主、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属于相当开放的、有一定财产的农民，至少不是“贫下中农”。但是斗争比较强的农民运动分子，也有贫困地区的农民，乃至还有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村干部，关于这一点可参考陈贵棣和春桃夫妇根据安徽农村斗争编写的《中国农民调查》。
农民之所以成为中国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关键之一正是组织更为自然和方便。乌坎抗争直接依据村民历史上的宗族组织，而内地一些农民抗争直接就是村长、村支书带头乃至联合几个村的基层领导搞起的，这些半公开的实际组织长期积累了群众威信，也难以被上层统治者直接否定。这些组织的天然基础，是城市工业区里处于资本管理组织层层控制下的工人群体不具有的。
关于退休工人，这一点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地去联想是否有政治派系在其中活跃，因为退休工人的斗争大多不是各派系鼓动的结果，而是有他们自己的动力。（毛左派工人网极力强调和争取退休工人是泛左圈子众所周知的了，不过早在1990年代末自由派的中国工党也在着重强调、并很早就大量活动拉拢下岗买断退休工人。与其说他们鼓动了退休工人的斗争，不如说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退休工人斗争来壮大他们的政治品牌。）工先网搜集了2012年以来退休工人参与的几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斗争，其一是2月20日起持续长达一周的湖北葛洲坝上万退休工人抗议过低待遇的大规模散步（参见这个专题辑），其二是5月4日起持续长达十天的云南曲靖市一汽红塔汽车厂三千工人罢工，在罢工中发布了给市领导的请愿书并提出工人要求的却不是在职的罢工工人，而是该厂退休工人的国企内的传统行政管理机构退管会。回头看，2009年吉林通钢和武汉锅炉厂的工人斗争，都有老中青结合、在职与退休工人结合的身影；在2010年河南平顶山棉纺厂更出现过长达一个月的数千退休工人集会请愿。我曾经认为老工人斗争已是强弩之末，这一判断恐怕是不正确的了，因为现在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退休工人再经过一段时间会自然离世，但是他们之间斗争经验的传承却也是很有力的（退休后没事干经常能聚会、一起晨练和溜达串联），而退休工人是任何时候都会有的。
目前来说，中国阶级斗争的确是农民和退休工人分别进行的斗争，具有实际组织（而新兴产业工人有组织性，却没有实际组织）。这一点区别却是非常重大的，这使得农民的斗争和退休工人的斗争走在了目前阶级斗争的前列，因为只有在比较明确的群体组织基础上才谈得上策略的应用与斗争过程中各类工作分工的展开。
但是无论那些突出农民斗争的自由派、还是突出退休工人的毛左派，他们似乎都不太情愿承认这两个阶层的明显局限性：其一，无论农民还是退休工人，他们都不容易取得干预资本经济正常运行的效果。农民种自家的地，退休工人无业，他们都无法直接干预资本日常再生产。不过他们的确可以聚集起来拦截公路和铁路，就像1990年代湖北和黑龙江的下岗买断工人都去拦过铁路，而2011年末广东汕尾海门的上万农民拦过公路，但比起罢工，这类方式虽然影响更大得多，却难以持久，更容易面临政府方面的强力打压。
其二，更为致命的是，农民和退休工人的确比新兴产业工人更讲究政治——可是他们的讲政治却是普遍抱有对党国中央的浓厚幻想，带有浓厚的依附性特征。导致这种性质的部分直接原因是，依靠土地的农民和依靠退休金及社保的退休工人，他们的生活来源都与中央一手决定的国家政策息息相关。香港媒体及许多自由派媒体就遭遇过乌坎抗争领袖发自肺腑拥戴党国表白的尴尬，在退休工人方面，部分毛左屈服于部分左倾退休人员寄望党国的现状，干脆把退休工人寄望党中央说成为正是老工人阶级意识高得不得了的体现（参见吴灿泽同志对中国工人网小册子《改开年代的资本运动》的批判：《“老工人最革命”的毛左神话》第二章“也谈新工人和老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辩证发展”第三节“揭开老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真面目”的“其三”）。
农民和退休工人的上述局限性，都并不是无法改变的，但就目前不算温也不很火的阶级斗争总体现状来看，上述局限性却是难以改变的。因为正是目前这种局面，使得单单只是堵路的斗争方式难以持久，也由于这种现状使幻想者仍得以维持幻想，甚至有可能因为局部胜利反而加深对党国的幻想。例如去年12月乌坎的暂时胜利，事实上的确使得部分城乡普通民众觉得当局还有几个开明人，至少说明还有救。由于农民斗争和退休工人斗争都多少与国家政策、抗议地方当局有关，在目前不温也尚未很火的时局下，就算本来不想寄望中央甚至也要逼迫自己幻想黑暗中飞出一盏明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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