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梁韦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香港现正经历回归后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犹如火山爆发般一发不可收拾。在香港陷入持续的纷乱状态时，香港的前途再度陷入险境，到底香港往何处去？
不少学者尝试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起因时，几乎都同意《逃犯条例》本身并非主因，而是导火索。有意见认为，香港政制民主程度不足是风波的主因，因此他们建议政府重新推行政制改革。从示威者要求“真普选”的诉求来看，政制上的争议的确在这次风波中发挥重要作用，毕竟半民主的政制无可避免会削弱政府的认受性，但“真普选”背后的意义并非单纯的民主主义的诉求，而是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的“阳谋”，当中展示的正是反中意识形态，可见政制争议并非这场政治风波的主因。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曾澍基教授提出的“反资反殖论”及“过渡时期论”，去了解香港面对的困局及出路。
一.“反殖反资论”：香港人民的任务
早在1975年，曾澍基教授就在港大《学苑》发表题为“香港往何处去？”的演讲稿，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发表意见。
在演讲稿的开首，曾澍基开宗明义地指出香港的前途必定要与中国结合来看，“问题不在香港何时或应否归返中国，而是香港应以何种方式与中国复合”。可见，曾澍基认为香港与中国是密不可分的，将来香港亦必然回归中国，问题只在于复合的方式。这个思想与日后曾澍基提出的“过渡时期论”是一脉相承的。
然后，曾澍基大力批判港英殖民时代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异常落后，只代表英国及本地少数资本家的利益，与普罗大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时的经济制度，曾澍基则批评是“高度垄断的”，“其垄断程度在西方也是少见”。此外，曾澍基批评港英政府一直奉行的自由放任，实际上只是“让垄断的财团在香港自由地剥削”。
当时，曾澍基就预想到香港的资本构成将会出现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而香港亦逐渐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变相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跳板”。曾澍基继而指出，“这个垄断化和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与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有着极其尖锐的冲突”。
因此，为了建立更民主、更公平合理、更健康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制度，曾澍基认为“香港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彻底地改变殖民地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换句话说，香港的前途，将取决于香港反殖反资任务的进度。
然而，如上述，香港的前途必须要与中国结合来看。因此，反殖反资任务并非香港自身就能解决，亦不代表单靠中国就能解决，必须由香港与中国双方进行有机连结，方能成功。换言之，香港的反资反殖过程，将与香港和中国复合的过程相结合。因此，曾澍基强调，反资反殖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是“香港人民自觉地要求脱离殖民地统治，结束资本主义”。这种反资反殖的自觉性，是与香港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互相连结的。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人民进行反资反殖运动期间，需要同时“对中国加深认识，检讨和批判中国的制度”。这样才能使香港人民加深对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的了解，此消彼长之下，使反殖反资思想得以建立及强化起来。
曾澍基相信，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权力掌握方面成熟时”，就能“主动提出与中国复合的口号”，促使香港与中国复合的过程能够顺利，完成香港的反资反殖任务，两地人民共同为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二.历史的契机：“一国两制”与过渡时期的展开
按照曾澍基的设想，理应在港人的意识形态成熟的时候，才提出与中国复合的口号。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在“反资反殖论”提出后四年，港督麦理浩到访北京，并向邓小平提出香港的“租约”问题。1982年，戴卓尔夫人到访北京，正式展开一系列的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中英双方最终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声明》中，中方承诺奉行“一国两制”方针，并将以基本法规定之。
当我们谈及“香港前途问题”，相信不少人都只会联想起“九七回归”，看似香港的前途问题经已在1997年获得完满解决。
可是，如上述所言，香港的前途取决于反资反殖的目标达成与否，只有香港的殖民主义及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被铲除，并与中国结合，才能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
换言之，“九七回归”并没有完全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它只是解决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问题，使香港脱离英国殖民地的地位。
然而，针对一社会内部的前途问题，并不只包括“香港”回归到“中国”那么简单。从制度来看，“回归”代表着“资本主义香港”回归到“社会主义中国”。换言之，香港在社会性质上的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只要香港的社会性质一日未改变，香港就未正式回归中国。正如曾澍基在1982年撰写的文章《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指出：
【“香港前途问题当然不单是民族主义问题。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它牵涉到对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自由民主？）的取舍……。”】
然而，这并非否定“一国两制”的合理性。香港之所以能够平稳地脱离英国殖民地及回归中国，完全归功于“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中央政府容许香港在大陆社会主义主体下，维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
中央之所以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希望稳定人心，使在港的西方资本、本地资本及香港市民能够接受回归，避免出现社会不安及动荡。
按照曾澍基设想，香港与中国复合的口号，理应是香港人民的反资反殖意识形态已经成熟之下才提出。然而，回看当时的社会气氛，明显地这种意识形态尚未成熟，大众依旧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恐惧。根据1982年《香港观察社》的民调，当中有高达八成受访者表示支持“维持现状”，希望维持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有六成多受访者表示主权可由中国拥有，但维持英国的管治。可见，反资反殖意识形态在香港人民之间尚未建立起来。
在此情况下，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希望通过延长解决香港在社会性质上的前途问题，以换取香港的稳定性，这亦代表着香港依然未完成反资反殖任务。
除了稳定人心，中国本身的发展更加是中央制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重要考虑。
早于1975年的文章《香港往向处去》，曾澍基就强调“中国现行的是哪样的制度？她的发展如何？香港未来的发展如何配合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些才是问题的中心。”可见，香港与中国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
文革以后，中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为首要目标。曾澍基认为，中国于1949年后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无法满足“四个现代化”。因此，中央政府制定了混合经济，曾澍基称之为“三三制”。“三三制”可分为纵向及横向，前者是“指令计划——引导计划——市场机能”；后者是“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需要注意的是，“三三制”之中各个级别是有主次之分，指令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是占核心地位。因此，曾澍基认为，这种制度与西方的混合经济不同，它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曾澍基称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单靠纵向“三三制”并不足以满足此目标。因此，中国需要制定横向“三三制”，透过设立经济特区及特别行政区，加强与外界（尤其是拥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亚太区）的经济交流，利用比较优势来吸引外国的资本和科技等方式，以加快经济发展。
因此，曾澍基相信，香港“作为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特区，香港不单符合中国创新体制的构思，而且还可作为中国大陆与亚太区这个新兴经济领域以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衔接点促进资本及技术引进。”——《从两局团访英谈起——香港前途的政治经济学》
三.“过渡时期论”：和平地与社会主义主体融合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曾澍基提出了著名的“过渡时期论”。在文章《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曾澍基提出：
【“由于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利，香港无必要立刻收回，一个过渡时期乃成为可能。这个过渡时期对中国和香港的民众双方都有好处，中国可以继续利用香港赚取外汇，开展资本及技术引进，香港的民众可有较多的时间适应，而不须一夜之间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跃进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距离逐渐拉近，阵痛乃可减弱。”】
然后，在一次有关香港前途的访问之中，曾澍基进一步指出：
【“我觉得现在中共主权下的资本主义特区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形式，使香港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加深社会化，逐渐与中国接近。如果这样看，香港的前途问题并非是拖多久的问题，而是怎样使香港过渡到中国的体制里的问题。
中国不能一下子收回港，香港亦不能一夜之间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慢慢开始过渡，双方都能够获益，也能帮助四个现代化。”——《曾澍基谈香港前途》】
由此可见，曾澍基认为，香港必然会融合到中国之中，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步到位”的融合并不有利于香港及中国双方，因此出现了一个历史契机，使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之下，进入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主体的过渡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一国两制”提供的只是一个初步粗疏的框架，如何确实实践，当中存在着很大空间。因此，香港在过渡时期内实行那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是沿用殖民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这将会决定着香港的前途，因为过渡时期的目标正正是有更多时间去拉近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使香港逐渐接近中国，以确保香港将来能够顺利融合到社会主义主体之中。
虽然香港与中国必然会融合，但过渡时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中的过程，它并非机械地保证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假如香港在过渡时期之中并没有出现与中国距离逐渐拉近的情况，双方距离反而愈来愈远的话，香港将来就无可避免要面对急剧形式的“回归”。
因此，为了使香港能够顺利与社会主义主体融合，曾澍基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的原则：
【“过渡时期之作为过渡时期，意味着『现状』必须不断改变，因为最后香港仍要溶入中国的政经文化体系裹去。”——《改造现状的考虑——考虑范围的改造》
“有一个原则很重要，需要强调，当我们考虑这个过渡时期的体制，应该用这个机会，改善香港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加强福利，改变不正常的发展途径，法律、民主的代表性。一考虑种种可行的方案同时，又须考虑其合理性。”——《曾澍基论香港前途》】
这里所指的“现状”，是指殖民时代建立的极端资本主义制度。曾澍基指出，资本主义并非静止不变的，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差。曾澍基批评，如果任由资本主义“现状”发展，不作任何引导性的改变的话，“经济形态只会愈来愈扭曲，财富只会更加不均，群众的不满对落伍的政治架构的冲撃将更形强烈”。
因此，曾澍基强调，假如强行将“现状”维持的话，除了会导致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外，还把“真正的问题加以回避，拖延时日，而且还有拉远香港与中国的距离，因而加强回归阵痛的危险”。
因此，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必须利用这个历史契机来对“现状”进行结构性改革，透过加强制度的“民主化”与“社会化”，拉近香港与中国在社会性质上的距离。这种制度，曾澍基称之为“在中国主权下的一个改良了的资本主义特区”。
在这种制度下，政治上理应对原有的“独裁”官商共治政制进行民主改革。曾澍基主张“有限度民主”，成立市议会，议席可包含民选和委任，循序渐进地推动直接选举，而现有的国家机器则可在改良后继续运用。
需要注意的是，政制民主改革的方案必须是合理的。所谓“合理”，是指方案必须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视作“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其中中国的利益须放于首位，不能为港人利益而牺牲中国的整体利益。换言之，政制改革绝不能只着于理想的民主价值而忽略“一国”，过于理想化的政制改革方案是不切实际的。
经济方面，私有制将得以维持，但与“现状”不同，它是经过改良的。所谓“改良”，意思是改变一直以来的“自由放任”极端资本主义制度，强化政府的干预角色，包括“严格监管公共企业”、“压抑金融地产投机”、“扶助实业性的工业发展”，以改变扭曲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及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政府需要更多从福利著手，包括“改革税制和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均”，以改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情况。
曾澍基认为，这种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符合民众和劳工阶层的利益”，虽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矛盾，但亦至少能缓和这些矛盾。更重要的是，它与“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距离将会拉近”，使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
当然，有人错误地将“维持原有资本主义”等同于“高度自治”，一切对极端资本主义的改革都被视为“赤化”。对此，曾澍基再三提醒：
【“事物不断地变化……合理的事物自然要加以发扬光大，不合理的亦必须抛弃或予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类别也极多，我们倒不是要完全保留过往那种自由放任的状况吧？而且在国际政经环境以及内部结构的转变下，它也未必有利香港的继续繁荣。我们应该持着客观平实的态度，为将来探索路向。”——《如何探索香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