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19世纪相比，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从机器大工业时代进入发达的信息时代，发达的交通、通讯系统使地球成为“地球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马克思时代人类的想象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国际关系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从奉行海盗法则的野蛮的殖民主义演变为文明的资本输出方式，出现了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世界各国人民面临各种危机的威胁，其复杂性程度也超乎人们的想象。
马克思说，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①】
时代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资本支配一切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切变化归根到底是由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所引起的。因此，透视当今世界资本表现形式的变化，就会使我们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洞视当代复杂现实的深层本质与发展趋势，从而在复杂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纵观资本形式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概括为“四化”，即全球化、知识化、福利化和金融化。这些变化的胚芽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萌发，《资本论》对此也有原则性的分析。因此，立足当代实践，发掘和发展《资本论》中的相关思想，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资本的第二代全球化：霸权主义与人类共同体的矛盾
《资本论》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启动了无止境扩张的社会关系生成过程：资本为了追求自身增殖，必须为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开拓新的投资空间，由此产生了资本的无止境的扩张性循环，将整个世界卷入资本的循环圈中。因此，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圈必然突破国界，迅速延伸到整个地球。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明形式从此不断地被资本循环所吞噬，而被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这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人类历史由此而成为“世界历史”。
(一) 资本扩张困境与两代全球化模式
资本要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面临两难情境：
一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来看，资本要最大程度地增殖必须使劳动者永远处于贫困状态。这不仅是因为资本要尽可能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多分一杯羹，因而尽可能地少给工人工资，而且因为只有使劳动者阶层处于贫困状态，才可能创造出供给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贫困到极限的朝不保夕的工人，为了活命不得不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没有任何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有大量失业人口，而且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一致主张废除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其目的是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给资本增殖创造最丰裕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二是从产品消费市场的要求来说，资本要实现增殖又必须使工人具有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只有如此才能使生产的商品能够卖得出去，其中凝结的价值得到实现。这就要使工人摆脱贫困状态，其工资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会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无法实现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的目的。
这是摆在资本增殖面临的逻辑悖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资本家的上述两项要求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资本主义是个封闭在某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危机必然常常发生。为了避免和延缓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资本出现了寻找外部市场的强大冲动，由此形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浪潮。
在马克思时代，工业化进程刚刚在西方国家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使本国工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以实现最大速度的扩张。然而这样就使本国的购买力水平低下，必然造成产品过剩。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正是“第一代全球化”：开拓殖民地，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用过剩产品交换落后国家的黄金白银，并且拿出一部分购买落后国家的原材料乃至奴隶。由此形成臭名昭著的“黑三角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用本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到非洲贩卖黑奴（出程），然后再用黑奴到美洲换取黄金白银与原材料（中程），运回欧洲资本主义母国进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归程）。这个“贸易黑三角”支撑欧洲资本主义扩张达四百年之久。②这就是说，那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产品出口，以获得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本国的资本扩张。由此引起的结果是使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只是给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而带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只是灾难与贫困：贩卖黑奴给非洲黑人带来的是人道主义灾难，而给资本母国的白人劳动者带来的则是失业与极度的贫困。这就注定了一次次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随着非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这种违背最起码人道主义的罪恶的“黑三角贸易”不得不终结。资本主义全球化方式必须变革。
于是，第二代全球化应运而生。如何既要使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以培育廉价劳动力市场，又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培育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的商品市场？资本的“第二代全球化”使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似乎产生了“神奇的结果”。其方法是：使所有产业拉长为国际产业链，需要低端劳动力的处于中段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用资本权力最大化地榨取其剩余价值，使其成为贫穷的生产国；而资本的母国掌握资本控制权的两头−研发部门与品牌营销部门，于是大量的剩余价值流向母国，发达国家成为富裕的消费国，产品价值由此得到实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工业化。于是，贫穷的生产国与富裕的消费国相分离，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与它对商品的消费市场的要求分别得到了满足。这就是由国际产业链产生的国际贫富分离的“神奇效应”。它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容量，延缓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
随着资本全球化方式的上述改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使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国际矛盾。第一代全球化产生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征服世界的殖民主义世界格局。由此引起的国际矛盾是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抢夺殖民地的激烈冲突，于是发生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国际矛盾则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背景下亚非拉国家的反帝独立运动。于是，与第一代全球化方式相应的殖民主义终于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与第二代全球化方式相应的霸权主义世界格局逐步形成。
霸权主义追求的根本目的与殖民主义并无区别，但是其手段发生了从“鲁莽笨拙”到“理性精巧”的变化。在政治军事上，不再主要依靠直接侵略扩张来占领他国土地，而是采取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与对相关地区的武力威慑：占领全球各个关键水道，使用密布太空的卫星通讯系统（空基系统）来控制国际交往渠道，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其最终威慑手段。在经济手段上，不再是直接掠夺他国资源来进行本土制造，而是利用货币霸权和资本输出，通过垄断性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链，通过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分割生产国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以转化为其超额利润。这是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以霸权国家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同盟，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边缘的国际秩序。这种由国际产业链与国际金融链为骨架的国际资本循环圈是这种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
(二) 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
在新的第二代全球化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制的矛盾，上升到当代国际领域，表现出新的形式−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霸权主义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霸权主义国家追求的只是自身资本的扩张，追求“本国第一”，为此罔顾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客观需要。由此必然造成世界的分裂和国际冲突的加剧，同时也导致对霸权国家自身的自我否定。
首先，导致国际关系分裂，国际冲突加剧。在政治军事上，国际霸权必须通过政治军事结盟才能实现，于是整个世界分裂为霸权国家的“同盟国”与非同盟国，以至“假想敌”，并且通过制造对立与冲突来强化同盟国对霸权国家的依赖。这就必然导致错综复杂、越演越烈的国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进而导致国际恐怖主义蔓延。而在国际经济领域，霸权国家必须依靠在国际金融链上的金融霸权、国际产业链上的高科技霸权和国际市场的品牌霸权，为此必然千方百计利用其货币霸权优势地位，频繁使用关税壁垒和经济制裁手段，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品牌发展。由此必然引起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冲突，导致经济上的国际分裂。这些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分裂，形成了对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
其次，霸权政策也会导致霸权国家自身竞争力衰退与国内矛盾激化。霸权国家通过国际金融链和国际产业链攫取全球剩余价值和财富，这种寄生性扩张方式也导致其自身基础性能力的衰退−这是因为它导致其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于是基础制造业急剧衰退。而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无论从就业总量上还是就业结构上，都无法满足全社会的就业需要，导致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金融圈人士可以一夜暴富，而失业工人却长期贫困，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如此，蓝领工人长期失业还将导致整个国家制造业工艺水平的降低，产业工人断代，操作技能失传，进而导致制造业的长期国际竞争力衰退。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必然导致金融体系过度膨胀，一旦其膨胀程度超过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便会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再次，维护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昂，世界面临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霸权国家通过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来维护其霸权的同时，也由于霸权主义遭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国际反抗，导致维护霸权的成本不断上升。发达国家也常常通过局部战争来维护霸权，使人类和平面临威胁。列宁说过，
【“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③】
这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在今天的霸权主义时代，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
由此可见，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已经陷入严重危机。霸权主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已经严重阻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全球化生产力发展。因此，当今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国际生产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这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 “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全球化生产力建立起来的全球网络，如国际交通通讯网络、国际产业链、金融链、互联网、物联网，等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它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其本身所致，而是以它为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力量所致。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们不断摆脱霸权主义的控制，而由各国人民来掌握。各国人民之间内在联系只能越来越紧密深入，越来越休戚相关。适应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正是各国人民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成为替代第二代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方式，当代国际社会正处在由“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向“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转换的进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共同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⑤中国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是这种倡导与推进的具体体现。中国倡导和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的理念是：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⑥】
中国绝不谋求在这种新时代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或霸权地位，因为反对霸权主义正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三、资本的知识化：人力资本与中产阶级的出现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生产所消耗的劳动价值，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的自然力”的生产，即生产出人类天然具有的体力与智力所需耗费的劳动价值，这需要提供人类生存与繁衍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二是给劳动者提供掌握一定技能的教育与培训，这也需要一定的费用。马克思说：
【“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⑦】
在马克思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科学技术发明不断把工人的经验技能规范化、标准化。
【“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⑧】
因此那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是对工人本身技能的剥夺，工人沦为基本上不需要文化教育只拥有“人的自然力”的劳动工具。
但是，当社会生产力从大工业时代到信息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过程高度信息化之后，抽象符号性操作（如计算机编程）越来越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进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长期专门训练的专用知识越来越强。此外，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产品创新速度越来越快，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培育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所有以上各方面的因素，使工人的劳动力生产除了生理性的体力与智力再生产外，教育和训练所占的比重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微乎其微”，它在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中的占比，远远超过维持生命的生存所需。于是，社会生产需要的较高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在人才竞争激烈的领域，工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超过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即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劳动力生产过程中教育和培训所占的比重。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社会劳动力生产中，生理性再生产占主要地位的“自然人劳动力”阶段，主要任务是“人的自然力”的再生产；二是教育和培训占主要地位的“知识性劳动力”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劳动者个人及其养育后代所要进行的生理性再生产耗费的价值，而且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劳动者本人及其后代的教育与培训所花费的劳动价值。因此，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必然成倍增长。于是，知识型工人的工资必然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工资，中产阶级由此形成。
知识型劳动力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其必要劳动价值（其价格表现即工资）大幅度提高，而且其个性化、差异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自然人劳动力”生产中，人们之间维持生存需要所要消耗的劳动产品大致相同，可以有一个社会统一标准，因而工人的工资大致有一个统一的尺度。而在“知识型劳动力”生产中，其需要投入的劳动价值具有个性化特征，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之间差距很大。对各种特殊人才所需要投入的价值各不相同，这就是“知识型劳动力”培育的差异化特征。
人类的劳动能力从“自然人劳动力”到“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历史进步被资本化，而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高于由社会公共产品生产出的一般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也即人们所受的特殊的差异化教育的部分，是在劳动力生产上的投资，称“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人的智力和知识的“资本化”，同时也是资本的“知识化”。这就是说，除了生产简单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之外，资本还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投资于生产资料的物质化资本，另一种则是投资于人的知识与技能教育的“知识化资本”，也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具有和资本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本进行博弈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获得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其差值即人力资本的收益。实证研究表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人力资本产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理论上出现了马丁·魏茨曼首先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利润分享制。”⑨】
这使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人力资本”与资本家的“物质资本”相抗衡。于是，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对劳动者知识文化素质要求的提高，一旦被资本化就会产生资本新形态−人力资本。这是资本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它使“中产阶层”劳动者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单位，其不断繁殖而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但在看到人力资本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历史进步的同时，还要看到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会在人力资本中的两极分化。当代家庭已将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投入自己和后代的人力资本中。于是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自我繁殖单位，而进行人力资本的世代积累。穷人只能接受由公共服务提供的普通教育而没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受到某种特殊教育的富裕阶层则会在人力资本中占优势。于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占有的物质财富上，而且还表现在拥有的知识化的人力资本及其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上。这是由家庭的血缘关系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产生的新的两极分化。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教育的产业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仍是当前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⑩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拼爹的资本主义”现象，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