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

五，“卫兴华们”的悲哀！

　　——简评《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

　　最近不少网站刊载了卫兴华的《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以下简称《文章》)文章，暴露了“卫兴华们”(指和卫兴华持类似观点的人)的悲哀：

　　一，“卫兴华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几十年实践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两极分化。《文章》说：“一方面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阶层，另一方面存在着所占财富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难群体。从增量收入来看，大款大腕们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二，“卫兴华们”设想的“两手都要硬”，结果是出现了“抓发展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的格局”;

　　他们的设想是：“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以永葆社会主义的江山不会变色。”但是，现实是私有资本经济的大发展：“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他们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已达28家。”(引自《经济学理论家晏智杰批周新城私有制言论：苍白无力 根本不懂马克思》)更不说当前的国有经济也不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了，实际上我国已经实现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复辟。

　　为什么我国的现实经济发展与“卫兴华们”的主观意愿完全相反呢?这是因为“卫兴华们”没有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会按照长官的意志发展。他们闭门设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

　　毛主席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96页)“卫兴华们”极力反对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主张建立没有阶级斗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不发展公有制的经济，必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不存在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不可能存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自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生产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爆发经济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页)过渡时期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列宁有关过渡时期论断的科学性;证明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证明了“卫兴华们”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历史发展给“卫兴华们”带来的只能是“悲哀”!

　　希望“卫兴华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彻底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由于《我国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及其根源》一文很长，需要批判的观点很多，而当前我国理论界唯心主义盛行，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这里只做一个有关哲学方面的简评。

六，开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说起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是毛主席经过长期思考和总结社会主义的重要文件，它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掀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所以要专门进行探讨。

　　一，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谈话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文，《毛泽东传》1949-1976是这样记述的：“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1974年——引者注)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看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   下    第1713页)

　　可见，这个文件是毛主席在病重的条件下，为反修防修，经过反复思考以后做出的指示，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精华之一，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锐利武器。文件突出了过渡时期产生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是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这就把政治、文化斗争引回到经济基础，把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二，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意义重大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最主要的内容是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页)明确指出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即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存在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基础，否定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其在我国的全部“翻版”，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过去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颠倒过来，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认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生产关系，是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这就把社会学建立在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学。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民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425页)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我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样震惊世界的社会革命运动，更要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的成功典范。毛泽东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全过程都存在阶级斗争，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不仅把继续革命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或者叫过渡时期)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三，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从经济关系来看，简单的说就是一部产品经济限制并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及商品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史;是生长着的公有经济与残存的私有经济相互斗争的历史，这才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而斯大林概括的那个基本经济规律则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

　　1，我国的毛泽东时期是产品经济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建立，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产品经济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

　　国营经济之间的调拨物资是产品。“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服从全国调拨，不能算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54、55页)

　　为什么要提出产品这个概念呢?因为任何新型社会都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过渡时期，也必然以新的生产关系为基础，这种新的经济细胞就是产品，连接的生产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谈到商品与产品的区别，涉及共产主义萌芽等问题。他说：“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第49、63、70页)产品就是共产主义的“细胞”，是共产主义“萌芽”。实现国家工业化，从生产力方面看，是用机械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则是增长共产主义经济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刚建国不久，又正值社会上存在否定商品经济的错误倾向，能够准确地区别产品与商品;认识到存在共产主义萌芽，联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页)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学风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素养。

　　毛主席指出：“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63页)

　　为了说明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区别，我们举一个实际事例。建国以前，我国火车所用的轮箍，长期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火车轮箍不能进口，整个铁路运输都会瘫痪。为此，国家决定在马鞍山钢铁厂建立轮箍车间，自己生产轮箍。建立轮箍生产车间需要的一整套机器设备，则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国营工厂生产，按时供应马鞍山钢铁厂;而轮箍车间生产了轮箍，又供应铁路局，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机器设备等是产品，不经过市场买卖，而是通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组成部分订货会议联接。

　　产品当时通俗称为计划调拨物资。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联系是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实现价值;产品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工厂工人与另外工厂的工人，是同志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商品连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间交换商品的关系。所以说产品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参看迎春《毛泽东指引向共产主义进军》)

　　产品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表明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性质，进入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过渡时期。过渡时期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基本经济规律。

　　建国以后，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毛泽东及时提出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就是消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斗争。

　　解放后，我国实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成为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产生着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着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奴隶，一方面生产着资本家。而实现农业集体化，就挖了资本主义的根基，个体农民转变为集体经济的农民，消灭了劳动力商品的源泉。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集体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我国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就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产品的流通形态发生了变化。一般商品经济的运动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而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运动形态变成了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这里的计划价格是由国营经济规定的，是产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产物，是产品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它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小私有的小农经济必然反抗。

　　农业实现了集体化以后，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与产品经济的矛盾，不过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所减缓，因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可以从各个方面给予集体经济补偿。

　　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是直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消灭劳动力商品制度。商品——货币——商品，是一般商品经济的运动形态，而当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进入以后，商品经济就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

　　我国在赎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后，劳动力完全退出了市场，不再是商品，这是对商品经济的最大限制，是消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步骤。

　　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和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后，从流通领域看，社会上存在着产品调拨和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又分为：商品——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货币——商品等几种形态，这些产品、商品的不同运动形态，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关系。

　　产品表现的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商品经济的存在，则表现出交换生产物、交换劳动的私有经济关系。

　　商品——货币——商品，是小私有者相互交换生产品的关系。如农民在自留地生产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出卖，在流通领域就表现为商品——货币——商品。这种商品生产在当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这种商品生产在当时商品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商品生产的关系，但是，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商品生产关系，商品的价格已经不能随市场供求自由波动，而是被国营经济固定为计划价格，显示出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商品经济的限制。

　　货币——商品，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以前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也将消失。货币——商品表现的是劳动者在劳动以后，领取一定量的货币，然后到市场购买商品。

　　劳动者在劳动以后领取工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现象。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者在市场是出卖劳动力商品。说它是商品，因为，有时卖得出去，有时就卖不出去;雇佣劳动与奴隶的区别是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人身。无产者取得的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它的表现形态是商品(劳动力)——货币——商品。

　　货币——商品这种形态，反映了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他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货币——商品运动中的货币，只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是为自己的那一部分劳动，也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的那一部分;劳动者另一部分劳动必须作为社会扣除，作为公共所有的财富，这一部分劳动是劳动者的为社会劳动。

　　随着国营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从商品的数量看有大幅增涨，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品的总体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商品经济不仅运动形态发生了变化，受到产品经济的限制，在总产品的比重中也不断缩小。这就是毛泽东时期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斗争的历史。

　　2，商品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不断地削弱国营的产品经济，而且直接引进外资，发展私人资本经济，重新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最终消灭了产品经济，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全面推行包产到户，使集体经济的重新回归为最细小的小农经济，为发展雇佣劳动经济，准备好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实行包产到户不久，我国农村就出现了陈志雄雇工经营包鱼塘、李金耀雇工包山林等资本主义经济(参看《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39页)城市也出现了“傻子瓜子”等雇工经济。

　　实行包产到户，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所缺乏的只是资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量外资涌入，雇佣劳动制度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典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重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也进行了“改革”：首先是用“增强企业活力”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名义，以给职工发奖金的形式，把国营经济的产品(积累)转变为商品;以后又实行了“拨改贷”，把原来国家银行给国营企业的拨款改为贷款，也就是把产品经济关系改为商品货币关系，种种改革措施，使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由大量盈利，搞得成为亏损连连，最后实行了“减员增效”，解雇了数以千万计的公有制企业的员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改革”成为雇佣劳动的国营经济。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一个商品经济逐步消灭产品经济的过程，商品经济不仅重新得到发展壮大，而且把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发展到了极至，雇佣劳动制度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

　　总之，从新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或者说过渡时期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产品经济反复斗争的过程，也充分证明毛泽东所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论断的科学性。这两种经济关系的斗争，就是过渡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

　　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要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说起。马克思没有亲身经历共产主义，他是从批判资本主义中，揭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科学地预见消灭了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必将出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不过在进入完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必然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没有单独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把低级阶段称为过渡时期。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经济关系进行过科学地分析，揭示了这个阶段的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处于社会成员地位”，另一方面又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的地位，就是说生产者一方面具有“社会成员”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具有“私有者”的身份，是“公有者”与“私有者”的统一，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必然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道路。(《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10页)

　　列宁亲身经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他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他在世时，俄国还存在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当时他就指出：“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86页)当时俄国还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还没有实现全部公有制。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实现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他“犯了大错误”，除了否认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之外，还否认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他认为这个阶段的商品经济，“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他还为过渡时期“制定”了“基本经济规律”，表述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从经济关系方面完全排除苏联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排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与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斗争中，总结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得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他说：“-----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页)

　　对于社会主义存在的阶级斗争，最初他说是：“-----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7、293页)这里说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造成的，是“人还在，心不死”，当然也就不存在探寻阶级斗争经济根源的问题。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关注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示要反对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73页)这里说的仍然是旧社会残余的影响。

　　1958年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他运用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说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过去同志式的关系削弱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并与实行供给制和红军时期的官兵平等、军民平等进行对比，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问题。毛泽东看了文章以后，让《人民日报》转发，并代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第447页)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淡话》中也指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上  第67页)等等。这就触及到社会主义内在的社会关系，但是，当时还只涉及法权关系，没有涉及经济关系。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    第801、807页)又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一点上却有体系。”(同上书   上   第403页)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理论领域的矛盾。

　　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提出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他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可见，无论是思想文化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社会主义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仅仅用旧社会“人还在，心不死”解释不了，用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也无法说明。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413页)这些论断不仅使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有了经济基础，使继续革命理论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从经济领域看，就是限制并逐步消灭商品经济，虽然每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既是产品又是商品的承担者，都存在自身革命的任务，但是，高薪的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等作为商品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最可能反对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论断也就成为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上世纪70 年代回到学校以后，从事人民公社的理论研究。当时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细胞’：产品和商品;社会主义劳动的社会形态：为自己劳动和为社会劳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这样三对经济范畴(注)。我以为认识这三对经济范畴，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关键，也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社会主义本质探索》内容简介   第一页)但是，我没有把这些研究结果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由于我研究过社会主义的这些经济范畴，所以，对《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和《毛主席重要指示》等文件特别重视，写过文章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论述的重要性，认为上述文件不仅对于认识当前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看，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都具有开辟新篇章的历史意义。

　　(注)参看《论工分》、《论个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等，载《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