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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万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路上 —— “一带一路”民间版二十年阶段性报告 ...

2019-12-17 00:5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9085| 评论: 0|原作者: 陈光兴|来自: 开放时代2016-5

摘要: 提出“瓦解殖民地球:一个接地气的世界思想运动”(Decolonizing the Earth)的愿景,在于重回万隆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跟中国大陆重新打开视域想象世界的“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大计划,也有着某种共振。



提出“瓦解殖民地球:一个接地气的世界思想运动”(Decolonizing the Earth)的愿景,在于重回万隆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跟中国大陆重新打开视域想象世界的“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大计划,也有着某种共振。

  【内容提要】1955年于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历史性亚非高峰会议,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突破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垄断,正式开启了以亚非拉为想象的第三世界道路,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六十年来的积累高度相关,延续着“和平共处”五原则。这个从第三世界出发改造世界的方案,对全球性学术思想界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知识上连结亚非拉、加勒比海各地逐步形成的批判传统,通过连带、相互学习,藉此瓦解(延续至今的)知识殖民世界。亚际书院于2015年推出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论坛,试图重新展开的正是这个延宕了六十年的知识计划。作为“一带一路”民间版的“亚际计划”,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二十余年实践摸索,成为重新嫁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本文是以2015年系列活动为中心的阶段性报告。

  【关键词】万隆 第三世界 一带一路 国际主义

  一、“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计划

  2016年7月14日是世界史上的转化点:美军在南海不战而退,宣告着美国世纪的结束、帝国主义的终结,一个世纪超英赶美的年代已然挥手告别,历史翻了一页。未来世界的走向将取决于此刻具有动能地区所卷动的浪潮,诸如印度尼西亚的新海洋计划、“一带一路”等,都意味着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经过长期的隐忍、再生与复苏,从废墟中悄然升起,带动地球未来发展的新方向。相信像“一带一路”的大型计划如果能以万隆精神为依归——平等互惠——邀集第三世界的有志之士共同引领、决策,未来的世界会更为多元、平和、开放。

  为了恢复改变世界格局的1955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亚际书院在亚洲各地推动“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计划,思考“第三世界”在过去一甲子之中的变化、当下的意义,探索其再生的可能性。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洲与非洲近三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首次在没有欧美殖民帝国参与的情况下,聚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极具世界史意义的大会,以“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形式团结起来,在美苏霸权之外另辟蹊径,开启了前殖民地区团结的道路。

  万隆会议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产生了难以捕捉的力道,不被讨论但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万隆会议一方面结束了美苏建立起的二元对立霸权结构,一方面也加速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最终导致苏联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地区的瓦解,这段历史需要被重新探究。除此之外,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是对会议主办国而言,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凭借“打群架”的底气宣誓停止偿还殖民宗主国荷兰胁迫下的财政债务,同时助长了左翼势力,最终导致以美国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冷战格局在1965年至1966年以苏哈托为代理人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共党人士,镇压了中国以外亚洲最大的左翼势力,直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使共产国际运动顿失主要支柱,是为“苏东波”的前提。

  二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会议次年的1956年作出举世震惊的决定,将英法强权瓜分占领的苏黎世运河国有化,英法联军强势入侵,是为以英国新左派为代表诞生的直接因素:前/殖民地分子(如霍尔[Stuart Hall]、泰勒[Charles Taylor]等)介入伦敦左翼政治,左批苏联入侵匈牙利,右打英法占领埃及,开展出政党政治以外的民众运动空间。

  三是对中国大陆而言,周恩来总理参与的万隆会议是中国在美苏两大势力之外试图联合、领导世界弱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重要事件,突破了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封锁,重新与世界接轨,成为第三世界长期的精神依托。

  四是对位居东南亚的新、马地区而言,万隆效应在于内部跨越种族差异的团结,创造了华人政治认同转向的契机,开始对当地国家效忠。

  五是对于非洲大陆整体而言,1963年非洲统合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成立,反殖民运动领导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聚首,三天会议中决议抛开欧美殖民主切割出来民族国家的争议,以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理念寻求更高层次的统合,经过38年努力在2001年正式成立非盟(African Union),成为非洲(目前还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央政府。在大势无法阻挡的情况下,为干扰殖民地的独立,欧洲宗主国提出了偿还长期建设经费的战略,在经济层次上获取暴利,同时继续控制新政府,至今尚未终止。例如法国仍然在非洲大陆十四国收取殖民税,外表终结的殖民主义,所谓“切断脐带”(delinking)的后殖民世界转化成新殖民主义的政经遥控,殖民母国与殖民地的深层关系。谁说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呢?深受全球思想界推崇的法国理论家,又如何能够对殖民税置身事外?第三世界学界又如何能如此轻易地崇拜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理论?

  六是欧盟的成立远远晚于非洲统合组织的构想,但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广泛散布下,人们以为只有欧洲具有超越的视野与气度,却忽略了它是欧洲“现代”世界观的一环,以个人主义为底座的自由主义制度安排呼应:自由、民主、科学成为第三世界代理人所散布的现代化良方。重新在民众生活中找回属于我们的多元世界观,仍是当前中文/亚洲/第三世界思想界的核心问题。

  七是港、澳、台地区与南韩、冲绳、日本本岛等地,在冷战初期被编入资本主义阵营,万隆效应在这些地方缺席,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三世界意识没法生长,半世纪形成“亲美反共”的冷战意识形态,阻绝了创造在世界范围内前/殖民地之间相互认同、相互支持的世界观的契机,特别是在学术思想上造成对美、欧体系的依赖,延续至今所形成的港台地区内在的自我殖民欧美中心主义,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如何在各地重建第三世界视野,在历经万隆会议灌溉土壤的国度,如印度尼西亚、印度、非洲、阿拉伯世界、中国大陆,重新唤起流失中的第三世界意识,再次关注万隆会议所开启而未完成的知识计划——将目光转向亚、非、拉、加勒比海地区,与各地的(民间)思想界交流、互动与学习——是我们推动重访万隆精神的基本动力。

  过去一年以来,我们把“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动当成一种契机,不仅仅只是在理解过去影响世界变动的重要历史事件,也试图在新的语境中透过不同的聚集,碰撞出预料之外的可能性。

  二、印度科钦双年展与民众生活

  2015年2月来到印度南部,亚际书院与科钦双年展合作举办了社会思想论坛,最后一场是以万隆会议为主题,算是“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的头一站。参与论坛的几位中生代讲者,大都将1955年万隆会议视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结盟。如今早已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可以做的是利用这个契机开展国家体制以外被忽视的新议题,如移工等,藉以突破万隆所留下的后遗症——民族国家想象的固化。

  此行饶具兴味的是置身科钦这个海湾城市,感受到它所承载的多层次历史痕迹。14世纪起,科钦成为以香料为主的贸易中心,16世纪初期被葡萄牙占领,成为欧洲在印度的第一批殖民地,尔后陆续为荷兰与英国占领。各种形式的过去并置于当下,形成了科钦特殊的城市风貌。由于物质资源与条件不是那样的丰厚,艺术双年展在这儿反而展现了不同的特性。除了以极为素朴的四面通风的帐幕作为论坛空间外,组织者尽其所能将展览与生活空间结合起来,展场遍布城市各个角落,不加修饰地融入既有的地景当中,保留了旧建筑的沧桑感。许多绘画如涂鸦一般镶嵌在街边颇有年岁的墙上;著名的装置艺术家与现场生态结合,生活广场上的大树成为作品悬置其中的脉络;海边的沙滩也成为布展的自然空间与背景。简言之,如何将所谓艺术融入民众生活,成为双年展的挑战与任务。举办方也就顺理成章与小学生的美术相结合,展出儿童的作品,将青少年带入一般认为高不可攀的艺术世界,重新赋予艺术更为生活的意义。

  与民众生活相结合的动力又何尝不是万隆在当下的遗产?20世纪50年代诸多国家领导人都是反帝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六十年间的关键变化正是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样的,美术馆作为国家体制现代化工程中的一环,逐步成为艺术专业的空间,像科钦这样的双年展形式已经不在东北亚艺术高档化的世界观的想象范围中,所谓艺术早已脱离日常生活,成为少数人盘踞的中产阶级消费空间。而艺术在印度这个多元异质的复杂国度中却似乎无所不在,被广为唾弃的以宗教生活为底蕴的种姓制度还支撑着庞大的工匠体制。2011年我有幸置身加尔各答城市空间中提供祭祀仪式的各式神话雕塑用品的小区,像是走进了活生生的画廊、美术馆。印度具有丰厚历史的民众生活,多少抗拒着现代的诱惑与召唤,生活中的美学与情感不就是“第三世界”未经异化的艺术创作吗?为什么走到今天又必然要用“艺术”来框死更具生命力的事物呢?

  科钦之行让我们发现“万隆六十年”不仅仅只是历史的追寻,更是一种契机,在行走过程中思索,或许能够重新打开过往被固化的思想。

  三、处于阿拉伯世界核心地位的贝鲁特

  2015年4月初我受邀至黎巴嫩贝鲁特参加去殖民问题的讨论会,很兴奋终于来到亚洲的“阿拉伯世界”。黎巴嫩1990年才结束内战,贝鲁特的战火虽已远去,但是破败遗迹还印刻在城市地景当中,加上湾区的石油经济,金融资本涌入,在城中心盖起大批特级高档住宅供国际投资客购置,守卫昂贵地产的是一批批手持步枪、穿着看似军用制服的安全警卫/民兵,搭配着海天景色,这一切构成了极为冲突、矛盾而又难以理解的复杂感受。

  会议的组织者安娜细德•埃尔-哈旦(Anaheed Al-Hardan)是位年轻学者。她的巴勒斯坦身分与研究很自然让讨论问题的方向直指区域内的矛盾,而她主办会议的动力之一是透过比较的视野,将去/殖民议题带入阿拉伯世界的讨论。泛阿拉伯主义跟世界反殖民运动同步,以反殖民、反西方帝国主义为主轴,有强烈社会主义的色彩,在二战后的60年代达到高峰,最终因内部政治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外部国际势力的交互作用,分化成二十多个民族国家。但是,阿拉伯语基本上一直还是官方与民间的通用语言。1945年形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横跨亚非大陆,总部设在埃及开罗。虽然阿拉伯语作为历史悠久文明的标识,甚至可能是前/殖民地区中最为“国际”的语种之一,且至今依然是最具主导性的学术语言,但是英语、法语的普及反映出英、法、美在区域史中长期的力道。在这个层面上,阿拉伯世界的状况与非洲重迭,相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世界,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基本学术语言是英语、法语。相对来看,东北亚的状况显然不同,中、日、韩文基本上与20世纪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切线相一致。美国在二战后以各种方式进入东亚已经六十年,而英文(或是美语)在区域内介入的历史相对薄弱,并未成为学术语言,尽管官方近年大力推动,也没有成功。语言的统合与知识的统合没有必然的关系。在造访贝鲁特期间,我参访了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CSS, 2008—),在对话中感受到知识连带的困难。知识界长期的互信不在,工作的同仁也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试图将各地形成的知识网络连结,并逐步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平台。让人感叹的是,这样的自主性民间跨国组织,在东北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大陆,并不存在。

  可以体会的是,作为古老文明又多元异质的伊斯兰世界,相较于其他地区,是受到殖民帝国主义重创的地带。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一直到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它不仅饱受一波波欧美扩张性的暴力冲击,在90年代冷战对峙松动后又被美国霸权树立为新的假想敌,成为反恐“圣战”的核心地带。在长期的动荡中能够生存下来已经很难,在没有强而有力的区域性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要协调内部不同的立场、利益,要抗拒强权的介入与分化,更属不易。从波斯湾的处境眺望东北亚,又会出现什么样的风貌?离开贝鲁特前,会议的组织者请我一起午餐,语重心长地表示,对他们而言,韩国、台湾地区、香港、新加坡是完成现代化的第一世界,中国大陆也快速起来并影响全球政经,阿拉伯世界如果没有长期的内战与纷争,或许也可以有类似的成就吧。这样的对话其实很沉重,活在处境相对优渥的地域中,当然该扛起更多的责任,但是东北亚的冲突、矛盾与切割,又何尝不是与强权挂钩?冲绳基地、香港、两岸(三地)与两韩的状况,乃至于近来日本安保问题的分化,都意味着帝国主义日正当中,只是打着一把所谓民主阵营的阳伞罢了。

  从阿拉伯世界眺望东亚,我们进一步发现同样是使用阿拉伯语言的区域居然被切割成25个国家,显现的是“代理人政治”(proxy),英、美、法三大势力与内部各种形式的政治力量结合,破坏了泛阿的实质统合。这样的代理人政治不正是(大)东亚的基本格局吗?日本、南韩、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是美国的新/次殖民地,美军基地遍布各地(奥巴马“重返亚洲”根本就是错误的命题,美国战后从来没有离开过),例外的只有冲绳战后庞大、震动世界的反基地运动,以及中国大陆。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中国取得了全面性的自主,但是学术思想界快速的美国化与崇美情结——“今天的美国是明天的中国”,让人唏嘘,把欧美自由主义教条化且马首是瞻的思想界的部分构成其实正是(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后续与安娜细德的对话中出现的图景是:巴勒斯坦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建立欧洲“发明”的民族国家,而是推动追求整体阿拉伯世界的独立自主,才可能避免继续卷入殖民帝国主义设置的陷阱,也才能摆脱代理人政治;同样的,“亚洲的统一就是亚洲的独立”就是在建立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新政治想象,目标是追求“自主与尊严”,最先揭示这个方向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冲绳思想界;“小地方出大思想家”足以再次让大国汗颜,加勒比海地区马丁尼克20世纪50年代只有20万人口,而西塞(Amie Cesair)与法农(Franz Fanon)的思想厚度不正是最佳的证言么?冲绳的思想家冈本惠德的“水平思考”是东亚区域内的体现。

  四、聚首杭州

  带着这样的认识与心情离开贝鲁特,我们来到大伙花了很大力气筹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论坛。2015年4月14日至16日开了两天会议,外加一天杭州的参访。能够与来自亚、非、拉、加勒比海的陌生友人坐在一起的身体感,是完全崭新的经验——“第三世界”不再是空洞的名词,也带来更大的挑战。回首20世纪90年代初期启动的“亚际转向”(Inter-Asia)计划,二十六年来我们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建立起初步的思想网络,以《亚际文化研究:运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Movements)国际刊物为基地,积累了初步的学术“数据库”(archive),搭建起区域性学会(2006—)负责双年会议,延展出遍布二十几个大学所、系、中心的机构联合会(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2010—),推动暑期班、跨国研究计划,设立讲座、师生互换等,并与上海双年展合作在2010年启动“西天中土”印中社会思想计划,延伸至2012年的“亚洲思想界论坛”,同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亚际书院,展开“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在东亚地区设立十个计划办公室,重新组合出落地的、属于亚洲自身的思想资源。在上述近三十年的工作基础上建立多层次亚际网络,我们才能以“亚洲”与非、拉对接,在未来持续亚洲内部知识连带的同时,建立起第三世界的视野。

  为了准备杭州会议,我们做了些初步的功课,发现相对于亚际书院这个松散的民间知识群体,不仅有前面提到的由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由二十五国组成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委员会(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CLACSO, 1967—),还有非洲社会科学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CODESRIA, 1973—)。换句话说,在非洲与拉美,自六七十年代起就存在跨越民族国家、泛区域性的知识生产机制,能够积累出以区域整体自我定位的平台,对“外”以整体的形象面对世界的不同区块;对“内”整合,俯视各次区域,以跨国的洲际视野对迫切的问题进行论辩。这样“既内部又外部”的机制,可以在思想上开放高度情绪性的内部争议,如族群、种族暴力、民族主义等,共同面对后/殖民状态中的诸多未解之问题,这是与拉非地区互动的切入点。

  由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担任第一任执行长,于1973年成立的CODESRIA扮演了非洲思想界平台的角色,取得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思想成果。不仅如此,CODESRIA早已发展出“南-南”(south-south)之间第三世界连结的研究工作,以三大洲之间的连结为部分工作重点。相对于非洲、拉美等地已经出现的跨越民族国家、连结毗邻区域的知识体系的出现,亚洲地区显得极端的四分五裂。这样的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待继续思考。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以“洲”为想象的知识平台及其积累,加速了我们“在亚洲思考”、“以亚洲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沟口雄三语)的迫切感,特别透视出东北亚知识状况的极大局限。因为历史,也因为政治因素,宽广的视野没有成长的土壤,从而落入普遍性的本土主义各自为政的陷阱,极可能在面对世界大势变动时无力进行有效的分析。

  上面的陈述不是无病呻吟、空穴来风。在杭州论坛中,非洲思想家马穆德•曼达尼(MahmoodMamdani)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起来,中国人对未来世界有什么样的分析?有什么愿景?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么?带领到什么方向去?而在主办机构亚际书院看来,这样的问题不仅是所有中国人要直面的问题,也是亚际书院同仁作为思想团体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难处在于,要有效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要对中国内部有准确的分析,要对周边地区有深刻的认识,更要对亚、非、拉有内在的理解与“接地气”的看法,才可能提出打动人心的愿景,更别说要对固有国际强权的变化有精准的分析。思想界如果对世界没有有效的看法,就是对中国未来的想象放弃发言权,很容易被政治情势带着走。失语所投射出来的变化是,从万隆时代为了“世界革命”团结第三世界、反抗强权的国际主义世界观,到七八十年代后内缩为各自民族国家利益问题的民族主义视野。这似乎反映了以社会主义为手段克服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历史命运,亦即以反帝、反资、反封建为主轴的民族主义,在去殖民的历史进程中被化约、缩小焦距到“独立建国”的层面。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对抗的是资本主义体制,却无法有效处理“包括‘民族国家’在内都是殖民主义内在产物的陷阱”这样的问题。一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状态,“革命遗产”则得不到认真清理,更别说对殖民主义在知识、思想、精神上的梳理,结果很自然地就内缩、滑入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当中,延续着殖民主义体系所建立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格局。

  或许把问题讲得太大,也似乎讲死了。万隆六十年不仅为我们展开了从历史纵深来眺望历史状况变化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作为思想团体与知识人,万隆所开启的“亚非拉”想象在知识连带与互动的层面上几十年间几乎没有展开。我们依然沉溺在各自内部的情绪性感伤中,忽视了极为重要的外部参照体系——非洲、拉美、加勒比海已经有了对自身剖析的知识与提问——回看卡住我们的问题。或许,过去亚际连结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今天的资产,“第三世界”本来就存在于亚洲的延长线上,从亚洲通往亚非拉的第三世界,是通往世界史(无法回避)的必经之路,否则又会滑入“反/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当前思想运动要紧抓的长期路线之一。

  五、港澳台回归的“去殖民”问题

  2015年5月底在香港举办的东亚批判刊物会议以“殖民东亚”为题。处身雨伞运动的余波当中,会议中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圆桌论坛使我们看到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十八年后一步步浮现的冲突与矛盾,必须回到“去殖民”(清理、瓦解殖民主义整体在政经体制、精神、心灵、知识、思想各个层面所遗留的复杂的因素与结构)问题上来理解。正如陈清侨4月在杭州会议上响应曼达尼有关非洲大学体制的去殖民议题时指出的,香港九七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结束,但是殖民体制长存,去殖民工作没有展开。相对应来看,中国大陆(从官方体制到民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未能有步骤地重新清理香港过去150年作为殖民地所建立的(生活)体制,没有充分体认香港人已经养成的主客观生活方式。如此要如何与大陆已经形成的土壤重新接轨?从去殖民的视角来看,生活在台湾的我们不能置身事外。1945年后台湾“光复”、“回归”中国的脱殖民地过程,我们没有好好整理,没对去殖民历程方方面面的运作与困难进行系统的梳理。香港回归时,台湾经验没有能够成为香港脱离殖民地的参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思想知识界有很大的责任。大陆呢?作为回归的母体,大陆思想界应该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积极研究、清理殖民主义对整体中国内部造成的祸害。然而在长期的交流中,我个人看到的是知识界对此问题毫无感觉,居然把殖民主义当成当下流行的后殖民理论,或是更进一步说中国没有被殖民过,港澳台、伪满洲国只是局部,不能老用殖民主义的框架来理解。如果说中国历经帝国主义的凌虐,前殖民地是中国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怎么能说大陆母体不受整体的影响?这样的(不)理解与(不)分析反而进一步将港澳台“满”特殊化,在助长“方法论”层次上的分离主义。大陆思想界的关键词是“(反)帝国主义”而不是“(反)殖民主义”,碰上“脱离殖民地回归母体”时就束手无策,只能说“回来就好了,让历史去淡化过去造成的伤痕”,不回应把前殖民区域继续特殊化、向外推。一旦放弃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性思考,就放弃了对殖民知识的警觉,改革开放后欧美思想就像搭上高铁,快速进入书市、课堂、图书馆,造成大陆思想界内部自我殖民化的后果;延续中断三十年的精英启蒙主义(五四)精神,把现代性教条化的理念重新请回舞台的中央,与去历史、社会纵身的欧美、港台的平板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接轨,心甘情愿地接受把德先生、赛先生口号化的殖民。

  此外,香港与大陆十八年重新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转化为两岸长期互动的核心参照。在此意义下,两岸四地的思想界必须形成相互联动的思想与知识网络,共同面对问题。

  上述问题不仅是两岸四地“中国人”的问题,放置在东亚近代史的语境与格局中,冲绳至今没有解决“复归”难题,南北韩没有摆脱超克分断的困境,可见殖民、冷战、帝国问题没有结束。1842年香港被割让,1879年“琉球处分”,1895年台湾沦为殖民地,1910年日本并吞韩半岛——今天的困境是在还历史的债,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设下了今天区域性纷争的构造,看似不相统属的分离状态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殖民帝国主义)历史结构,都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思想界不面对殖民问题,不提出去殖民的积极方案,那么我们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让未愈合的历史伤痕继续发脓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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