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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困顿与探求

2019-12-22 00:0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492| 评论: 0|原作者: 李志毓|来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 国民党对激进青年的镇压,更助长了国民党内和整个社会中腐败势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气的青年纷纷向共产党靠近,最终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从青年主体的角度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对个人出路与国家社会前途的探索,将有助于理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三、继续探索人生与社会的出路

  1928—1929年间,因为蒋、桂、冯、阎等新军阀之间的冲突,给改组派提供了发展空间。在冯玉祥、阎锡山势力范围下的山东、河南、平津各省市,改组派发展迅速。但军阀混战提供的机遇是不稳定的。1929年10月的蒋冯战争中,冯玉祥战败退出河南,在冯保护下的改组派土崩瓦解,所有支部委员和省民众团体重要负责人都被通缉。省党部负责人邓飞黄、刘潇然、李武侨、张居平、王槐堂、曹焕章、韩秩五、张汉英等人逃到了北京,没来得及逃走的青年很多被捕。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改组派重新掌握了河南省党部,冯、阎失败后又受到沉重打击,并急遽分化,有的投降了CC系,有的加入了军统,还有的投奔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底汪蒋合作后,亦有许多改组派成员跟随进入南京政府。

  在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中,汪精卫出任国府行政院院长,陈公博、顾孟餘分任实业、铁道部部长,甘乃光出任内政部副部长,左/右的派系关系仍然存在。新成立的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调查各地民运情况,收集民运资料,为国民党物色优秀的民运人才,是改组派民众运动计划的实施。原改组派成员纷纷进入上述部门工作。陈公博长期担任民运会主任,副主任王陆一在改组派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时,也站在反蒋阵营一边。民运会二百四十余名职员中,约半数为前训练部留任,新入职者多由陈公博、王陆一介绍而来。科长、总干事等下级干部许多是改组派青年,秘书萧忠贞为改组派要员。

  南京特务机关给蒋的报告中说,民运会是改组派“借党营私,期诸全国民众团体归其掌握、指挥裕如”的工具。还说改组派“各地下层亦极为努力”,如民运会秘书萧忠贞等,“亲到京市各地指挥农民、青年运动”,占领党政机关,拉拢干部人才,吸收群众,“如此活动半年,则彼等力量深入下层,不易动摇矣”。

  原改组派河南省党部的负责人邓飞黄,1932年后在顾孟餘执掌的铁道部中担任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办职工教育。他说:“劳动者是群众生存的维持者,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中国的劳动者)是民族复兴的主力军。”但是,因为中国生产力低下,教育不能普及,劳动者目不识丁,技能简单,以这样的劳动阶级为建国的基础,“民生何由而不凋敝,国家何由而不衰弱,民族地位何由而不低下”。邓飞黄主持铁路职工教育三年,在津浦、北宁、平汉、正太、京沪、沪杭等主要路段,设立铁路职工学校约45所,开设识字、写字、三民主义、国语、算术、绘画、生产技能、公民常识等等课程。还刊行《铁路职工周报》,编印工人识字课本,工人小丛书,“纯为工人读物,意在激发工人求学兴趣”。

  在兴办职工教育的同时,邓飞黄渐渐对党务工作失去热情,兴趣转向读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经济月刊》和丛书,除写论文,还翻译了一本社会经济学的著作。这种从党务工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反映出邓飞黄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和厌倦,以及想从学术研究中为中国政治寻找出路的心愿。1935年12月,邓飞黄受到CC系的打压排挤,铁道部长顾孟餘同情他的遭遇,决定派他赴欧考察,增长见识。这使他“多年来想到欧美去留学的希望得以实现了”。1936年2月,邓飞黄启程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开启了新的一段人生历程。

  在经历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污浊之后,重新回到学校,从读书和学术研究中探求社会构成之理和中国救亡之道,成了许多有理想、有思考能力的国民党左派青年的选择。1929年的元旦,南京中央党部的杨玉清在自己的宿舍中,写了一首小诗:

  将送着十七年的旧友过去!复会着十八年新生命的到来!

  在患难之下呻吟过渡的我啊!依然是,依然是有形容不出的悲哀!

  主人们正在那里酣笑!奴隶们正在那里号啕!

  人生的现实之宫堂!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除了牛马与豺狼!……

  时代驱遣我们努力!历史吩咐我们向前!

  我们怎么忍啊!我们怎忍醉生梦死!梦死醉生!

  黑暗终会退避光明!缪妄终会屈服真理!

  只要我们的血泪未枯!我们还要滴到最后的一滴!

  从杨玉清1928—1929年的日记看来,这两年他读书非常努力,“为的是要在读书当中找着我的出路”。他所读之书涵盖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文艺等诸多领域,有《总理遗著》《三民主义之认识》《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经济地理与国际问题》《中国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史》《人生哲学》《资本论解说》《联俄讨论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茅盾的《幻灭》、蒋光慈的《光慈诗选》、瞿秋白的《新俄游记》,等等。他将一本《新土耳其》读完后,在日记中写道:“近东的病夫,与远东的病夫,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都是最有希望的国家。我遥祝他们将来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此时杨玉清的思想还比较混乱,无日不被革命理论萦绕脑海,但是只有零碎的知识,而无系统的学问,内心总是充满矛盾。在困惑和忧虑中,有一些良师益友,引导他走上了继续求学之路,其中一人是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邓初民。邓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和社会学者,曾与许德珩一起发起过革命团体“本社”,与李达一起办过《双十》月刊。他告诫年轻的杨玉清:“务须从事细心研究,头脑放静,心肝常热。社会科学,须起码的读完几套书,否则零絮知道一点,无论知道得何等多,仍是无根之草,潮流一来,只有随风漂泊,极为危险。”杨玉清感到这些话“确实道破了我的病症,我急应切实履行。”

  杨玉清还有一些共同爱好文艺的朋友,如后来中共党内著名的作家胡风(张光人)。他十分佩服胡风,对其人格“极其敬仰”,“觉得他的文学的修养,实为普通谈文艺者所弗及”。1929年1月,杨玉清来到上海,很羡慕上海的左翼青年居住在亭子间里的生活:“无论什么书,可以自由地看;无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自由的发表,会着的人哩,更是种种色色……假定我不为生活打搅,我情愿跑到上海来,藉着这个环境,来锻炼自己。尽量地读书,尽量地作文,尽量地接纳好的同志,我相信不久的时间,一定能得着很大的进步。”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来上海,住亭子间,“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死命的读书,死命的作文,作的文字向报纸发卖,藉以维持日常的生活”,这种想法继续在他脑海中盘旋。

  同时,他也有了继续读书,出国深造的念头。他说:过去,对“学者的生活”很不以为然,以为一为“学者”,便“和社会不相干的”。经过几年政治波涛中的挣扎,备尝痛苦失望、歧路彷徨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学术生活的意义,以为“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一切的人要大,尤其切实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于是“很有一点要当学者的野心了”

  1929年底,杨玉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了辞呈,开启了赴日留学的生涯。艰苦的留日生活,甚至时有断炊之虞,但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同乡、朋友,如张光人、胡业崇(胡秋原)、高叔康、徐佛观(徐复观)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穷困而倾心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后来都成了各领域的著名学者。1930年2月,杨玉清与徐复观同游东京上野公园,彼此畅谈,都感到此后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好好分析一番。杨玉清、胡秋原还结识了正在东京办《读书杂志》的王礼锡,王约他们投稿。在接下来几天的日记中,杨玉清写道:“草文,约三千字,一气呵成”;“草文,约五千字。心情如明镜”;“我要能多读些书,多有些著作……那时我才真是快乐了。”

  “九一八”事变后,杨玉清因在毕业论文中抨击日本的法西斯政策,遭到日本当局的逮捕,后在国外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中国。1934年,他被国民政府派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馆的秘书,工作之余勤奋苦读,最终拿到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与邓飞黄一样,在后来漫长的国共斗争中,都曾帮助和设法营救过一些受难的共产党员,虽然早年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深刻,但在1938年底汪精卫脱离重庆之后,都毅然断绝了与汪的关系。在1949年后,他们都留在了中国大陆,为一生的革命生涯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因政治变革遭遇挫折,转而探求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原因及改造方案,这并非大革命后独有的现象。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验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7年7月,当胡适从海外归来,船到横滨,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感到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投身大革命的一代知识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由新文化打造的新的政治主体。大革命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由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入手改造社会的愿望,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文化改造社会功能的深刻体认,他们相信文化对于政治具有某种再造能力,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

  结语

  那些国民党左派的青年,以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他们幻想以非暴力革命和较少的流血牺牲,达到政治的革新、社会的进步,这是他们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目睹青年的鲜血浇灌大地之后,寻求个人出路,探索国家、社会前途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跟随他们的生命、情感体验进入历史,有助于看清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中各种对抗性的力量斗争、结合、转化的过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探索人生、社会命运的历程。

  国民党政权在汪蒋合作之后,本有足够的空间来回应革命青年的诉求,但南京当局始终无视左翼批判思想的合理性,视一切激进运动为共产党的煽动,视民众的合理诉求为“反动”而镇压,以“剿共”、“抗日”合法化其暴力独裁统治,对于包括中共和改组派在内的各种左翼组织,施以了残酷镇压。1929年7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龙华警备司令熊式辉:“近来各地共党及改组派活动甚剧;上海为活动中心,若不严厉处办,无以镇压反动,肃清上海共党及改组派。其就获有据者,应即处决为要。”这反过来更助长了国民党内和社会中腐恶势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气的青年纷纷向共产党靠近,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

  大革命后的国民党左派青年,是国民革命的“剩余物”,他们的思想主张、政治口号、主体人群,在组织上、政治上,都与国民革命有传承关系。国民党左派虽然反共,却是共产党参与塑造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对中国革命纲领的设计,所秉持的唯物史观,均体现了国共两党政治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那些“非革命”的“中间道路”。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文化中,又有完全不同于苏俄和中共革命文化的部分,它是整个中国革命光谱中的一环,可以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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