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困顿与探求

　三、继续探索人生与社会的出路

　　1928—1929年间，因为蒋、桂、冯、阎等新军阀之间的冲突，给改组派提供了发展空间。在冯玉祥、阎锡山势力范围下的山东、河南、平津各省市，改组派发展迅速。但军阀混战提供的机遇是不稳定的。1929年10月的蒋冯战争中，冯玉祥战败退出河南，在冯保护下的改组派土崩瓦解，所有支部委员和省民众团体重要负责人都被通缉。省党部负责人邓飞黄、刘潇然、李武侨、张居平、王槐堂、曹焕章、韩秩五、张汉英等人逃到了北京，没来得及逃走的青年很多被捕。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改组派重新掌握了河南省党部，冯、阎失败后又受到沉重打击，并急遽分化，有的投降了CC系，有的加入了军统，还有的投奔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底汪蒋合作后，亦有许多改组派成员跟随进入南京政府。

　　在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中，汪精卫出任国府行政院院长，陈公博、顾孟餘分任实业、铁道部部长，甘乃光出任内政部副部长，左/右的派系关系仍然存在。新成立的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调查各地民运情况，收集民运资料，为国民党物色优秀的民运人才，是改组派民众运动计划的实施。原改组派成员纷纷进入上述部门工作。陈公博长期担任民运会主任，副主任王陆一在改组派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时，也站在反蒋阵营一边。民运会二百四十余名职员中，约半数为前训练部留任，新入职者多由陈公博、王陆一介绍而来。科长、总干事等下级干部许多是改组派青年，秘书萧忠贞为改组派要员。

　　南京特务机关给蒋的报告中说，民运会是改组派“借党营私，期诸全国民众团体归其掌握、指挥裕如”的工具。还说改组派“各地下层亦极为努力”，如民运会秘书萧忠贞等，“亲到京市各地指挥农民、青年运动”，占领党政机关，拉拢干部人才，吸收群众，“如此活动半年，则彼等力量深入下层，不易动摇矣”。

　　原改组派河南省党部的负责人邓飞黄，1932年后在顾孟餘执掌的铁道部中担任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办职工教育。他说：“劳动者是群众生存的维持者，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中国的劳动者)是民族复兴的主力军。”但是，因为中国生产力低下，教育不能普及，劳动者目不识丁，技能简单，以这样的劳动阶级为建国的基础，“民生何由而不凋敝，国家何由而不衰弱，民族地位何由而不低下”。邓飞黄主持铁路职工教育三年，在津浦、北宁、平汉、正太、京沪、沪杭等主要路段，设立铁路职工学校约45所，开设识字、写字、三民主义、国语、算术、绘画、生产技能、公民常识等等课程。还刊行《铁路职工周报》，编印工人识字课本，工人小丛书，“纯为工人读物，意在激发工人求学兴趣”。

　　在兴办职工教育的同时，邓飞黄渐渐对党务工作失去热情，兴趣转向读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经济月刊》和丛书，除写论文，还翻译了一本社会经济学的著作。这种从党务工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反映出邓飞黄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和厌倦，以及想从学术研究中为中国政治寻找出路的心愿。1935年12月，邓飞黄受到CC系的打压排挤，铁道部长顾孟餘同情他的遭遇，决定派他赴欧考察，增长见识。这使他“多年来想到欧美去留学的希望得以实现了”。1936年2月，邓飞黄启程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开启了新的一段人生历程。

　　在经历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污浊之后，重新回到学校，从读书和学术研究中探求社会构成之理和中国救亡之道，成了许多有理想、有思考能力的国民党左派青年的选择。1929年的元旦，南京中央党部的杨玉清在自己的宿舍中，写了一首小诗：

　　将送着十七年的旧友过去!复会着十八年新生命的到来!

　　在患难之下呻吟过渡的我啊!依然是，依然是有形容不出的悲哀!

　　主人们正在那里酣笑!奴隶们正在那里号啕!

　　人生的现实之宫堂!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除了牛马与豺狼!……

　　时代驱遣我们努力!历史吩咐我们向前!

　　我们怎么忍啊!我们怎忍醉生梦死!梦死醉生!

　　黑暗终会退避光明!缪妄终会屈服真理!

　　只要我们的血泪未枯!我们还要滴到最后的一滴!

　　从杨玉清1928—1929年的日记看来，这两年他读书非常努力，“为的是要在读书当中找着我的出路”。他所读之书涵盖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文艺等诸多领域，有《总理遗著》《三民主义之认识》《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经济地理与国际问题》《中国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史》《人生哲学》《资本论解说》《联俄讨论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茅盾的《幻灭》、蒋光慈的《光慈诗选》、瞿秋白的《新俄游记》，等等。他将一本《新土耳其》读完后，在日记中写道：“近东的病夫，与远东的病夫，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都是最有希望的国家。我遥祝他们将来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此时杨玉清的思想还比较混乱，无日不被革命理论萦绕脑海，但是只有零碎的知识，而无系统的学问，内心总是充满矛盾。在困惑和忧虑中，有一些良师益友，引导他走上了继续求学之路，其中一人是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邓初民。邓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和社会学者，曾与许德珩一起发起过革命团体“本社”，与李达一起办过《双十》月刊。他告诫年轻的杨玉清：“务须从事细心研究，头脑放静，心肝常热。社会科学，须起码的读完几套书，否则零絮知道一点，无论知道得何等多，仍是无根之草，潮流一来，只有随风漂泊，极为危险。”杨玉清感到这些话“确实道破了我的病症，我急应切实履行。”

　　杨玉清还有一些共同爱好文艺的朋友，如后来中共党内著名的作家胡风(张光人)。他十分佩服胡风，对其人格“极其敬仰”，“觉得他的文学的修养，实为普通谈文艺者所弗及”。1929年1月，杨玉清来到上海，很羡慕上海的左翼青年居住在亭子间里的生活：“无论什么书，可以自由地看;无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自由的发表，会着的人哩，更是种种色色……假定我不为生活打搅，我情愿跑到上海来，藉着这个环境，来锻炼自己。尽量地读书，尽量地作文，尽量地接纳好的同志，我相信不久的时间，一定能得着很大的进步。”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来上海，住亭子间，“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死命的读书，死命的作文，作的文字向报纸发卖，藉以维持日常的生活”，这种想法继续在他脑海中盘旋。

　　同时，他也有了继续读书，出国深造的念头。他说：过去，对“学者的生活”很不以为然，以为一为“学者”，便“和社会不相干的”。经过几年政治波涛中的挣扎，备尝痛苦失望、歧路彷徨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学术生活的意义，以为“学者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一切的人要大，尤其切实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于是“很有一点要当学者的野心了”

　　1929年底，杨玉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了辞呈，开启了赴日留学的生涯。艰苦的留日生活，甚至时有断炊之虞，但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同乡、朋友，如张光人、胡业崇(胡秋原)、高叔康、徐佛观(徐复观)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穷困而倾心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后来都成了各领域的著名学者。1930年2月，杨玉清与徐复观同游东京上野公园，彼此畅谈，都感到此后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社会好好分析一番。杨玉清、胡秋原还结识了正在东京办《读书杂志》的王礼锡，王约他们投稿。在接下来几天的日记中，杨玉清写道：“草文，约三千字，一气呵成”;“草文，约五千字。心情如明镜”;“我要能多读些书，多有些著作……那时我才真是快乐了。”

　　“九一八”事变后，杨玉清因在毕业论文中抨击日本的法西斯政策，遭到日本当局的逮捕，后在国外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中国。1934年，他被国民政府派到巴黎担任驻法大使馆的秘书，工作之余勤奋苦读，最终拿到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与邓飞黄一样，在后来漫长的国共斗争中，都曾帮助和设法营救过一些受难的共产党员，虽然早年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深刻，但在1938年底汪精卫脱离重庆之后，都毅然断绝了与汪的关系。在1949年后，他们都留在了中国大陆，为一生的革命生涯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因政治变革遭遇挫折，转而探求社会和文化的深层原因及改造方案，这并非大革命后独有的现象。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验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1917年7月，当胡适从海外归来，船到横滨，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感到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现象”，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投身大革命的一代知识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由新文化打造的新的政治主体。大革命后的左翼知识分子由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入手改造社会的愿望，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文化改造社会功能的深刻体认，他们相信文化对于政治具有某种再造能力，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

　　结语

　　那些国民党左派的青年，以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他们幻想以非暴力革命和较少的流血牺牲，达到政治的革新、社会的进步，这是他们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目睹青年的鲜血浇灌大地之后，寻求个人出路，探索国家、社会前途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跟随他们的生命、情感体验进入历史，有助于看清当时中国社会、政治中各种对抗性的力量斗争、结合、转化的过程，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探索人生、社会命运的历程。

　　国民党政权在汪蒋合作之后，本有足够的空间来回应革命青年的诉求，但南京当局始终无视左翼批判思想的合理性，视一切激进运动为共产党的煽动，视民众的合理诉求为“反动”而镇压，以“剿共”、“抗日”合法化其暴力独裁统治，对于包括中共和改组派在内的各种左翼组织，施以了残酷镇压。1929年7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龙华警备司令熊式辉：“近来各地共党及改组派活动甚剧;上海为活动中心，若不严厉处办，无以镇压反动，肃清上海共党及改组派。其就获有据者，应即处决为要。”这反过来更助长了国民党内和社会中腐恶势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气的青年纷纷向共产党靠近，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

　　大革命后的国民党左派青年，是国民革命的“剩余物”，他们的思想主张、政治口号、主体人群，在组织上、政治上，都与国民革命有传承关系。国民党左派虽然反共，却是共产党参与塑造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对中国革命纲领的设计，所秉持的唯物史观，均体现了国共两党政治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那些“非革命”的“中间道路”。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文化中，又有完全不同于苏俄和中共革命文化的部分，它是整个中国革命光谱中的一环，可以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