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在诗外”：选举迷信的盲区

——以香港的“制度优势”为例

　　弹劾特朗普在众议院终于通过了，可民主党却迟迟不把问题提到参议院，中国普世精英感到有点失落了。

　　与中国媒体的殷殷关注不同，美国老百姓好像不大在乎：管他驴踢象踏，他们弹劾不弹劾关咱屁事，我觉谁好就投谁票!据民意调查，弹劾案后，特朗普的行情反而见漲了。

　　看来，对两党政治、对民主法治程序，美国老百姓比中国媒体要明白得多。

　　尽管没有多深的“理念”，草民的直感往往高于精英的偏见 。

　　正如中国的草根平民，普世也好，特色也好，他们说不上成套理论，但凭着直感，他们就热爱毛泽东，觉得毛泽东才是代表中国、代表大众的，为富豪的设计只能忽悠出来的一时。

　　中国的毛泽东热，是老百姓自发点燃烧起的，冲破重重压制持续升温，是民众觉醒表现。全面否定的障碍——“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恐怕很难改变了。

　　我们的主流媒体，热中于西方政坛风云的报道，美国两党的竞选仗、台湾蓝绿撕咬、韩国的竞选与弹劾、英国的脱欧较量，海峡两岸和国际新闻等频道，一直不厌其详连篇累牍疲劳轰炸；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很难入他们的法眼。充当西方话语的传声筒，还自以为是“走向世界”。究其根源，还是出自普世民主的崇拜。浪费资源，连篇累牍，消解了自信，替人家宣扬捧场。

　　食肉者远不如草根百姓高明。

　　尼克松遭弹劾辞职，毛主席不当回事，依然邀请访华高规格接待。今人喁喁仰望的，在老人家眼里，蔑如也，识见与器局，不能同日而语!

　　香港回归五十年不变，在精英公知心目中，是一个普世民主法治的光辉样板，即使祸乱半年，许多主流权威的话语中，“制度优势”依然不可动摇，粤港澳大湾区的宏图，还是离不开发挥香港的“制度优势”。

1

　　从“占中”到“反送中”，回归二十多年，港独大闹小闹从未消歇，“基本法”搁置了，“修例”取消了，暴乱越让步越得寸进尺。独暴以“一人一票”“真正的普选”蛊惑人心，稍有头脑都能看出，无轮怎么选法，只要你不独，他们只会更厉害地闹下去。近期，无论东方西方，各地骚乱纷纷，警方治暴，还有像香港这样克制艰难的吗?结果呢，别人断网开枪没事，你再让步，也是“暴力执法 ”，是“专制”!

　　“跟着美国”的世界，就这个理：你“跟着”我，怎么都行；不然的话，怎么也不行！

　　看不透这点，就直不起腰来。

　　不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就程序言，美国总统也不是“一人一票”选出的，英国日本多数党执政，也不是“一人一票”，各国有各国的选举程序，按“程序正义”，合乎法律程序选出的，都是合法的。怎么一到中国、俄罗斯、古巴和朝鲜，无论怎样选，都是“专制”了呢?

　　治乱止暴，时时处处嘴里不离“依法”，可谓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生怕人家挑了理去。可惜PK太不对称，“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示威已变成专门破坏公共设施和砸烧医院商店，记者镜头只对警察，五十块钱买个记者证，可以闹得特首发布会开不下去，人家有恃无恐，根本没把“合法不合法”当一回事。

　　然而，“理”还都在人那一边!

　　普世民主多数人投票选出的结果，与善恶是非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选举结果的大概率，是由选举的前提决定的。

　　民主也好，选举也好，都是有阶级性的。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多年来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都被解构了，以致一些左翼朋友对此也感生疏，谈西方民主缺乏阶级分析，离开民主的阶级性质，谈其缺乏“责任制”、“务实性”、“撕裂性”之类弊端。

　　民主选举，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发明，它是与封建专制相对照对立提出的一个概念，这是文明的进步，自然应予肯定。但是，如果把它与专制的对立绝对化，并进一步抽象化，就不对了。

　　每一阶级实施自己的统治，都有阶级意志的集中方式，封建王朝是“专制”，但也不是没有阶级“民主”，并不是一切由皇帝随心所欲地说了算。封建阶级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阶级意志的集中形式，比如中央政府的三省制，就是为了互相制约，防止独断。历代都有监察制度，御史台督察院监察官吏，甚至可以“风闻言事”;重大案件要由三法司会审。东汉的州部刺史，开始时就是中央派出的巡视组，以后才行政化。重大决策有部议、廷议和王大臣会议;诏勅不当，可以封驳;黄帝亲下的谕旨不当，内阁军机也可以“不奉诏”，这一些制度都是体现地主阶级的民主，为了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民主选举制度的抽象化，除了欺骗大众外，也是资产阶级政客攻击无产阶级的重要武器，在他们打造的话语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专制”。而一旦“转型”，也都从反对“个人迷信”和“专制”起步，反的结果，是贪官和富豪横行无忌，许多国家都是富可敌国的寡头“民主当选”总统，小百姓到底得到多少民主?天知道。

　　每个人在他参与投票之前，他的头脑中 都已经有一个“预置程序”，这个“程序”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阶级斗争，由取得统治支配地位的阶级设置好了的，他所设定的生存方式，已经被大家承认接受了的。这就是前提。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这一规律，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统治的思想。奴隶时代的天命观和等级制度;封建时代的“三纲五常”、“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资本时代以维护雇佣劳动为核心的“天赋人权”、“代议”、“法制”之类普世观念， 只有被统治阶级承认了统治阶级给他们设计的生活方式，也即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这一社会才能正常运行下去，实现“和谐”，“天不变道亦不变”。从哲学上讲，实现主要矛盾方面支配下的矛盾斗争的同一平衡，一直到矛盾双方主次易位，这一主流支配现象都才会改变。但这一改变必须通过阶级斗争，靠血与火，用“选举”或什么“民意表达”，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通过“选举”所表达的，不是什么真正的民意，而是统治阶级预先设定的“民意”，对于下层被被统治来说，是被扭曲限制了的“民意”。在被压迫阶级觉醒之后，他们的表达，会由“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把选举看做无产阶级组织和锻炼自己的的一种形式。二百年来，世界上还没有通过“议会道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先例，意大利共产党和印度克拉拉邦共产党，都曾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但改变不了社会“姓资”。阿连德倒是通过选举上了台，但很快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美国连苏加诺那样的资产阶级的政权都不能容忍，何况“姓社”!

2

　　选举的“功夫在诗外”，一个阶级要取得统治，无不经过长期斗争，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政治方面的激烈斗争，取得政权之后，才谈得上选举。国民党用枪杆子“剿共”二十年建立政权，才能搞“行宪选举”，你可以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选择，但绝对不能选毛泽东。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推翻了蒋家王朝，人们才有可能选举自己的领袖。西山公知敢于亮出“共产党非法”旗帜，也是他们为改旗易帜斗争多年的成果，那是为将来“民主选举”自己的代表作的铺垫。

　　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总是走在最前面。

　　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抓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做了两三个世纪的思想准备。

　　他搞殖民主义走向世界，开始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则是宗教输出、普世观念和新老自由主义，中情局相当于资本的文化部，各式基金会是买办奴才培训部。

　　港独鼓吹一人一票，底气是他们有着意识形态优势，能够支配港民的头脑。

　　这一优势，不是来自“民意”，而是得自他们经济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迷信选举，颠倒了因果。

　　本该是常识，但说破了又点敏感。

　　港独反映的是殖民霸权和金融地产寡头的政治诉求，他们的意识形态优势，也是经过斗争取得的。

　　从历史方面看，英国的百年殖民统治，美国的霸权优势，金融地产寡头政治经济上的牢固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从现实方面看，香港回归后攻守之势中的被动，强化了霸权殖民势力的话语优势。

　　接受了彭定康的顶层设计，去殖民化严重缺位，殖民法统和洋法官至高无上，教育与新闻话语权拱手相让，中央政府唯一能够影响的行政权力，在“三权分立”制约中软弱无力，中央实际上失去了治权。回归后明珠供奉的定位，不光难以去殖民化，而且强化了去中国化的进程。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弄得“警察抓人法官放人”，侮辱国旗轻描淡写，碰下美国领馆就予重判，除了徒唤奈何，还得称颂“司法独立”。

　　霸权殖民统治只是外因，港英统治时代，从省港罢工到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反资浪潮，左翼爱国力量从来不能小觑，回归后反而万马齐喑。

　　回避这一点，真正回归难。

3

　　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好谈西式民主的利与弊。

　　每个阶级都会找到适于自己统治的最佳政体，也即执政形式。

　　代议制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最理想的阶级统治形式，经典作家在多处表达过这一观点。

　　在无产阶级崛起后，资产阶级感到它曾经用来反抗封建阶级的武器被无产阶级用来对付自己了，就开始从雅各宾时代倒退，会选择躲在皇权背后实施自己的统治，以掩盖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欧洲君主国的存在和延续，既是资本与旧贵族妥协的产物，也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需要，法国大革命后，无论是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拿巴王朝，都未曾改变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所以，无论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君主制，总统制还是总理制，日本的天皇、英国的女王还是卢森堡的大公，五花八门五彩缤纷的政体，都不过资本实施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

　　代议制共和国，就是资本的最高董事会，在这个董事会里，话语权的大小也不是“一人一票”，而是根据资本持有的多少分配的。真正统治美国的，是犹太资本，金融和军工寡头。敢于触犯他们的核心利益，包括肯尼迪这样的总统，都保不住脑袋。

　　至于代议制、三权分立之类民主自由，其长其短，都是由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性决定的。

　　国体不同于政体，不同阶级在执政形式上可以互相借鉴，但本质上还得服从自己阶级的需要。戈尔巴乔夫一“转型接轨”，总书记非得改叫“总统”，那“正名”，不过是出自对普世制度根深蒂固的迷信。我们一“融入世界”，头面人物马上要以西装亮相，当逆年的公知，就曾作为一个标志欢呼过。其实叫不叫总统并非本质，早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威廉。皮克也叫总统，朝鲜的元首也叫首相。

　　乌克兰和英国的议会，都上演过既动口有动手的闹剧，那是由资本的阶级性决定的，道貌岸然是欧美绅士的外表，骨子里还是奴隶贩子和灭绝印第安人的殖民强盗，利益至上和凶狠无耻的本质从未改变，是买办精英几十年的洗脑，才造就了崇洋媚外迷信。这方面倒是得感谢特朗普，是他，给我们上了破除迷信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