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学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它也成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中心。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许多经济学说史方面的著作都有较详细的论述，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那些细节。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主要梳理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学发展的脉络。 这个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 年代末期，在这个时期，新古典—凯恩斯综合派（以下简称新古典综合派）是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均处于边缘地位；第二个时期是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在这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主流。 人们一般认为，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纳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所以，在这些国家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应该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在一定意义上讲，自从凯恩斯本人去世以后，就不存在原本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了，继承他的主要是两个学派：一个是新古典综合派，以美国的萨缪尔森等人和英国的希克斯为代表；另一个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以英国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以及美国的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和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等人为代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源的。凯恩斯本人及其理论都是矛盾综合体。作为长期学习、研究并信仰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凯恩斯不可能完全割裂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正如亨特教授所说：“他想放弃市场自主调节的假定，从而将资本主义从自我毁灭中挽救出来，但同时他又想保持对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的信仰。他希望在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政府应尽可能少地干预，而在挽救社会于危机时才发挥作用。”[27]也就是说凯恩斯虽然放弃了新古典学派关于市场自主调节的假设，但又坚持了该学派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假说。与此同时，虽然凯恩斯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才是“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理论只适用于特殊情况。但是，他在结束《通论》时也指出，“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假设总产量为既定的，即取决于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和因素，那么，我们对古典学派的分析并没有反对意见。”[28]这些都为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相嫁接提供了可能。 但同时，凯恩斯也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面对危机和衰退无可奈何，是因为该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出现危机的可能。因此它必须引入其他的概念和方法来改变新古典经济学。他所引进的新的概念和方法当中，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知性”彻底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假设， 即人们拥有完全的信息和完备的知识。这个新的假设给论证市场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造了很大麻烦，又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打着凯恩斯旗号反对和批驳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可能。另外，在《通论》最后一章中，凯恩斯提出了“投资社会化”的主张和“食利者阶级的消亡”的前景。以至于前美国总统胡佛把《通论》当中的思想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学说”。这又为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抛弃凯恩斯主义当中具有颠覆性的和激进的假设、观点和方法，以及新自由主义者彻底反对和完全拒绝凯恩斯的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性。 其实，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一些比较明智的西方政治家已经开始采用政府干预的政策。比如说，曾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于1929年提出了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伊始就推行了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由国家向社会注入购买能力的政策。这些方案和政策对这些国家走出大萧条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但却无法得到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从而其广泛传播和被普遍接受则成为理所当然的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中的具有颠覆性的和激进的假设、观点和方法又容易让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因而，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改造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嫁接就成了一种制度性的需求，新古典综合派应运而生。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在1947年出版了大量引入数学并对新古典主义思想加以系统化的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之后，就开始动手撰写至今仍在不断修订和再版的教科书《经济学》。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中，萨缪尔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浅出地介绍凯恩斯的理论，但在接下来的每个版本中，萨缪尔森都试图加入更多的新古典理论。在1955年的版本中，萨缪尔森已经基本完成了将凯恩斯主义（作为宏观经济学部分）与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部分）相嫁接的任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此后新古典综合派当中的新古典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他们不仅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的假设，而且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 即新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特殊情况，凯恩斯主义才适用于普遍情况。反之，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短期情况，而新古典主义则适用于长期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是中肯的，但长期而言，工资和价格将不再具有刚性，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将失去有效性，这个世界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 由于适应了上述的制度性需求，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二战以后20多年一直在美国居于正统地位。但在此期间，也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这套折中的理论，有两个虽然处于边缘地位， 但在后来有重要影响的学派也在开始发展。一个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学派，另外一个是后来被称为激进经济学的学派。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是用各种新的名词术语和方法重新包装过的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学派的核心组织是于1947年4月在瑞士成立的“朝圣山学社”，其成员主要来自两个学派，即以哈耶克为首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二战结束后不久，哈耶克就从英国来到了美国，随后加入了芝加哥大学。后来风靡转型经济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也于60年代初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任何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他们无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顽固地坚持新古典的学说，把危机、萧条以及其他市场失衡的情况都归因于政府政策失误等非市场的、外生的因素。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为严重，政府应当尽量少地干预经济。由于他们的这种极端保守的立场不为绝大部分学者和公众所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长期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之内。 所谓激进经济学派，这里主要是指两个学派，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60 年代末期之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凯恩斯原来的同事们所发展，在美国影响还不是很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期间也有所发展，但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被萨缪尔森视为“埃克塞特大学和哈佛大学培养的最优秀的人……他很早就是他那代人当中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之一[29]，并得到熊彼特的强力支持，斯威齐还是未能在二战结束后恢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职，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幸好他幸运地继承了家庭财产,从而能够摆脱靠学术来维生的人所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压力并创办《每月评论》杂志。在冷战开始后，尤其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斯威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乃至迫害，但他坚持把这个杂志办下来并且创办了与杂志同名的出版社以出版各种进步书籍。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真正在大学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只有一个，他就是保罗·巴兰（Paul A. Baran）。但他受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正如利皮特教授指出的， “在大学管理当局意识到他的激进观点以前，他受雇于斯坦福大学。由于巴兰是按照任职期制受雇的，大学管理当局不能毫无困难地将其除名，但管理当局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他离开大学，如拒绝提升和增加薪水……巴兰在许多方面是孤立地工作着，被剥夺了在其学术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与同辈人进行学术交流的权利；他于1965 年逝世，享年54 岁。”[30]每月评论出版社1957 年出版了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开山之作。由于受到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压制，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不是很大。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流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挑战，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尤其是在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现象（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给该学派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它的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为其他两派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利皮特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在这个时期激进经济学在美国的兴起，“60年代初期的民权运动和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加强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民众斗争，使得许多人对形成美国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令人安心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表示怀疑。对国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对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和工人的剥削，深入到许多研究生的意识中，并有助于决定他们的学术方向。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研究第一次在研究备忘录中占据到重要位置。”[31]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经济学界大批地出现激进经济学家。在这个时期，除了斯威齐等人继续活跃以外，还从哈佛、耶鲁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学府中涌现出的一批年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提斯（Herbert Gintis）、大卫·戈登（David Gordon）、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等人。随着激进经济学研究者人数的增加，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性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1968年夏诞生了，这是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的第一个专业性协会，其会员数在70年代中期一度超过2000人。[32]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仅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关于价值转化成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而且非常关注当时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依附理论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利润挤压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等。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矛盾所决定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无法解决这些内在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主义作制度性的改变。 与此同时，以戴维森和明斯基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成长起来。他们继承了英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们（比如说罗宾逊夫人、卡莱茨基和卡尔多等）的研究成果，强调不确定性、历史时间以及非历态(non—ergodicity)的重要性，反对货币中性说以及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他们在货币金融、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他们反对“自然失业率”说，把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引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鼓吹应该给予工人更多的经济权利，实现经济民主，从而解决滞胀问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给滞胀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较大的并且是不利于资本的改造，这无疑很难被当时美国的统治集团所接受。受到他们青睐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上面已经谈到，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当时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影响不大。甚至到了70年代初，弗里德曼（以及共和党籍的总统尼克松）甚至还宣称自己也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滞胀现象的出现严重打击了新古典综合派，同时也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机会。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增加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经费被投入到芝加哥大学等相关机构，资助新自由主义学者作研究、办杂志以及开研讨会等，媒体也适时地跟进报道。当时美国主流媒体不断宣称“凯恩斯已经死了”，以至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专门撰文进行反驳。[33] 为了支持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先后分别访问智利并与皮诺切特面谈。虽然这给新自由主义带来了不少非议，但随着媒体大肆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到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已经从意识形态变为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当然，这时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新添了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的学术流派。 在这里还不得不提及的是，虽然新古典综合派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彻底消亡，其继承者主要是一批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是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和尼古拉斯·G.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 ）等人。他们坚持把凯恩斯的宏观分析与新古典的微观分析相结合，并试图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他们在信息经济学以及价格刚性的微观基础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学界基本是上述三大学派共同发展的时期。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但在主流杂志，比如说《美国经济评论》上，三个学派的论文都有可能被发表，即便被发表的几率存在很大差别。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正统，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要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则变得非常困难。本来，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令人失望的表现严重损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誉，许多人以为它将很快失去主流地位。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和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增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并巩固了其主流地位。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更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相当的霸气。以至于在1992年，包括萨缪尔森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4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签名，专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了这样一个声明：“我们，在下面签名者，担心经济学受到了垄断的威胁。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强力推行一种方法或核心假设的垄断，并宣称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经济学家们总在口头鼓吹自由竞争，却不愿意在观念的市场上实践它。”[34]在指出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号召建设一个多元的和严谨的经济学。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当一个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收敛，凭借着国际组织的支持和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新自由主义成了许多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不仅大部分苏东国家陷入了所谓的“转型萧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矛盾更加激化，以至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百姓近年来用选票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送进了总统府。这些情况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遭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五 近期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至少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已经风光不再，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也站出来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受到苏东国家转型的影响而有所消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开始出现了再次复苏的势头。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学、女性经济学以及新一代的制度经济学都开始发展起来。 而这一轮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人们很容易想起凯恩斯在《通论》的第一章就给我们的警告：“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此外，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的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他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35] 根据历史经验，在这次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将在全球彻底失去其主流地位，重新恢复为一个很小的学派，如果不是被人们彻底抛弃的话。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学派，将在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学派中产生。至于究竟是哪个学派成为主流，则取决于这些国家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主流是不可能的，即便其影响力将会变得很大。 究竟哪个学派会在美国成为主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2 页。 [2]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3 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970 页，转引自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2 期。 [3]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经济学在空间上的扩张，而人们经常使用的是经济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扩张。 [4]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65、187 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207 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754 页等。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 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215-216 页。 [8] 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862 页。 [9]参见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设立的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网站， 本文中多处借鉴了该网站的观点和材料。 [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 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170 页。 [11]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年，第196-197 页。 [12]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20-26 页。 [13]有意思的是，正是制度经济学派和辩护者“旧学派”之间的斗争带来了美国经济学会的成立。在与同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保守的经济学家纽科姆的斗争中，为了模仿德国历史学派古斯塔夫·冯·施默勒(Gustav von Schmoller)建立“社会政策学会”来促进社会进步， 同时也是为了向校方证明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伊利在另外两个经济学家的帮助下于1885 年成立了美国经济学会。最初，它被辩护者学派认为是制度学派的一个组织，因而陶西格、哈德利以及萨姆纳等人都拒绝参加并指责它“有社会主义倾向”。但伊利成功地邀请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著名的辩护者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尔克担任了学会的会长，而自己则只担任秘书一职，同时他还放弃了用这个组织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想法。这些使得这个学会以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组织的面貌生存下来并发展起来。 [14]E. 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2 版），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266 页。 [15] E. 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2 版），颜鹏飞总译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266 页。 [16]特别是费雪（Irving Fisher）在耶鲁大学、陶西格在哈佛大学以及奈特在芝加哥大学分别成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学者。 [17]除了米切尔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康芒斯在威斯康星大学外，其他人都只能到一些小的大学里去，比如说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由凡勃伦等创立）和德克萨斯大学。 [18]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米切尔于1920 年创办了国家经济研究局。 [19]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861 页。 [20]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885-886 页。 [2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 3 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172 页。 [2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1 页。 [23] Harold Hotelling , “Demand Functions with Limited Budgets”, Econometrica，vol. 3, 1935, pp. 66-78. [24] 参见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5]Harold Hotelling , “Edgeworth’s Taxation Paradox and the Nature of Supply and Demand Fun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40, 1932, pp. 57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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