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阅读：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观点（上）
评价杨克
(译者注：詹姆斯·杨克，美国西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张通过成立“公共所有局”使生息资本社会化，并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全社会成员。)
杨克在一系列文章中，已经提出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案例[yunker1979mea，yunker1988npm]。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捍卫市场社会主义、反对可能有更喜欢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读者可能不熟悉他的主张，我们将简述他的主要观点以及他本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然后再对这些观点进行批判性评价。
杨克设想了他所谓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模式。像现在一样，经济将由法律地位基本不变的公司经营。这些公司将能够参与和目前美国公司所参与的完全相同的所有商业交易。这些公司将按照现在的劳动合同来雇佣人，并试图从他们身上获取最大化利润。和现在一样，允许公司拥有股份或互相贷款。资本主义活动的唯一限制是股份收益的所有权不能归属于个人。相反，所有并非由其他公司持有或管理的股票将归属于他称之为公共所有权局(BPO，Bureau of PublicOwnership)的公共机关。BPO将有义务最大化其持有的资本回报。然后，BPO将资本收入分配给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员工，作为对其工资收入的补充。
显然，杨克倡导的社会主义形式与资本主义非常相似。将其称为社会主义还是国有资本主义都是争议点，但杨克的意图显然是通过说：“看，社会主义可能非常像你所知道和喜爱的资本主义，所以你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大多是没有根据的”来转移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批评。
比起私人资本家，杨克相当关注社会主义管理者的激励问题。所有者经理从利润的任何增加中获得全部收益，而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理则不会如此。杨克指出，在实践中，大多数大公司今天已经由受薪经理管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和市场社会主义下没有什么不同。那么问题就在于BPO的基金经理是否会像私人股东一样追求资本的高效利用呢?
他的一个回答再次表明，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股份由向基金经理支付工资和奖金的机构投资方持有，因此情况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对私人股东为影响其资本回报率而必须付出的努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从中得出结论，他们每个月只需要花费9个小时就能达到他们资本的最大回报率[yunker1974iai]。因此，他的结论是，只需要相对较少的资金管理，BPO就可以获得接近最大收益率的收益。
他继续构建一个相对复杂的理论经济模型，旨在帮助我们理解资本回报率与管理者投入的努力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得出结论，与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相比，在低水平的激励下可以获得有效管理。
评价
必须从其所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评估杨克的工作，然后从其理论和科学能力、最后还要从其社会和政治影响方面进行评估。
1.意识形态角度的评价
他写作的意识形态背景毫无疑问正是在美国占主流学术地位的那种经济学。美国的经济学专业可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这意味着杨克被淹没在敌视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浪潮中，他生存在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他本来可以选择退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而对资本主义加以外部批判，可他却选择了内在批判的道路。他利用他所熟悉的他对手的概念体系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境况来为社会主义张目。这是可以被预料到的状况。对现存秩序进行自发的社会主义批判往往是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思想开始的。就如欧文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一样，美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上建立起来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于新古典主义者来说，杨克的社会主义可能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更难被简单忽视。缺点则在于这种想法对草根活动家没什么吸引力，因为他构想的社会似乎同今天区别不大。即使是在目前社会主义活动家的网络(而不是学术的)讨论中，大家对杨克所提出愿景的兴趣也远低于对诸如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 那种更加激进的[albert1991pep]。
2.理论上的评价
但是，意识形态的接受不代表着万事大吉，人们还必须对他理论的科学性进行检验。从我们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想知道杨克为什么不把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由于一直以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是支持计划而非市场，所以敌人很期待杨克会如何投入精力来说明他拒绝计划的理由。但相反，杨克用这样一句话来阐述他自己[yunker1988npm]：
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远比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高效，这一点几乎成了公理([yunker1988npm]，第71页)。
然后他假设这一信念是合理的，并在该假设之上进一步构建他进一步的论据。他的表述在许多地方都具有启发性。首先他使用了“西方经济学家”这个术语。通过这么说，他就把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很少但是真实存在)同其他生活在铁幕以西的经济学家区分开来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市场资本主义远比计划社会主义更有效率。但他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家”----无论这些人住在哪，都指代的是那些坚持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他指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忠诚，而不是地理上的忠诚。
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他使用了“公理的”(axiomatic)这个词。人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他认为公理与经济学这样的实证研究有关?
公理一般蕴含于集合论、数论或谓词逻辑这样的形式逻辑理论之中。公理和推理法则提供了一种可以评估理论中一些(但不是全部)命题正确性的方法。只要给定公理和推理法则，就能通过固定的程序将命题分为可证明、可证伪和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伪几类。构建形式理论的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公理，不同的公理得到不同的理论，1854年黎曼对几何学的公理化就是最著名的历史案例。
杨克提“几乎成了公理(virtuallyaxiomatic)”的提法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偏见----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形式系统而不是经验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惯用一种来自于公理而不是经验科学的对比方法：假设、实验或观察测试、修改假设。生物学就不以公理的方式进行，为什么经济学需要呢?
公理化方法是否有可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社会作用?
这一理论的作用不就是证明某些“达到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的政治命题吗?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几乎。市场社会主义优于计划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公理”。资格何在?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无法从他们先前的公理集合中证明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相反，自巴伦以后的这个世纪里，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很明显的可以用来证明计划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一样有效。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有必要添加最终的“虚拟公理(virtual axiom)”;首先要假设他们想证明什么。
杨克似乎对用一句话概述迄今为止存在的社会主义感到不安，因此他为伯格森的工作[bergson1978pas]添加了一个脚注(据称伯格森已经凭经验验证了这个虚拟公理)。但伯格森的工作使用的20世纪6、70年代的数据。他声称证明了苏联经济在使用资源方面的效率低于美国。除了要考虑两国社会制度差异带来的研究困难，这种比较还面临着工业化阶段、可用技术水平、劳动力技术文化水平、民族文化差异等方面的不同带来的问题。但是70年代的争论如今已然成为了历史。但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控制变量实验在俄罗斯的结果。从1989年开始，俄罗斯政府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认为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经济可以大幅提高经济效率。如果这些经济学家是正确的，那么主要应该做的就是取消中央计划所施加的限制，这样我们应该能看到俄罗斯在1989年之后的繁荣和经济飞跃式增长。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制度导致整体经济产出的灾难性下降(表格[俄罗斯的经济衰退])。
表格1.俄罗斯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后的GDP衰减
我们并不是说苏联的计划体系或其经济计算和估值系统是适当的。我们在TNS中指出，苏联劳动力估值过低导致效率低下;计划是基于汇总而非详细目标;它未能有效利用现代计算机和电信技术;消费品价格往往与劳动价值相差过大。但我们在1989年写的应对策略并不提倡市场导向的改革，我们认为这会对苏联工人阶级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相反，我们主张现代化、高技术、民主的计划模式。回想起来，我们认为，我们对苏联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怀疑态度，已被证明是有根据的。相比之下，九十年代似乎对杨克的理论没有影响。他似乎对戈尔巴乔夫市场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不置一词。他仍然坚决反对基于美国冷战偏见的计划。
杨克论证的一个关键点是管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他关注的是，BPO的受薪员工在公共资本资产的有效管理方面同现有的由基金管理人和个人资本家所私人持有的基金管理一样有效。他在这里关注的是作为整体效率关键组成部分的有效利用资本。他将所用资本的回报作为经济效率的关键指标，并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工业以此为导向，将表现与现有的资本主义产业同样的效率，同时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
这里有几个理论问题需要解决：
1.资本管理是什么意思?
2.像BPO这样的单一机构能否以类似于多个私有基金的管理方式运作?
3.利润真的是资本效率的良好指标吗?
4.资本回报率是由资本管理者的努力还是其他因素决定的?
在杨克对资本管理的实证研究中[yunker1974iai]，他专注于个人的“投资者”。但这些投资者的意义非常有限。他们不会直接投资工厂或设备，而是买卖金融资产。他们曾经被称为食利者，一种通过纸面规定的未来期权收入流来致富的人。以这种方式理解资本管理比有效管理实际资本资产和实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简单得多。但后者影响了实体经济的生产力。前者确实影响了食利者个人的收入，但只是在零和博弈中。当A先生在低买高卖股票时，他的收入增长是以B先生低价卖出和C女士高价买入他的股票为代价。把这个和组织生产A380超大型喷气式飞机的任务比较一下。后者需要有效协调大量不同的劳动过程、使用分布在多个国家各种各样的设备。这种管理的有效执行直接影响总体福利。它决定了喷气机交付的及时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特定的的管理决策影响他们的燃料消耗等。因此，这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管理，其中一种具有纯粹的自私含义，另一种则具有社会影响。
在杨克所倡导的经济体中，只有一个最终所有者BPO，私人食利者类型的资本管理将是无关紧要的。国家是所有股份的最终所有者，不能通过投资组合调整影响其收入。所以杨克的实证研究与他正试图解决的问题无关。
他可能会反对说，虽然购买和出售现有股票可能是零和游戏，但新发行的股票却不能说是这样。在这里，购买股票的结果是投资实际资本的资金，而市场对是否为此类股票发行提供资金的判断对未来的生产有实际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问：像BPO这样的单一机构能否以类似于多个私有基金管理的方式运作?
不能。
作为唯一最终股东的BPO将对所有公司在经济中的投资计划有一个概要性的规划。由于一家公司的投资计划会影响其他公司，因此BPO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例如，了解所有航空公司的投资计划，并了解这些公司可用于增加市场份额的最佳值，它将能够判断整体投资计划是否过度。因此，它将不受在牛市中激励私人投资者的“动物精神”的影响。由BPO资助的资本投资系统将不太可能产生泡沫(这些泡沫一次又一次地造成美国经济中真实资本的灾难性浪费，从19世纪末的铁路泡沫到房地产泡沫，以及2008年这样剧烈的崩溃)。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请注意，在此过程中，BPO将越来越像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
如果要做出合理的投资判断，就必须建立日益复杂的整个美国经济的投入产出计量模型。只有这样，它才能评估对新发行股票的特定投资是否可能带来良好的整体回报。换句话说，在未来一定有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