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

<18>佳士运动从2018.7.29示威直至最后被镇压，始终反复宣示毛的画像、话语、马列毛主义的口号，这些宣示的动机是什么？效果如何？

除这些宣示之外，“马列毛主义”在佳士运动中究竟还有什么具体表现？如果说“马列毛主义”是一种政治主张、社会愿景，它究竟实际内涵是什么？（还是说暂时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仅仅只是倡导组建工会和工学结合，再加上重建臆想中的“毛时代乌托邦”？）

作为“毛派运动”的佳士运动的这种实际政治模糊性意味着什么？

如前所述，佳士运动的这些宣示都是基于这些青年毛派极大地高估了毛派从官方到民间的影响力，尤其是包含了对官方“党内健康势力”支持毛派的极大幻想，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支持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势力”，民间毛派、左翼在现行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下也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见前述第16个问答）

有亲身参与过坪山线下声援团的左翼青年向笔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据他多日来的观察，并没有发现声援团成员有什么具体的毛派政治思想认识表现，这使得他非常困惑：佳士运动如果说不止是声援被捕工人、争取组建工会、要求“严惩”警察，而更是一场左翼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那么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或者说，佳士运动的“政治主张”暂时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仅仅只是倡导组建工会和工学结合，再加上重建臆想中的“毛时代乌托邦”？假如参与过佳士运动的众多90后、95后甚至更年轻的左翼青年深入了解到毛时代并没有毛派所宣传的那么美妙，广大工人既没有政治自由权利更没有多少民主权力，罢工被镇压，任何有独立苗头的群众组织都被严打、取缔，文革中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大佬出尔反尔、先是支持后来又镇压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和“上海人民公社”等一些有独立自主倾向的大型造反派工人组织，成千上万造反派群众被毛泽东默许、林彪所控制的解放军和周恩来所控制的公安部所抓捕、监禁、杀戮，毛泽东政权还为了联美抗苏的实用主义目的不惜支持了屠杀众多工农群众的智利极右翼独裁的皮诺切特政权、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反革命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和希腊的反革命法西斯军人政权，假如今天的左翼青年愿意认真了解这些历史事实、能够追求建立于真实而非神话的政治，那么一时包装打造的“佳士运动毛派”也将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是政治思想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至于把佳士运动说成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罕有的以共产主义为想象的工人-学生连结运动”，这些完全是个别掌握着话语权的网络平台和大佬一厢情愿的解读，或者说只是“话术”，与佳士运动跪求青天大老爷开恩的公开信一样都只是“话术”，这些话术当然有它们各自的含义和影响，之前的问答都已经详细谈论过。但是这些话术掩盖了佳士运动内部的实际政治模糊性，具体来说就是，参与佳士运动的声援团青年成员们大多并没有清楚的政治主张、政治愿景，然而他们却都打着“马列毛主义”的大旗，在对外宣传的文章中都标示着对毛泽东的感情、对毛泽东时代的向往、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所有这些标示和旗帜在没有实际内涵的情况下都成了空洞的符号。

但是这些标示和旗帜还不只是空洞的符号。因为“马列毛主义”“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这些大词都有公认的含义，只是佳士运动大多青年参与者未必都那么了解清楚，如此一来，这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甚清楚、却被他们用以自述的大词就成了他们先入为主作茧自缚的思想束缚。他们用这些大词束缚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吸纳其他毛派或者迎接公共政治讨论的思想容器，结果是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些青年的思想，也限制了社会上更多人群与他们的接触交流（既因为社会主流对毛派持有巨大的不良刻板印象——青年毛派普遍低估了这一点，也因为人们确实不好向一个已经宣称了坚信特定政治立场的组织提出讨论，那在政治上会被视为不友好），也就束缚了这些青年的思想政治进步空间，但确实方便、亲近了其他毛派去接触他们。

但是，就毛派来说，由于中国毛派确实在思想上存在着老左派和反国家主义倾向的新一代左派的分野，而老左派里又存在着更亲近上层的派系（如乌有系）与相对更有斗争性的派系（如红色参考-红色中国网系）的分别，而许多运动参与者的政治认识模糊混乱的情况下，最积极进取、最强势的那个政治集团就有可能在这种乱局中夺取运动领导权，这就是在2018年8.6政治集会前后所发生的情况——乌有系得到了当时青年毛派里最有野心的那些人的青睐，乌有系的政治思想成为当时佳士运动的主导，乌有系范景刚也确实想与青年毛派一起在深圳策划一些政治动作，只是后来事变太快使其未能如愿（详见前述第15问的回答第二段）。

我们可以浓缩出这样一条政治教训：一个既无政治原则、又在公开群众斗争中无共同行为底线的团体，即使牵强地宣称了特定政治立场也不能消除其实际政治上的模糊性、反而限制参与者的思想政治进步可能性，最致命的是这种无原则、无共同行为底线、无内涵的实际政治模糊性会为投机野心家争夺局面大开方便之门。

C.策略问题

<19>如何看待少数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到派出所聚集抗议、要求放人的行动策略？

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在2018年12月的争辩中辩称：“当佳士工人在厂门口斗争的时候，暴力机器燕子岭派出所登场，把佳士工人肆无忌惮地打了、抓了。这个时候斗争的场所自然是派出所了（当然这个过程中，先进工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开展对佳士工人的工作，并提出工友诉求），主要诉求必然是要求放人与严惩打人黑警了。如果不同警方进行公开的斗争，如果不去痛打派出所，动摇其介入决心，就不可能有条件进行其他任何斗争，因为警方随时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干预。所以选择在派出所门口示威的办法，不但是斗争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过程，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战术。”（出自2018.12.21“先锋评论员”《“甩脱尾巴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的短评》）

那么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到派出所门口示威，是否有效动摇了警方介入佳士运动的决心？

佳士运动是否达到了“痛打派出所”的效果？（或者至少起码曾经达到过这种效果？）

佳士运动是否证明了，“痛打派出所”能够动摇警方介入佳士运动的决心？

佳士运动积极分子的这段辩解说明了什么问题？

佳士运动确实不是第一次由工人到派出所示威要求放人的斗争——此前几年里广东珠三角地区发生过多次这样的斗争事件。7名佳士积极分子是在2018年7月20日上午被派出所带走后、紧接着有19名工友到派出所声援随后当天下午也被押上警车，到了2018年7月21日（星期六）白天已陆续全部释放，后来声援团上述辩解的效力就只到此为止了。但是之后在第二天7月22日全部20多名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再次聚集燕子岭派出所门口展开了新的一轮抗议示威，目的已不是要求放人（因为——再次强调：截止2018年7月21日下午14:30左右，所有积极分子均已释放），而是要求派出所严惩警察。

这7月22日开始的新一轮抗议示威的诉求，这样聚集在国家暴力机器派出所门口要求国家暴力机器“严惩”自己人的抗议示威行动，以及这个行动持续的时长（从7月22日星期日直到7月27日星期五再次被抓为止），都是近几十年来珠三角工人群体十分罕见的斗争。过去从未发生过工人在被释放之后仍然跑到派出所门口聚集、要求派出所严惩它自己的警察，因为工人和警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普遍事实摆在那里（严格来说只有普遍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大气候时例外，但我们应该承认在1989年之后暂时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群众不会去挑战这个悬殊的力量对比；也从未出现过派出所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惩罚自己警察这样的事。所以这场斗争是在工人和警方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情况下发生的，与运动幕后组织决策者一开始就极大高估全国进步力量的实际支持、以为将能促发其所臆想的某种极大力量的政治运动等特殊考虑有关（这场7月22日下午开始的“派出所门口示威”发生时，运动还没有抛出7.23联名要求书、大规模的网络联名动员还没有开始、7.27大抓捕也还没有发生、为声援7.27事件的一众老左派“奔赴深圳坪山”的号召也没有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的斗争事件显然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斗争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基于非常不利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少数组织决策者极大的政治幻想精心策划出来的斗争。

然而无论在当初来看还是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佳士运动积极分子到派出所门口的示威都不但丝毫没有动摇警方介入的决心，反而更加加速、加大了警方介入镇压的进程。仅仅在这场“派出所抗议示威”仅仅进行到第6天时就发生了7.27大抓捕，而且一口气刑事拘留了全部29人，注意是刑事拘留，而不是一般的只为惩戒的短时间关押的治安拘留、行政拘留，这样大规模的刑拘在之前二十年中国所有的劳工维权事件都是从未有过的，乃至在所有打压社运活动者的事件里都是从未有过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派出所抗议示威”产生了“痛打派出所”的效果，倒是可以看到佳士运动积极分子一面被痛打，一面嘴硬，直到一次次被捕后越来越软化，最后贺鹏超长篇供述劝降书领导佳士运动快速奔向全军覆没和极不光彩的集体认罪忏悔。

佳士运动积极分子为“派出所抗议示威”所做的那些辩解说明了他们把脱离实际的幻想作为支撑他们斗争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的斗争到了最危险的最后关头也仍然不愿从梦中醒来，直到不久后真正被敌人痛打、打到头破血流跪地认罪。20世纪国际共运先驱罗莎.卢森堡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可以把卢森堡所说的因素倒过来说：如果无产阶级不懂得从无情、严厉、彻底的（但毕竟仍是同志式的或相对内部的）自我批评中吸取教训、及时悬崖勒马，却一定要等到被外部敌人的铁拳屈辱打趴、打到脸面统统荡然无存之后才被迫“反思”，那么这样的斗争就已经注定了是毫无前途的。

<20>在2018年7.27大抓捕后，被刑拘的29名工友和学生确实大多人很快陆续取保候审，这是否说明佳士运动声援当时奏效了？是否说明佳士运动当时向派出所大胆施压的策略确实有些成功之处？之后的8.24清场，学生也只是被遣返回家乡，似乎损失不大？

2018年7月27日，燕子岭派出所陆续抓捕了30人（另说29人，有据可查，此处取30人说），很快在8月2日就有30人中唯一一名学生取保候审，此后几天里陆续有兰志伟、唐向伟、余凯龙等7名工人取保候审，到8月4日晚上就已经传出消息说有十几位7.27被刑拘者已经取保候审（消息源：王江松推特2018.8.4.22:04），截止8月23日即8.24清场前夕30人中有25人都得到了取保候审，只有4人一直被关押（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这确实算得上“大多人很快陆续取保候审”，确实说明当时的佳士运动声援起到了较大效果。但是我们需要明辨是怎样的因素起到了效果，尤其因为当时佳士运动声援采取了多种方式（到派出所抗议、声援团在深圳的各种奔走呼吁、声援团派人到北京串联老左派进行呼吁、在7.23联名书名义下全国左派呼吁“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各地高校学生发起集体声援运动、外媒加大力度宣传报导）。

如果我们要深入讨论这个具体策略问题，就仍然需要认真还原当时的基本事件脉络。幸而有人整理了“佳士事件时间线”可以据以概括出2018年7月底至8月上旬的事件脉络（以下是极简的概括，详细情况请自行查询“时间线”全文）：

7月27日（五）下午及晚上燕子岭派出所针对佳士运动陆续抓捕了30人。

7月28日（六）上午，时代先锋等平台首先声援“西安20岁女大学生（胡开巧）昨天和工友一同被抓”，呼吁大家打电话质问。下午，时代先锋等平台发文以吴敬堂名义呼吁“奔赴深圳坪山！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了毛主席”（吴敬堂是吉林通钢工运老工人代表），老战士古正华、乌有系范景刚、原中国工人网编辑张耀祖、毛旗帜网站长时迈语录一并贴出。

本在广州日弘厂被解雇维权中的沈梦雨赶到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在沈梦雨等7人被短暂扣留后，临时组成的沈梦雨等十几人声援团当晚在燕子岭派出所门口抗议示威。

声援团发公开信“致深圳坪山区委书记陶永欣”，要求立即处理7.20警察暴力执法和7.27大抓捕事件、立即放人、严惩打人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此文迅速成敏感词，所发到的众多微信群很快被封。

7月29日（日），沈梦雨带领声援团十几人在距离派出所200米左右的小广场喊口号、唱歌、举毛泽东画像。（从这天起，已经无法到派出所门口示威，只能聚集在这个小广场）

在当天时代先锋的文宣里，上述四大佬以“佳士工友声援团代表”名义称“携声援团1200余位同志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佳士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请速速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并贴出“年轻的工人代表沈梦雨”联系电话。截止当晚，7.23佳士积极分子联名信签名人数已超过1200人。

同日，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各自分别以“全国高校声援团本校分团”名义陆续发布声援佳士被捕工人的联名声援书。很快引发外媒高度关注。

当晚佳士科技的官方公众号发声明反驳“恶意诽谤”。

7月30日（一），沈梦雨带队的15人声援团前往坪山区政府递交公开信被拒，沿路返回时被警察带走扣押了四小时。当晚，香港有线电视报道了此事。郑州毛派工人维权活动者到深圳坪山与声援团会合。

当天有活动人士、学者、律师等各界人士声援佳士运动提出要求放人、建工会等诉求：乌有系老左派张勤德发“紧急呼吁”；潘毅等15名华人知识分子发起“全球各地学者”名义致深圳市政府、市总工会的公开信，两天就过百名学者联署；“中国人权律师团”也发声明声援。又有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宁夏大学三所高校分别发出学生联名声援书；北大学生联名发起人岳昕发文辩护、鼓励签名，截止当晚北大声援书已有1600多人联名，大部分是受北大学生感召的社会各界人士。“德国之声”报导“北京高校左派学生高调声援深圳工人维权”。

当晚，深圳坪山公安官方微博通报佳士7.27事件，深圳公安官方微博转发支持。

7月31日（二），坪山区总工会的官方微博称佳士运动积极分子米某平等人未按工会法规定发起筹备活动。

声援团连发多篇文章：“致佳士科技合作厂商”揭佳士厂众多违法问题希望其合作厂商“重新审视与佳士科技的合作关系”、发公告招募律师、“十问深圳坪山区政法委书记李某中”发出激烈质问、起底揭露和抨击佳士科技及其总裁兼人大代表潘某、发声明反驳佳士科技微博。

当天又有北京、河南、黑龙江、宁夏6所高校学生分别联名声援，其中5所学校均以“全国高校声援团本校分团”名义声援。多家外媒关注“六四后首次”北大等多所高校声援工人维权，“自由亚洲电台”连发两篇报道关注佳士事件，其中之一是“大学生声援佳士工人 自由工会各界瞩目”。

8月1日（三）清晨，律师范标文会见了被刑拘工人代表米久平的信息已出现在网上。

香港职工盟、社会民主连线、街工劳工组、劳动力等多个团体游行到中联办抗议，声援佳士运动。国际特赦组织发新闻稿声援佳士被捕工人。

声援团倡议募捐帮助被捕工友和学生捐助，呼吁被捕工友的家人与声援团联系、贴出联系方式；还发文批驳坪山公安7.30通报。

深圳坪山龙田街道总工会批复了佳士科技成立工会的请示。

又有广州、上海的高校学生和校友发起联名声援书。

一些左翼组织或劳工小团体纷纷发文章、报导声援（山西毛学组、国际左翼组织CWI、亲王江松的工友文宣组）。

8月2日（四）：传出7.27被捕学生胡开巧已获释，并已回到家中的消息。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7.27被捕工人余浚聪、米久平。

广东省总、深圳市总、坪山区总、龙田街道工会四级官方工会进驻佳士科技组建工会。当晚佳士成立工会筹备小组。

声援团截止当天上午9点半（仅半天时间）已募集捐款55922元。当晚工人下班时间，声援团在坪山周边工人聚居区宣传佳士工友建工会事迹。声援团当天接连发文：唱衰佳士科技股票、揭露抨击佳士科技是“人间地狱”。

甘肃兰州、湖南高校学生分别联名声援佳士工人。

国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进一步声援：台湾27个劳工团体及学生团体联署声援；香港《亚洲周刊》着重报导“北大清华等全国学界声援深圳工运争取组建工会”；“声援团在京代表”7.30在退休高干老左张勤德组织下的支持佳士斗争座谈会纪要发布；乌有系范景抵达深圳坪山发声明支持佳士运动。

8月3日（五）：新生代发布“紧急快讯”“强烈谴责反人道罪行 立即释放哺乳期女工张泽瑛”；声援团发布8.1律师会见米久平、余浚聪纪要；声援团当晚到佳士厂附近城中村向工人宣传佳士工人建工会被打压的事件。声援团发文抨击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将于8月4日举办“员工背景调查实务讲座”。

当晚王江松推特透露，8月1日范标文等律师会见了被捕工人，8月2日闻宇与黄沙两律师早上交会见手续，当天下午就被广州市律管处谈话，要求退出。

8月4日（六）：7.27被捕工人余凯龙取保候审（据声援团转发的消息）。当晚王江松推特称，“据说有十几名佳士案被刑拘者已经取保候审，但仍受控制之中，不能与外界联系”。此前也有些工友群传说有六七人放出，但不确定。声援团暂未发布更多相关信息。

声援团称全国参与联名声援的高校已达到22所，又有浙江、江西的高校加入声援；6名北大学生、湖南在深尘肺维权工人代表4人陆续赶到坪山与声援团会合。另有若干工人名义的声援和到场支持。声援团和“转达律师意见”的王江松推特就律师费问题发生公开争议。

据说原定由区人资局主办的员工背景调查讲座取消，声援团指主办方做贼心虚。

8月5日（日）：声援团通报，截至5日0点已收到捐款113142元。当天，声援团租住房屋附近有多人蹲点、房东强令要求登记声援团租住房屋所有人员信息否则报警。声援团发布了几名刚刚取保候审的7.27事件工人所揭露的遭遇警方迫害的遭遇。已参与声援团的北大学生写文解释为何参与。

曾带领几百名陕西下岗工人维权、被捕时得到过全国毛派声援的工会活动家赵东民致信全总主席，恳请全总介入佳士事件，化解矛盾，预防暴力维权事件。

8月6日（一）：当天下午声援团在龙岗看守所确认：7.27事件30人已有16人取保候审（分别是15名工人和1名学生），但仍然受警察监视和骚扰；仍有14名工友没有释放，其中包括哺乳期女工张泽瑛。

至此，7.27被捕工人30人中已有16人、即已经超过一半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暂时释放（在短短十天之内，对于一个大规模刑拘事件来说确实算得上很快放人了）；从8.6政治集会之后直到8月23日，又有9人取保候审，至此30人中25人释放。

那么从上述历史事实的列举来看，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当局很快放人了呢？难道是声援团号召到派出所门口示威抗议、加大了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施压力度这一策略奏效了吗？

首先从2018年7.27大抓捕之后短短十天迅速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来看，聚集在深圳坪山的区区十多个声援者（关于这个人数，即使是8.6政治集会的“约50人”，除了刚刚赶到、并没有呆太久的“张勤德一行四十余人”，长期驻扎的沈梦雨岳昕等声援者也就十几人）显然不是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更突出得多的因素是这些声援者每一步行动都会通过影响全国数千人尤其在深圳工人里也有一定影响的网络自媒体平台迅速通报出来扩大影响、又在影响层面更广大的香港及国外媒体上密集报道出来，而7月29日中国人大、北大、南京大学率先发起的、短短一周多就据称有22所高校参与的全国高校学生联名声援佳士工人维权的运动更是轰动了社会各界和国内外舆论，正如媒体所说这是此前近三十年的、自198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而且从半天就募捐5万多元、4天就募捐11万多元可以看出，2018年8月初群众支持佳士运动的势头曾经是很高的（也可以证明潘毅等人后来批评群众不支持佳士运动是一种事情过去很久以后的无端指责）。正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和异常突出的政治敏感性、自媒体舆论及带动的社会公众关注、外媒高度关注的因素，才使得深圳有关当局感受到了巨大舆论压力，试图通过很快放人以息事宁人。

至于是不是毛派通过体制内的工作或者声援团及其他声援者向深圳各级政府的呼吁也发挥了一定影响，这难以搞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派出所示威抗议”对于深圳有关当局并没有多大压力，实际上7.29开始声援团再也无法靠近燕子岭派出所展开活动，只能在距离派出所200米远的公共小广场上活动，并且在所有活动里都受到便衣警察的跟踪监视；而且在7.29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最初7月22日星期天在燕子岭派出所门口示威那样引起数百路人同情围观的情景，任何长时间的街头聚集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能够获得的线下群众的有效支持也越来越少。从种种迹象来看，负责压制和管控佳士运动事态发展的根本不可能是小小的燕子岭派出所，也不可能是坪山区公安分局或者区政府，而至少是深圳市政府级别的人在负责、广东省政府不晚于8月2日也已介入，否则不会有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于8月2日也一同入驻佳士科技组建工会，也不会有8月2日下午广州市律管处约谈要求相关律师退出佳士案。所以事实情况是最迟到2018年8月2日，已经形成了至少广东省一级当局有关负责人员与一场近三十年来全国前所未有的高校大学生-工人维权联动运动对立的架势，最突出的影响是事件本身特别严重的政治敏感性——全国各地大量高校学生近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有组织参与、全国左派舆论声援及群众关注热潮、海外媒体广泛报道，这些才可能是促使有关当局尽快放人以求平息事态的主要原因，而不可能是早已有名无实的“到燕子岭派出所示威抗议”。

“到派出所示威抗议”不但不可能是促使有关当局尽快放人的主要原因，反而对声援被捕工人起到了有害作用，即使这一策略已经有名无实，也仍然如此。因为这种明显用力过猛的鼓吹噱头进一步强化了声援运动的对抗性、激发声援团高调做出了一些挑战性很突出的街头政治示威活动、更加升高了有关当局的敏感戒备的敌意——即使他们确实在具有严重政治性的舆论压力下很快放人，但随后显然加大了骚扰的力度，试图加紧息事宁人（强力骚扰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当时有关当局“息事宁人”的策略方向，至少直到8.24有关当局仍抱着类似“治病救人”“平息事态”的态度，事后再回看这一点是更清楚了）。我们需要正视在“很快放人的十来天”（7.27—8.5）之后也就是8.6至8.24清场前夕，在又有9名7.27被捕工人释放的同时，深圳资深的劳工NGO“打工者中心”两名劳工维权人士被刑拘带走、声援团头号代表沈梦雨8.11被绑走并一直被软禁在家、声援团负责同家属和律师沟通代表小胡一度被绑走软禁（8.12被绑、8.21逃出控制返回声援团）、北大学生运动代表人物岳昕一度险些也被绑走、声援团8月中旬线下集会和租住地一再不断被骚扰或频繁地被警方裹挟家长来抢人等众多情况表明：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到派出所示威抗议”以及其他激烈进攻性的政治示威行动的策略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没有起到声援团事后百般辩解的“动摇派出所介入决心”的作用，反而使得警方在确实很快暂时放人的同时紧接着加大了介入打击的力度，而且是多管齐下（派人蹲点、跟踪、派奸细打入声援团、动员家长一起绑架学生积极分子、屏蔽集会附近手机信号、向租住地房东施压、冲击声援团集会等）。如此高密度、敌对性强烈的全方位骚扰打压，就是在此前二十多年的劳工抗议事件中都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