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朱富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一、引言
现实市场定价具有明显的锦标赛制特征，其价格主要或仅仅与劳务或产品所属等级相联系，在劳动市场上还表现为工资随职位提升而呈跳跃式增加；因此，它既不遵循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遵循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从而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抽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将高管的高薪与高能力相联系，并以教育水平来说明其能力大小。但是，由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来解释市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具有严重的逻辑缺陷，更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相反，通过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的衍生效应，可以更好地认识现代市场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真正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锦标赛定价体系之所以流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尤其是，权力碎片化发展使得极少数强势者拥有了市场定价的权力，而定价原则是基于特定主权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少数富人的效用最大化。为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市场权力的剖析来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原因，进而考察当前社会中财富快速集聚以及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型机制。
二、市场权力碎片化与职位租
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罗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作在有才能的个人之间组织竞争的最小机构，但更为充实而合理的观点应该是，把市场看作复杂的人为机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个人贡献也通过这种网络得到净化和提炼。[1]相应地，要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就需要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权力放大效应。[2]
第一，高级职位的数量往往受到控制而产生“职位租”。
按照穆勒、马歇尔等人的观点，这些稀少的固定职位就会产生出一定的“租金”，这也可以称为“职位租”。穆勒就写道：
【“办事员工作的艰苦程度不及砌砖工的十分之一，而其工作同砌砖工的工作一样容易学，其工作的不稳定程度也比砌传工要小，办事员一般都是终身职业。因此，办事员的报酬较高，看来部分是由于垄断的关系，即其所要求的那种较低的文化水平，尚未普及到足以产生相当数量的竞争者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受旧习惯残余的影响，即要求办事员必须具有薪水较高阶层的服装和仪表。”[3]】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所处于等级越是高的岗位，数量就越是稀少的，进而也就可以获得越是高的“职位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两个典型例子。
例1.一般来说，从事金融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很高（很多知识和技能都是在职业中掌握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地跨过这个门槛，而且，时下也确实有大量的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学习金融。显然，按照竞争规则，金融领域的工资也就应该下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既然如此，金融行业的工资为何依然高居不下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业的那些正式岗位是数量固定的，这些岗位的设计排挤了大量的竞争者。
例2.随着影视制作科技的迅猛发展，演员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接受长期的演技训练，这是小鲜肉们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显然，按照竞争规则，演员的薪酬也应该大幅下降。既然如此，小鲜肉们的薪酬为何反而呈现不断攀升之势呢？根本上，这也就与一线演员数量的相对固定有关。究其原因，大多数人的记忆是有限的，耳熟能详的往往就那么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相应地，为大众所熟识的那些少数人就成为一线演员，它们成为关注的目标，进而也就获取了这少量职位所赋予的高额“职位租”。
不仅演员如此，球员、律师、医生、专家以及政客等都是如此，进而几乎所有职业以及产品都存在相似“职位租”和“等级租”现象。“职位租”和“等级租”等都是与社会锚定值相联系的。究其原因，当人们面对数量庞大的选择集时，往往需要收集、评价和处理庞大的信息，进而就会产生出怀疑、焦虑乃至恐惧的心理；显然，这就为市场产品的等级化提供了基础，因为这有助于人们排除出大量选项。
第二，权力碎片化衍生出放大效应而导致决策权集中。
运用夏普利-舒比克权力指数的分析就不难发现，随着权力的分散和碎片化，那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将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决策权；相应地，那些拥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特异性）的人往往就可以控制更大比例的资源，进而取得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权。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审视一个现代股份公司的投票情形就可以了：在一个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往往有股权占一半的（小）股东是不参加股东大会的，而参与会议的（小）股东往往又有一半没有其个人定见而成为沉默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股东往往只要掌握剩下股权的一半（也即，全部股权的1/8）就可以取得决策权。这种决策的结果就是，在权力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中，累进制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往往更容易产生和推广。具体体现为：一方面，第一名与第二、三名之间的绩效差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等级之间的报酬差距变得越来越大。[4]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审视下社会现实：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快速普及，个体的能力差距相应地不断缩小，但是，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并日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那么，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根本上就在于，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权力碎片化趋势，企业高管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决策权。
为此，皮凯蒂就写道：
【“这些报酬通常是由上级领导确定的。最高层的收入是由大公司或者公司薪酬委员会定的，而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薪酬几乎与大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相当……既然无法准确估计每个高管人员对公司产出的贡献，那么在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而且依赖高层关系和个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5]】
事实上，“职位租”本身就主要由上层决策者制定，“职位租”的大小往往体现了权力的集中度，进而在现实市场中又体现出了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由此可见，企业高管所获得的高额薪酬根本上就属于这种“职位租”，而且这种“职位租”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因此，通过权力结构的剖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锦标赛体定价机制并不反映劳动的投入和贡献，因而就是不合理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企业利润与高管工资的倒挂中得到充足的认知。譬如，随着现代企业中薪酬体系日益市场化的发展，当前企业中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利润之间就日益呈现出倒挂现象。2013年央企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招商轮船年亏损21.84亿元，而副董事长黄少杰的年薪为124万元；酒鬼酒年亏损3668万元，而董事长赵公微的年薪为91.24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城开发2013年净利润2.30亿元，董事长谭文鋕的年薪是365.63万元；宝信软件2013年的净利润为2.90亿元，董事长王力的年薪为93.90万元。[6]不仅国有企业如此，大量民营企业也存在着类似情形：利润和股价双下降，但企业高管的薪酬却在不断飙升。明显的例子是：雷军在小米年利润只有50多亿的情况下却可以独自获得99亿的奖金，刘强东在京东年亏损50亿元的情况下却依旧获得36亿的奖金。[7]
三、快速集聚财富的现代机制
基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高管不断飙升的高薪以及高管与普通员工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些企业高管们所获取的高额薪酬能够体现他们的产出贡献或者劳动努力吗？进一步地，这些企业高管又是如何获得高额薪酬呢？根本上，这就涉及市场权力碎片化带来的权力分散和放大这双重效应在现代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中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就新兴富豪的资产来源而言。只要通过对那些做一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大基本来源。
第一，通过上市，其公司资产的价格就随着股价的飙升迅速增加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乃至每次明星公司的上市或新股发行都会造就大量的富豪，甚至所谓的首富。例如，万科A在1991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仅1元，但至今复权价格最高达到4095元；格力电器1996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为2.5元，复权后股价最高达到4718元；其他众多上市公司如福耀玻璃、云南白药等上市后的股价都涨了数百倍。
第二，通过奖金，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总经理的工资和奖金往往与股票价格挂钩，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报酬。例如，双汇火腿的老板万隆仅在公司的年薪就高达20亿元，小米的5个领导年薪总计102亿元，如此等等。[8]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利润率显然没有如此大的涨幅，甚至很多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根本没有净利润。试问：有哪家公司的年利润率可以持续达到20%以上吗？如果没有，这些人又是如何迅速积累起如大财富的呢？显然，这些都反映出，这些富豪凭借其资本获取的红利只占其总资产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进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从资本和劳动的分配视角来解释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而昭示我们却探索现代社会的收入分配机制。
另一方面，就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而言。要洞悉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富豪为何不再通过资本赢利的方式获取财富呢？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人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资本社会化了，社会大众持有越来越多的股份。此时，在以资本赢利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的情形下，社会大众将会获得利润的绝大部分。如果这样，也就会导向真正的人民资本主义，导向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显然，掌握权势的那些人是不愿意这么干的，从而就会寻找新的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机制就是：（1）通过高额薪酬的分配机制；（2）通过股价而非股利分配机制；更进一步地，薪酬往往又与股价挂钩，这包括股份赠予等。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运用股价机制获得高额转移收入的呢？这实际上又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1）既然企业赢利如此之少甚至是亏损的，股价又如何会上升？（2）股价上升本身是社会性的公共信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获得转移收入？一般地，这也源自两方面的途径：（1）通过策划和宣传而提高人们对企业盈利的未来预期，从而吸引社会资金持续进入；（2）在股价达到一定高度时逐渐稀释自己所持股份，从而实现在股价高位时套现。
事实上，在上市之初，这些公司往往会通过种种包装以吸引社会资金，同时，此时公司的体量还较小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早期的入股者往往会有利可赚，至少存在较好的未来前景。但是，随着股价的不断上升，后来入股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从而也就成为通过股市机制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牺牲者。显然，公司创始人以及主管者起初是以最低价获得这些股票的，而且，他们后面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优惠股权，从而就成为这些社会股民资产的转入者。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股市机制甚至对股价的操纵，就造就了一大批的富豪；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对社会创造出相应的财富，甚至根本就没有创造出财富。譬如，贾跃亭就利用国家发展互联网之际而不断推高乐视网的股价，进而在股价达到170元的历史最高价之后开始不断减持和套现，于是，在将乐视搞得几乎破产的同时自己却积累起了数十亿元的身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那些富豪越来越借助股市机制来转移广大股民的财产，这个财富积累速度要远比通过创造收益的资本红利来得快。同时，也正是这种财富获得主要来自资产转移而不是创造，因此，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巨富的同时，往往造成数以百计、万计的股民损失；相应地，社会收入差距也就急速拉大，于是就有皮凯蒂所谓的0.1%乃至0.01的超级经理人员。
因此，越来越多人参与的股市就成为现代社会中财富转移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机制，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根本上就是“人民”向“资本主义”输送财富，这是现代收入差距急速拉大和社会两级化的重要原因。为了探究“人民资本主义”发展（也即股权的分散）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进而研究股市机制如何成为现代财富转移和集中的基本机制，只要做这样一系列的逐层计量检验就可以了。首先，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股市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价（以及市盈率等）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资本盈利率之间的关系。其次，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收益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权收益（如分红）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再次，探究企业高管的薪酬来源：（1）资本盈利率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2）股市价格变动与企业高管薪酬变动之间的关系。最后，剖析股权分散带来的财富转移效应（从底层（小股民）向上层（大股东）的转移）：（1）股权分散与小股民的财富损失之间的关系；（2）企业高管薪酬与小股民财富损失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与其说是由劳动贡献决定，还不如说是由特定的岗位决定的；同时，岗位薪酬以及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差异则是由特定的分配规则或分配机制决定，而分配规则又是社会制度及相应的社会权力较量的产物。因此，决定收入分配的不是贡献原则而是权力原则。只不过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传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却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视无睹了，乃至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斯蒂格利茨写道：
【“使CEO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集聚大量财富的并不是他们生产率的突然提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提高了——能够从他们本该服务的公司那儿攫取了更多的收益而内心并不惶恐，并且公众对此行径的容忍度也提高了。”[9]】
为了更好地认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再次审视一下这一事实：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平均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很多，尤其是，这些行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却往往高得惊人。[10]那么，这些行业的员工尤其是高管们果真创造了如此大的社会价值了吗？斯蒂格利茨就认为，
【“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11]】
智库“新经济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研究则进一步得出具体结论：银行家每赚1英镑则摧毁7英镑的价值。[12]既然如此，这些行业是如何获得如此高的报酬的呢？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无处不在的管制和寻租，这种管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市场本身，根源于市场权力的不对称。
在很大程度上，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盛行源于市场经济中的不对称权力以及市场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放大效应，这使得少数市场精英能够充分地通过股市机制来转移社会大众的财富并由此快速积累起原始资本，乃至股市已经成为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机制。由此，我们就可以且应该对市场机制做深层次反思：现代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和股市机制将大量财富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合理吗？甚至它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运用行政或法律机制将大量财富转移和集中到少数官僚手中更合理吗？两者都造成了收入分化，都潜含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根本上说，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依赖于特定的竞争规则以及多样的偶然性因素，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也并非就是优秀者。[13]
[1]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2]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3]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8页。
[4]朱富强：《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权力框架》，《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6]“央企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排行榜 企业亏损照拿高薪”，http://www.qlwb.com.cn/2014/0826/192219.shtml.
[7]“公司亏掉投资人上百亿，他却拿走36亿奖金，马上娶小20岁的网红”，http://www.sohu.com/a/250002572_189130.
[8]“5名高管年薪102亿，分掉公司7成利润，普通员工平均才20万”，https://new.qq.com/omn/20190410/20190410A0FX6R.html.
[9]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10]《上市公司中报系列榜单之2010中期行业薪酬排行榜》，http://stock.hexun.com/2010/ggxc/.
[11]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12]《银行家危害大于贡献 清洁工更有价值》，http://money.163.com/09/1216/01/5QKBHL0G00252C1E.html.
[13]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摘自《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性质拷问：公平性和有效性》，《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