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进民主制之一 —— 选举为什么要在小范围内进行

向东与群友讨论递进民主制(之一)

选举为什么要在小范围内进行

2020年2月3日

凤竹：向东，王声歌说得对的。小范围选举很容易作弊，而且因为存在人情关系，不可能客观公正，这也是我对递进民主制的看法。

向东：在王声歌的群里，有一个叫@不一样的烟火。在你的群里，有个@张化伟石膏粉。他俩都说拥护毛主席，但又极力鼓吹私有制。@烟火自称是教授，又是民营企业家。@张化伟叫卖石膏粉，估计是个代理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你和王声歌都无从考究，只能是他们自已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远距离，只能通过微信联系产生的问题。他们说自己拥护毛主席，却又大力鼓吹私有化，这与特色的做法如出一辙。这就让我产生疑问，他们到底是不是特色派到民众中的代言人？大家都知道，特色就是既打着毛主席共产党的旗号，又大力推展私有化的团伙。

全世界都知道，毛主席的共产党自始至终提倡搞集体化合作和走公有制经济道路的。

中国为什么要走公有制经济道路，搞集体化合作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工业后发展国家，如果没有公有制形成的集体力量，如何有能力抵抗欧美日先进工业国的掠夺和竞争？靠私营企业，后发展国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先进国家竞争的，尤其是在尖端和重型设备制造业上。因为尖端和重型设备的制造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大量资金的投入，因此需要国家力量的保护与扶持。这是有基本经济知识的人都能明白的问题。

中国在毛主席主政的前二十七年，是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从结束自1840年始，持续了109年内外战争的1949年开始，从一无所有一片废墟，到1976年中国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建设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取得的。独立自主是什么意思？独立自主就是不去以不平等的关系依附别的国家。独立自主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怎样做亊情和过怎样的生活。正是这种通过独立自主的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赢得全世界的敬重。下面就来谈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民主发展的过程：

第一章：新中国的政治起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不到五亿，80%是文盲，到1978年，中国人口达到九亿以上，文盲率是25%

即1949年有四亿人是文盲，到1978年，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文盲人口却减少了将近一半，只有2.2亿。这一增一减，既是文化的巨大进步，也是民主的巨大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是人民大众的民主，不是少数精英的民主，这是一个首先要弄清楚的概念。要实现人民大众参予政治活动，基本条件，就是要识字，要能读会写。毛主席领导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在以工农大众为重点的普及教育工作中，是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成绩。

第二章：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与过程

但毛主席很清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在了经济建设的后面。

毛主席有一个意义深远的观点，对这个观点，重视和领会的人不多。而实际上，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为了将这个观点放到社会实践中去。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实践方法而失败，文革成了毛主席的滑铁卢。

这个观点就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

改造主观世界，实际就是指改造我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

归纳来讲，就是通过更新换代旧文化，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新制度。

中国文化由于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扭曲，染上了假大空的顽疾。这种专制制度就是：权力至高无上，不准妄议，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唯权是从的传统，使我们的文化，一切为了迎合权力，一切按上级的意见办事，结果就是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并产生挥之不去的假大空作风的根源。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希望通过鼓励和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鼓励无名之辈挑战权威，在文革期间，毛主席以八十岁高龄，还是念念不忘鼓励青少年要敢于反潮流，就是希望改造固步自封，等级森严又死气沉沉的旧文化，使其激发出新的生命力。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终极使命，就是要打破几千年根深蒂固并己僵化的官本位文化，去营造一个生动活泼并充满生命力的以人民民主为模式的政治新局面。

但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一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理解甚至不认同。在第一阶段，刘少奇还派出工作组将矛头对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群众。刘少奇将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是要将群众整成党的驯服工具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毛主席与刘主席发生了冲突。

毛主席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了刘少奇和工作组的压制，才掌握了文革的领导权。但正如黄纪苏同志所说：中国的体制有个毛病，就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击退了工作组的压制，当群众被发动起来去实践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他们的权利时，结果就出现了群众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并在互相之间发生了冲突和无法制止的派斗的情况。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局面，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经亲自去调解也无法平息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大范围民意表达出现的问题。

大范围表达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是不能进行到位的沟通，沟通不到位，中国的政治就走不出暴力的魔咒，不管是官府对民众使用暴力，还是因官府的暴力激起民众的反弹，迫使民众用暴力推翻官府的恶性循环。要走出这个几千年的魔咒，民众与权力之间，就需要有有效和到位的沟通。有效和到位的沟通能防止产生特权和腐败，能化解矛盾取得共识实现合作。但这种沟通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双方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否则鸡同鸭讲永远也讲不明白。第二是沟通双方要在同一个层次和小范围内平等地进行，就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大范围的双向沟通十分困难，其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长期沟通不到位的结果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皇帝专制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大范围混哄哄的民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使历史倒退并使整个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

民国头十年，这种局面曾经以军阀混战的形式发生过，之后演变成国共内战，最后只能以战争分出胜负，才有恢复和平秩序的机会。文革的群众派斗双方都声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却无法取得共识实现大联合。根本原因，是在大范围取得共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任何社会，要有共识才能运作，才能维持和平的正常秩序。在封建时代，共识就是所有人无条件服从皇帝，皇帝再通过官僚机构，从上向下逐级进行社会管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代表的皇帝的权威，是要依靠暴力来建立和维持的。在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的社会里，如果皇帝的政权不出秦桧、赵高这样的坏人，所有的官员都循规蹈矩，是没有问题。但皇帝制度的缺陷就是没有防止秦桧、赵高人物出现的机制，一旦出现了秦桧、赵高，就意味着改朝换代的兵慌马乱已经不可避免。

在单一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改朝换代的兵慌马乱己经导至过多次尸横遍野，饥民遍地。如果在一环紧扣一环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再出现改朝换代的兵慌马乱，将会死多少人？无人能够知道，而且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在工业化社会出现。

所以在工业化社会，人类就需要建立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官员进行严密得多的监控，并保证领导人的更换要和平有序地进行。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社会制度改造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各级领导都不能脱离群众，要随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这个基本没错，但如何实现，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后发展国家实行大范围民主通常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当年尚有毛主席周总理把控全局。今日的利比亚和伊拉克在政治强人倒台以后想复制西方多党代议制的大范围民主，却走进无人能够控制的内战，与中华民国早期如出一辙。

1966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共产党发动文化大革命，想探索一条新型民主之路，但到1968年，中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斗己经到了不军管就失控的程度。军管以后，中国又回到原来的官僚体制，重新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全国都要服从中央。林彪更是提出，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一句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但这种局面，并不是毛主席想要的。也不符合文革的初衷。因此，毛主席与林副主席也发生了冲突

1968年，全国大部分文革期间的造反派被当作不稳定因素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唯一幸存的是上海的造反派，但上海造反派的头头上了中央，当上副主席后，却成了新的官僚。文革本来需要完成更新制度的任务在现实中却成了一埸换人的运动，而权力从上向下授予的制度基本没变。在这种制度下，新官僚一样会脱离群众，旧官僚对新官僚又不服气，这就埋下了毛主席去世以后发生政变的根子。只要权力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由人民授予，人民对发生政变多半会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这是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的必然结果。

文革后期，文革派不去搞制度创新，将权力的源头和监控权力的责任交给广大人民群众，而是在取得一部分权力后热衷于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段维护和扩张自已的权力，导至大家不敢讲真话，这是十分错误的。而华、叶、汪有不同意见又不敢当面提，却敢发动军事政变，更是错误。从这一刻开始，经过四十四年的倒行逆施，十分悲哀地使中国退回到一百年前的政治状态。

第三章：历史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为什么没有完成？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是通过激发造反精神去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进而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配套的人民民主新制度。但大范围民主使毛主席遭遇了滑铁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候。

第三章第一节：实行大范围民主选举的弊端

在大范围内实行民主的弊端是，在信息不对称，视角不同，沟通有困难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善于折腾和投机取巧的人鉆空子和利用。大范围民主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不容易讲清楚分歧在哪里，也不容易通过协商，作出大家都认为合理的让步化解矛盾去取得共识。即使在一千人的范围里进行协商和讨论问题，如果要做得细致和到位，也是要比在十个人的范围困难一百倍。

第三章第二节：西方的多党代议制

西方国家采用代理人制度的多党代议制民主，是由选民在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中选出一个代理人到中央和省市的议会中表达民众的意见并进行相应的立法。以美国为例，美国全国联邦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有一百名参议员和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美国有五十个州，参议员按州平均分配，每个州选出两个参议员。众议员按人口分配，平均约五十万人选出一个众议员。参众国会议员代表选民在国会表达意见。有时候，在国会上讨论问题时要求发言的议员很多，但会议时间有限，就采用规定议员发言的时间来让所有想发言的议员都有机会发言，通常每个议员每次只有三到五分钟的发言时间。用五分钟如何代表五十万人发言？一个议员又如何了解五十万人的各种不同利益和要求与愿望？这都是难以做到的事情。即使有的议员很想对选民负责，但即使累死，他也无法做到一个人能代表五十万人，事实上，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代表他们的议员，这就是大范围民主的问题。

为数不少的人看清楚议员无法代表自己，就懒得再去参加投票选举。既然议员无法代表自己表达诉求，因此很多情况下就只能是有不满就上街游行示威请愿去表达诉求，但示威只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却很少能解决问题。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意见，是怒气和怨气的发泄，是没有渠道进行和平理性沟通的无奈而痛苦的选择。

多党代议制代表民意的功能是令人失望的，更欠缺能够化解分歧形成共识的作用。但多党制总比一党制的定于一尊好一点，起码能使权力在公众的视野下运作。多党制对权力有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但利用不同党派的互相竞争去制约权力却必定会引起因为互相折台和扯皮，导至容易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对一些牵涉到重大利益的问题往往辩论了好几年也无法取得共识，因此也无法作出及时的决定是常有的事。代议制民主实际就是代理人政治，由于议员无法了解被他代表的众多选民，选民也不可能随时追踪议员为自己讲了什么，多党代议制因此就容易演变成少数政客玩争权夺利的游戏。不管是议员还是总统，通常只是由不到一半的选民选出，因为他们不代表投反对党候选人的票的选民。长此以往，不少人就因为对大范围民主的失望而放弃了选举权。而总统被选出来后，四年之内是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去做事。这四年时间，人民只能当吃瓜群众，除此之外，就只能是下一次选举不再投他的票。这就是西方多党代议制的实际状态。

第三章第三节：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不能缺位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应该更加到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就显示不出其应有的优越性而失去民众对它的信任和向往而走向失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是由于他们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落后，而是由于民主制度的缺位，人民没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和机会。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不到位的问题，落实群众监督领导的问题，解决人民群众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问题。但搞大范围民主，在中国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民国辛亥革命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第二次，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辛亥革命引发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还引来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长达38年的战乱，死人无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也造成了很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王力雄的父亲。

王力雄同志正视并记取了大范围民主在中国两次引起的社会混乱，以及今日利比亚和伊拉克仿效西方多党代议制民主失败后陷入内战的事实，提出了递进民主制的新概念。

第四章：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是在制度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落实与健全。递进民主制从基层逐级递进到中央的选举与罢免，以及在立法、司法和行政各方面如何操作，王力雄同志都有很详细的设计。如果能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中国将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上获得意义重大的创新并实现质的飞跃，并能迅速摆脱依附美国，被美国控制的困境。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递进民主制的具体设计，可以读王力雄的著作《递进民主制，原理与方法》。在这里只是在概念上对递进民主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指出递进民主制比多党代议制优越在哪里，并指出递进民主制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

在展开谈递进民主制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政治究竟是什么？政治，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很关心也很愿意讨论的话题。但政治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就真的不是很清楚。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但孙中山没有讲清楚，应该由谁管理。结果国民党内为争夺这个管理权一直内斗不止，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包括兵戎相见和特务暗杀，这还是在党内。在党外则是军事围剿（在大陆），和实行禁言与戒严法（在台湾）。结果国家不单没有治理好，国民党却先后丢失了在大陆和台湾的政权，可见国民党人的政治理念是很有问题的，即使到马英九这代人，到美国留学，全盘西化，文质彬彬十分亲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不可逆转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现实。但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话讲得很到位，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民众组织起来。问题是组织民众的工作国民党做不到，却由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兄弟党---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做到了。

给政治一个明确的定义

政治的第一个功能，是将人民组织起来，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去面对和解决我们每天遇到的各种挑战。

政治的第二个功能，是在组织起来的人群中维持基本的共识。没有共识，两个人都组织不起来。

在人类社会，最小的实体组织是家庭，最大的实体组织是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基本的共识，夫妻会离婚，国家会解体。

共识的起点来自于共同的信仰和对共同信念的追求。没有了共同的信仰和对共同信念的追求，共识不会存在。信仰和信念来源于思想意识，是发自内心的感悟与共呜。信仰和信念是可以分享的，因此具有凝聚力。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需要凝聚力才能维持其存在。

封建时代，共识是大家都服从皇帝，而皇帝的权威，是通过暴力建立。皇帝与官僚阶级高高在上，与平民百姓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平民百姓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及批评政府的权利，因此导至不受民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到权威被恶政腐政消耗殆尽，就进入改朝换代的另一个循环。

中国在109年前告别了不让民众参政因而不具有有效的反腐败制度的封建帝制后，发生过两次复辟。第一次是袁世凯明目张胆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马上陷入内战。第二次是邓三科梦背叛革命，为维护私分了公有财产的既成事实，不惜复辟隐形帝制，并彻底剥夺了民众的一切政治权利。

到2020年，中国社会己不存在任何共识，人民被剥夺一切话语权。社会秩序完全靠暴力维持。

西方的多党代议制具有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功能，却没有化解矛盾形成共识的效用，有时甚至会出现因党派斗争陷入僵持状态而使政府停摆的局面。因此，实行多党代议制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冲宊很多时候会出现十分火爆的状态。西方国家的多党代议制没有凝聚力，西方社会的凝聚力由宗教组织提供，教会通过对教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使教友群体产生精神凝聚力。

中国不可能复制西方模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已特定的发展模式，历史记忆不同，行为方式就不同，并塑造出不同的性格和文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消灭压迫消灭剥削，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也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下面原文照录宪法第一章总纲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递进民主制正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备既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又能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产生凝聚力的功能。

通过从最基层单元开始的小范围选举的民主形式，让民众在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能同时提高自身的社会主义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各级被选出来的人，除了具备做事的专业知识，更要具有诚实公正，善于与人沟通的品格。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

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人们是在一个利益共同体里工作，要学会互相关心，互相体谅和互相帮助。民主体制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不得压迫少数，对少数不同意见者，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充许并尊重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行动上要服从多数选出来的领导人。通过实践，验证不同意见者的对与错，假以时日，少数会成为多数，多数也会转变成少数，在动态的过程中，人们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与态度，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情操。这就是在好的制度中，坏人也会变成好人，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的道理。

小范围选举，在大家互相了解，以互相尊重和对集体利益负责的态度，选出大多数人认为合适的领导。在集体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在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得到更大的乐趣。这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新境界。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在递进民主制的环境中学习，会成为我们提高精神境界的动力。

结束语

西方今日的文明，离不开《圣经》在精神上的塑造。毛主席的著作，比《圣经》的境界更高，更贴近现实，也更通俗易懂。如《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结合递进民主制，将可以塑造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西方用《圣经》，花了将近两千年，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塑造了一个属于西方的文明。日本人有日本人自己的文明，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有一种信仰作支撑。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四十年污名化而无损光辉和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必定可以成为支撑起中国新文明的信仰。结合递进民主制，中华民族的文明必定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