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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染病防治 —— 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

2020-2-13 00:4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235| 评论: 0|原作者: 大卫·希普格雷夫|来自: 激流网

摘要: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进步令世人瞩目。这些早期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大众动员、群众参与,以及对公共和个人卫生、清洁水源和输送的关注。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进步令世人瞩目。这些早期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大众动员、群众参与,以及对公共和个人卫生、清洁水源和输送的关注。

  摘要: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进步令世人瞩目。人们的预期寿命猛增了约30岁,婴儿死亡率直线下降,天花、性病和其他传染病被消灭或发病率大幅降低,这很大程度上是传染病防治的成果。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传染病状况得到了扭转,领先其他类似经济水平的国家数年。尽管有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译者注:真的缓慢?读者可以参阅海外历史学者编写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14、15卷),中国依然取得了成功,这些早期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大众动员、群众参与,以及对公共和个人卫生、清洁水源和输送的关注。虽然从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社区资助的医疗计划的提出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出现,使群众得到了医疗和持续的公共保健计划。这些以人为本的方式随着1980年开始的市场改革而破裂。随着社区资助的停止,乡村医生转向私人执业,对农村公共卫生的关注下降。中国的传染病预防依靠自上而下的项目,一些成功了(例如消除淋巴丝虫病和儿童免疫接种),而另一些(例如血吸虫病和结核病的控制)由于策略失败及依赖贫穷的政府和不能或不愿合作卫生工作者因而只有断断续续的进展。此外,2003年非典(SARS)的爆发证明了中国对公共卫生事业采取放任自流的做法使其面临巨大风险。从那以后,疾病报告的重大变化,传染病防控的优先(包括通过大量国内新资源和中国卫生系统的改革)促进了传染病预防。尽管分散的资金和不同质量的传染病诊断、报告和治疗仍然是主要挑战,但中国对传染病防控的重视程度很高。

  作者︱大卫·希普格雷夫

  译者︱成蹊、子毅、云长、古老的基因、高山、真、韩珊、方硕

  校对︱洪啸冰、李兴宇、子牛、杜平

  

澳学者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激流网

  前言

  现代中国有两件事大多数读者都熟悉,第一件是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中国人口接近13.4亿。这低于预期的14亿,因为每年0.57%的增长率已大大下降。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据估计,从1750年的1.77亿增至1850年的4.3亿和1950年的5.8亿。本世纪至1950年的年增长率低至0.3%;自1949年以来,随着政治的相对稳定,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口激增。这导致了对计划生育的倡导(“晚稀少”),并最终导致了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大约三分之二的夫妇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控制人口的需求不仅基于以前中国妇女的高生育能力,而且还基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死亡率的迅速下降,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对传染病的控制。

  第二个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0%。中国的经济表现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而发达国家现在严重依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几乎可以肯定地是,中国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与新中国前30年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更健康,而且肯定比1949年以前健康得多。到1980年,低收入中国的预期寿命(67岁)比大多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的预期寿命高了7年(根据1984年的估计),并且确实超过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尽管除了某些例外,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非传染性疾病(NCD)的控制,但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的基础,尤其是1949年以来寿命惊人增长的32岁,几乎完全取决于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本文概述了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击败国民党以来的中国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在大量参考当代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同时,本文首先描述1949年以前人们对于疾病流行病学和死亡原因的认识,传染病控制使用的策略以及此后30年的主要成就。接下来描述了中国经济改革后,自上而下的疾病控制计划,传染病的预防和社区资助的公共卫生事业的衰落。以及通过SARS,中国意识到忽视疾病监测和群众层面的公共卫生对人民和国家造成的风险,本文最后概述了2011年中国某些传染病和疾病预防的状况,并分析了当前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对此问题的影响。

  1949-1979年:大规模控制传染病和降低死亡率

  共产党人于1949年10月初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就管理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欧洲人一个世纪的统治,清帝国沦陷,随后是日本人的侵略和38年的战乱。绝大多数人口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1929-1931年间进行的一项死亡原因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死亡是由传染病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之前的主要健康问题中(表1)少有非传染性疾病(King and Locke,1983年,如参考文献1所述),而且农村的医疗服务非常匮乏。

  

澳学者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激流网

表1:1949年以前中国的主要健康问题 数据摘自Banister ,1987。

 

  早期的疾病控制计划

  1949年后,共产党人很快兑现了土地改革和建立国家“人民”政府的承诺。1950年颁布了婚姻法,提供了妇女平等的权利,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确立了以农村卫生、预防疾病运动以及中西医结合为重点。对改善农村健康和疾病预防控制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早期的公共卫生工作包括疫苗接种、环境卫生和卫生工作(包括早期采用粪便堆肥以降低肠道寄生虫的浓度)以及制定有组织的疾病预防控制方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950年至1952年间,中国6亿人口中有5.12亿人接种了天花疫苗,大大减少了病例数量;中国上一次天花爆发是在1960年,比全球消灭天花早20年。

  到1957年,在当时的2050个县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县建立了流行病预防站(EPS)或更专门的疾病控制中心(如疟疾、鼠疫、血吸虫病、利什曼病和布鲁氏菌病),其模式是效仿苏联早期。

  他们的行动包括“爱国卫生运动”,重点是确保清洁环境和安全饮用水、传病媒介控制、厕所建设和人类排泄物处理。这些短期干预措施(平均每年两次,持续一周左右)都需要农民的大规模动员,因此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意识”。

  除了有针对性的疫苗接种外,还制定了其他新的疾病控制计划。因此,五十年代斑疹伤寒的病例下降了95%,而且国家还进行了控制淋病和梅毒的重大尝试(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与西方自由主义态度有关的社会疾病,其影响了高达50%的人口群体),首先是进口青霉素,然后是国产青霉素。

  卖淫也被取缔,妇女地位提高。白喉和结核病的疫苗接种、防治运动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尽管当时由于蝗虫数量激增导致农作物收成大减并导致1958-1960年饥荒,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又一场“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译者注:后在动物学者的建议之下将麻雀改为跳蚤,“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此期间,新生儿和产妇感染率也大幅度下降,到1952年,中国重新培训了多达75万名传统助产士,并建立了2380个妇幼保健中心。虽然其他医疗设施没有以这种速度增加,但重要的结果是新生儿破伤风得病率下降,从新生儿总数的5%下降到很小一部分。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些主要是预防性保健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可以得到临床治疗。爱国卫生运动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非常有效,但很少持续超过一个月;这些运动没有发现的疾病被简单地忽略了,在城市以外几乎没有医疗资源。医学院主要为城市医院培训医生。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中草药和其他传统疗法。

  此外,爱国卫生运动是在中国政局不稳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49年人民解放后,经过农民对新取得的土地和农产品实行相对自我控制的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套涉及社区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经济政策。由于想要赶超苏联和西方大国,并在认为农村群众既要自给自足又要为城市提供粮食的观点的驱使下,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这包括新的耕作方法,但惨遭失败,进一步减少了收成。同样受到恶劣天气和蝗虫的影响,由此引发的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饿死(译者注:饿死数千万之说是重大谬误,详见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的?”http://www.cssn.cn/zgs/zgs_pl/201401/t20140127_954345.shtml等文),暂时阻碍了疾病预防控制的成功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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