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一天天上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国人的心都在纠结，都在痛，都在焦虑：疫情拐点什么时候来临?疫情什么时候真正结束?我们的国家、社会秩序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同样，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该在内心深处扪心自问一下这些问题：谁该对这次疫情的战机贻误和蔓延负责?在这次战“疫”之中我是一个合格的国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或者决策者吗?疫情结束后，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包括我们自己都该干些什么，才不致于让历史的悲剧和灾难重演?

　　这次疫情是一面显微镜，照出了真正的人心，照出了民族团结和协作，也照出了一些官员、党员、专家、机构的原型，照出了阶层之间的真实距离和鸿沟，也照出了国际交往之间的冷暖与炎凉。这次疫情又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了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让民众充分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健康情况：那些肌体没有病灶，那些肌体的免疫力非常强，那些肌体运行畅通无阻，那些肌体还存在病毒和感染，那些肌体存在梗阻现象，那些肌体已经坏死，需要刮骨疗毒，甚至断臂求生，惟其如此，才能为后续更好地“诊疗”开出管用的“处方”。

　　首先，我们不要一面掩起自己身上和内心深处的“小”来，另一面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一味地求全责备，苛求李文亮医生未按程序层级上报，指责训诫李文亮医生的两个基层民警，责备周先旺市长。易形换位，设身处地，你会不会也这样做?会不会比他们做的更好?而应该反思一下，在现行体制、机制和法律框架乃至制度体系下，允许不允许，或者说赋予没赋予他们这样做，或者做的更好的权力和条件。笔者绝对没有洗地和妄议的念头，也绝不想逞事后诸葛和马后炮之能，只是责尽心安。我们的诸多法律真的需要认真修订和完善了，立法速度和立法数量绝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成效的唯一标准，行之有效，真正能够执行下去，并起到约束和惩戒效果，起到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效果才是好法律。诸如：谣言的界定和法律惩治边界究竟在哪里?重大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突发自然灾害、恐怖活动，甚至局部战争和冲突，各级党委、政府、军事指挥机构信息发布、公众动员和临机处置权如何界定?举一反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传销工作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等是不是也该好好修订一下了。

　　第二，在事关国计民生、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战略储备、应急响应等方面，姓“社”和姓“资”问题。我们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不是也该认真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和调整了。其他诸如;各级红十字会和慈善机构是否也该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范畴了。

　　第三，我们的人才选拔、监督、任免机制是不是也该认真思考一下了，是不是该把“又红又专”放在首位了。只“红”不“专”，容易出现调门高、表态好，内行领导外行的窘象还会出现干不了事、胡扎势，还容易给寻常百姓产生一种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耍嘴皮子、溜须拍马，不会成事，也不敢依靠的感觉;只“专”不“红”，很容易陷入精致的利己主义温床，陷入伪学术或假学术及至泛学术主义的泥潭，或者成为没有脊梁，没有独立专业或学术人格的传声筒，只会唯唯诺诺，察言观色，不敢放手实干和真干。另外，与人才选拔密切相关的干事创新容错、纠偏机制也要配套和完善，否则就会出现河南驻马店纪委、监委问责泌阳县花园街道派出所所长引发巨大社会争议的现象。

　　第四，要从上到下认认真真检视和根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在很多时候和许多情况下，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子并不在基层。那种平时工作检查、验收时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夸夸其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作指导和业务要求，一点用也没有，反而逼得基层大而全、小而全、高大上、完美无暇式的汇报和应付，这与突发事件爆发时的手忙脚乱、应对无序和举措失效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从上到下彻底杜绝;那种所到之处未见行动就扯旗拉横幅摆拍无计于事，只会增加受援群众和服务对象的反感;那种疯狂发文件、做指示，要求基层填表、处处留痕的工作做派，很容易逼迫基层搞书面整改、文字整改和数字提高，甚至出现假资料真分析的情况，误导决策和调控。人民群众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需要的是喜闻乐见、春风化雨式的宣传教育和心理疏导，需要的是情况有人及时能掌握，需要的是防疫物资和装备能及时送到，而不是武汉百步庭社区万家宴的声明远扬和疫情爆发后的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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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武汉疫情、湖北疫情、全国各地疫情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同仇乱忾的努力下，一定会被彻底围歼的。但是社会疫情和心理病毒却不是那么好医治的，衷心希望这次新冠疫情显微镜所照射出来的不合时宜、不光彩，带有污点或不干净的东西，能尽快得到清洗，消毒和修正，而不是用“美图秀秀”之类的软件掩饰掉，或者用“PHOTOSHOP”之类的技术手法“PS”掉。这次疫情手术刀所解剖出来的病灶要认真“诊断”和“治疗”，这样共和国的肌体才会更加健壮而且持续充满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