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热衷于发英文论文是武汉疫情初期行动迟缓的主要原因 ... ...

　　新冠肺炎的疫情暴起，各路大佬都有表达，令人遗憾的是“装姿势”的人太多了，务实的分析和细致的调查非常少见。最为奇特的是，作为学界知名教授，还是专门研究组织社会学的名家周雪光教授，竟然也完全丢掉起码的学术素养，开始“说瞎话”了。

　　老田使用“说瞎话”仅仅具有描述性涵义：瞎话意味着在“零有效信息”和“零有效知识”基础上的各种判断或者言说。不无遗憾的是，原本颇受期待的学界名家周雪光教授，未能就他的专业素养来给出专业的分析。

　　周雪光的学界大佬地位还是受到追捧的，他的英文文章原本是挂在斯坦福大学的网页上的，被人不辞辛劳翻译成中文到处传播，得到不少人的追捧和重视，其中最为特殊的一种重视是“被微信迅速删除”——这显然是担心其负面影响过大那样一种重视。

　　认真阅读周教授的文章，不无遗憾地发现，周教授只是列举了一下“官场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抱怨了权力过度集中回带来问题，尤其是强调了官场机会主义对于信息传递的扭曲。至于这一次疫情期间官场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周教授既没有提供相关一手信息，也没有结合已有的信息进行具体分析的逻辑过程，用专业术语去包装了一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之后，顺便推介了一下自己的研究及其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戛然而止了，等于门槛水平的专业分析都没有做，大大低于人们对专家的期待。

　　在一些对组织社会学陌生的人士看来，周教授对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描述很有新意，官员自身的行为模式，权力的划分，以及信息的传递诸方面，都是障碍点。周教授也只是重复了一下这些教科书的知识点之后，并没有对本次疫情的具体信息和官场表现做任何学术梳理，就直接给出了他推荐的结论——中国治理结构的失败与过度中央集权有关且近几年尤甚：

　　“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我不会把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身上，……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每年省人大会议之前平稳运行，并保持局势稳定。……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事实上，高官们试图保护自己并过滤信息，而不是公开处理他们无法应对的信息规模。”

　　“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在新任领导下的几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地方政府失效的原因，地方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并推脱责任。其结果之一是，信息从一个治理层级过滤或被阻塞到另一个治理层级。……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中国社会认识到，信息的有效共享对中国社会安宁的至关重要性。”

　　“历史上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分权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效益，并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是由分权所产生的，正是它使中国取得成功。……其次，资源和决策权越是向上集中，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就越低。这表现在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反而给中央政府造成负担。……我认为，中国要经历另一个权力下放阶段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永久循环的另一部分。除非中国将挑战转化为政治行动并对治理的制度基础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否则这一循环将继续下去。然而，这种改变将涉及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周教授暗示的结论，中国政府集权过多，地方官员缺乏必要的决策权和资源采取必要的行动。校之以本次疫情期间的政府行为，不尽如此，潜江市就先于武汉采取了积极行动，而且也没有被认定越权和违法。而依据另外一位著名公知于建嵘的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武汉市政府应当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4日这一时间窗内，向社会发布三级或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看起来，周教授说过度集权导致武汉市政府决策权不足，除了于法无据之外，周教授也没有提供另外的靠谱的信息和依据。

　　就武汉封城这样的决策而言，对于民众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大于战时动员及其相关管制措施，照说，这样的决策应该严格限制，严格限制的行政安排之一，最低限度要划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显是特事特办，出现“过度”对下授权;而一部更为专门的法规——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也同样如此，其中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这部法规修订于2003年SARS疫情之后，对SARS相关的乙类传染病比照甲类传染病看待。据此看来，县一级政府就有足够授权，可以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潜江县的做法并不违规。当然，对于武汉市这样的大城市和交通中心，采取控制措施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故相关决策层次就上收到国务院。【参阅附录二】

　　对照战争动员的决策权层次，对民众干预更多的封城措施——目的是控制传染源并切断传播途径——这样的管制措施严厉到大大滴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而且还有不止一部法律“过度”授权给地方决策。显然，对“过度对下授权”进行限制也属必要——依据专门法规的具体规定，这个过度授权需要经由“先决条件”的限制之后才能够启用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疾控中心专家们对于传染病的技术意见。看来，周教授的泛泛而论，恰好把事情真相给颠倒了，疾病控制问题上不是授权不足，而是地方业已被过度授权，但是，这部分过度授权的前提条件则基于技术决策。

　　从这个专门法规的相关规定看，各级疾控中心才有权力对传染病进行调查、分析和认定，行政决策需要奠基于疾控中心专家们的技术决策。这样的规定符合人们的常识，先由专家给出技术意见，后由政府官员们再据以做出行政决策。

　　当然，技术决策的做出，也需要相关信息的支持，这部分信息的获取与识别也很重要。在周教授的微博上，他对周文亮的遭际表达了高度同情和评价;不过，他没有具体讨论网络“非专业人士”的认定方式——以周文亮的信息发布去对照官员机会主义对于信息传递的遮蔽扭曲，周教授没有就自己的学术素养去厘定这个判断是否合适，也没有具体分析周文亮简易发布的信息，与技术决策所需信息之间是什么关系。

　　周教授虽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发出了他的议论，当然按照教科书判断，这些议论还是有依据的。

　　不过，就疫情防控信息和决策程序而言，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有着更为具体的规定：行政决策权力对下授权是充分的，最低下授到县一级政府防控措施会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交通中心、大城市和跨省区域的预防控制决策权，则由国务院掌握;但法规对过度对下授权也是规定了限制条件的——各种防控的行政决策需要以“技术决策”为前提，而相应的技术决策职能，规定由各级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行使。

　　看起来，行政决策的前提，要以技术决策的结论为条件，这是立法意图中间“过度对下授权”的一些限制。虽然还缺乏最全面的信息披露，但是，对于新冠肺炎的技术决策过程及其所依据的信息状况，目前披露的信息还算不少，已经足够支持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了。

　　依据“第一财经”事后汇总的信息，自12月1日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在这54天期间，我们目前看到的新冠肺炎的相关技术决策过程十分迟缓，信息披露不充分，尤其是对疫情传染性和新增病例数字认定极端不充分。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同日和1月3日、5日、11日武汉市卫健委四次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1月14日称“尚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1月20日钟南山透过央视确认“人传人”，同日国家卫建委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经国务院批准，现公告如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在技术决策完成之后，1月23日武汉宣布了封城措施。

　　在这个时间段中间，恰逢武汉市与湖北省的人大和政协开会，会期内武汉市卫健委少有通报，尤其是往往通报称“无新增病例”，这些表现被网络舆论解读为“掩盖或隐瞒事实”以吻合政治需要。

　　在此反面，李文亮被抬高为“吹哨人”，由此去凸显真实信息被权力打压，带来贻误时机的严重恶果。相应地，如同周教授所强调的官场层级之间以及官场对公众的信息传递障碍，被解读为官员机会主义的关键表现和行为扭曲。但是，相关信息显示，疫情在李文亮微信发布时点(12月30日)之先已经透过正式渠道上报，故国家卫建委的专家组就能够在12月31日抵达武汉，并开展传染病调查，行使其法律赋予的技术决策职能。

　　依据后来对中南医院一线医生的访问，专家组到达武汉之后，在金银潭医院做了初步调查后，就做出相关传染病诊断的“最严苛”标准：要求有发热症状、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和核酸检测阳性等三条同时具备才能够“确诊”;初期阶段核酸检测还要送到北京进行，后来试剂盒到达武汉之后又面临着检测力量不足的瓶颈。临床医生的经验判断认为，“CT双肺磨玻璃影”就可以确诊，1月10日与18日中南医院一线医生两次对上反应“诊断标准过高”，未获采纳。事后证明有相当比例的病患，没有标准症状且多次核酸检测隐性(李文亮本人即长期核酸检测隐性，在最后阶段才检测阳性)，最后的务实诊断标准，还是要回到临床经验判断的标准上来。

　　我们看到，在传染病诊断和技术决策方面，行动迟缓，诊断标准过严，耽搁多多。这背后是否应地方官员要求而为，地方官员与专家们技术决策的关系如何，目前缺乏做出判断的进一步信息，则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披露。目前得到的信息，证明是专家们掌握的技术决策方面，问题多多;与此相关，武汉疫情期间科学家们热衷于发表英文论文，拒绝把研究成果优先服务于现实抗疫需要，这个诡异表现首先是洋人看不下去了，提出严重非议。两个方面的证据，相互校阅之后，似乎可以证实：科学家们似乎把最严苛的研究识别标准(优先服务于排除不确定性样本)，纳入抗疫实践，才导致各种迟误——包括“传染性”和“确诊数目”认定远低于实际。

　　多名受感染医护人员的“肺CT磨玻璃影”证据，均不视为“确诊”证据，直到1月13日有两名护士按照最严苛标准确诊，才于次日改口说“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就目前获得信息看，过分严苛的确诊标准，过低的试剂盒测试能力，以及相当数量患者缺乏标准所列症状并检测阴性，均导致实际病例大部分得不到确诊，不仅导致每日发布的新增数目过少，还导致显著低估疫情的传染性及现实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