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常与共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对《共产党宣言》及七篇序言，常读常新。一个总体的体会是，序言更是宣言。之所以用“更”，是据说有人非把序言和宣言“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拿序言里的只言片语来“反对”宣言，拿晚年的恩格斯，来反对青年和中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实在有些奇怪。
一、名与实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发表的《宣言》，自落笔创作之初，就确定了“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宣言的根本方向。因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虽然有“两种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天然的共同点，那就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之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在那时，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中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直到1874年第一国际解散时，随着《宣言》中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大陆社会主义对反资本斗争中的工人阶级组织来说，“再不可怕了”，或许还越来越显得“可爱”。而且自从《宣言》诞生之后，直到两位导师相隔十余年离开人世，他们也从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名称抛弃（参见“1888年英文版序言”）。
过去的欧洲工人斗争的实践中，那些声称自己才真正代表了工人阶级利益的人们，靠着死记硬背的几句名言警句，扮演成无产阶级领袖的身边人、工人阶级的同路人，给“消灭私有制”的伟大事业制造着重重障碍，办成了许多阶级敌人办不到，只有共产主义组织内部“自己人”才能办到的坏事。极大诋毁共产主义者的名声、阻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因为自己思想的蹩脚的追随者、可怜的解读人和懒惰的“后来人”的不争气，也由于敌人因此而越发强烈地毁谤，而一再宣布“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虽然马克思本人未曾清楚地行诸笔端，但随着恩格斯晚年至少五次的引用，而广为人知（参见沈湘平、孟子嫄《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文）。其丰富的意蕴，显然不只是今天有些人所理解的不读马克思、不“吃透”马克思，但是却要“超越马克思”，那么简单粗暴。
二、过时与永恒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宣言》1872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已经过时”论和“不完全”论。具体来说，一是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组织的改进和增长，由于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二是由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三是”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
因此，这里的“现在”和“今天”，首先指的是1872年，当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又再次引用了这一说法，我们可以合理地把时间维度卡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所以，站在今天看“古代”，时间意识一定要从历时性向历史性超越，万不该、不敢玩懂装不懂的障眼法、不懂装懂的假大空，一份1848年诞生的具有推动人类进步意义的历史文献，在腐败无能的清王朝首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向西方求洋务”的那年看来，似乎个别地方“不合时宜”；在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正式上任，台湾省正式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的戊子鼠年，可能也还有些个别说法“不大对劲”。但这种价值判断，绝对是0.001个指节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根本达不到引用列宁的洗澡水和孩子的比喻的程度。
那么，时至今日，在多灾多难的这个庚子鼠年的“现在”和“今天”，那些“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的”各种反对党派及其各类“万应灵丹”，是不是在我们举国面对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刻，在面对这个光怪陆离而又换汤不换药的不义世界的时刻，也是显得“过时了”、“不完全了”呢？还是说，越读《宣言》越感到由衷地钦佩，越读越感到说到了劳动人民的心坎上，在越发凸显了“《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的同时，也让《宣言》里那些曾经受到指摘和广受偏见的内容，又充分展示出真理的力量？
一段时间以来，觉得共产主义不时兴了，社会主义名声也不好了，理想信念是大话了，一些党员干部连《宣言》这本共产党人的圣经也不读了，而个别能读懂的学术权威，偏好写出序言“反对”宣言、我们要发展“序言”这样的盖世奇文。以至于像“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宗教信徒不能入党”、“党员不能信教”等基本原则问题，似乎都是可以在政治上（学术无非是外衣）“商榷”的（可参阅朱维群先生相关文章）。这本身也是“序言更是宣言”，需要常读常新、入脑入心的一个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