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红色中国网 首页 红色社区 查看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何以“实证”

2020-2-20 01:0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511| 评论: 0|原作者: 赵磊|来自: 政经茶坊

摘要: 确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属于实证科学的依据,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观点是否已经实证,或者是否具有实证的可能性,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否具有实证的性质。  



确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属于实证科学的依据,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观点是否已经实证,或者是否具有实证的可能性,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否具有实证的性质。

  摘要:确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属于实证科学的依据,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观点是否已经实证,或者是否具有实证的可能性,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否具有实证的性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文章的基本结论是:(1)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实证性质是嵌入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核以及认识过程之中的。(2)唯物辩证的 “抽象力”是政治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证性质的具体路径。(3)如果不懂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和辩证性,那么经济学的抽象就只 能是感性层面的抽象,即使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范畴和基本理论有实证分析做依据, 也难以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深层阶段。(4)不论是定量实证还是定性实证,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实证的结论将大相径庭。实证既是感性的,也是 “非中性” 的。(5)用计量经济模型 “跑数据”虽然能够实证出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联, 但这种关联背后的内在根源仍然有待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的揭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资本论》,是不可能依靠计量经济学的 “跑数据” 来完成的。(6)《资本论》既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的宏观样本数据对 唯物史观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证;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方法论;抽象力;《资本论》

  一、问题的提出

  晚近以来,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与“实证”有关的问题上: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形式化”的叙述形式(“形式化”的核心就是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表述——量化或数学化),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计量方法的统计检验(计量统计检验的旨趣就是用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抽象或归纳)。如果以现代经济学所定义的标准来衡量,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实证的手段和载体,那么它就没有资格进入“经济学”的行列。换言之,是否“实证”以及有无“实证”已经成为确认经济学身份的基本标志。

  何谓实证?从词义上讲,所谓实证,就是“实际的证明”。英文“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vus,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切”。在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看来,“实证”一词具有真实、有用、精确等含义。据有人考证,马克思早在 1841 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使用了“实证”“实证哲学”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提出了“实证科学”的概念。虽然马克思对实证的含义有不同的表述,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来看,所谓实证就是从事实出发,并根据经验的观察进行分析的过程:“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实证与感性密切相关,感性既是实证的出发点,也是实证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实证在科学方法中的重要地位。感性是什么?从感官的角度而言,感性就是经验,就是实验,就是实证。一言以蔽之,所谓实证,就是“看得见,摸的着,听得到”。对于科学而言,实证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某种知识和理论到底是不是科学的,人们只能以自身的主观感知到的现象来确认。换言之,只有通过主观感受到的现象,来反推客观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人们才能确认某种知识和理论是否科学。这里的“主观感受”,就是实证。正如恩格斯说: “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所以,科学必须从感性出发。比如,有关黑洞的照片为什么是科学的重大发现?因为“黑洞照片”为有关黑洞的理论和预测,提供了可以主观感知的实证依据。

  科学之所以离不开实证,除了人们需要通过实际的感性来对科学进行确认之外,还因为人们需要有确切证据来维持对科学的“信念度”。所谓“信念度”,就是对某个命题、某个看法的信任程度。虽然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都是某种信念,但是,由于在证据上的不同,二者的信念度却大不相同。洛克曾提出过一个定理 :人们对于某个命题的信念度,是同这个命题的“概然性”相契合的(概然性就是“多半为真”的意思)。问题是证据会改变信念度,如果证据不足,那么信念度就会降低。总之,非证据性因素不能带来充分高的信念度,只有基于证据的信念度才是持久和充分的。所以,提高信念度的方法就是尽量获得更多的支持性证据。这里说的“支持性证据”,其实就是实证的意思。正是信念度的不同,决定了能提供证据的实证在科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在方法论的语境里,实证的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任何论点都必须从事实出发,都必须给出经验证据。实证的目的和实证的结果有两种可能:其一,证实,即“证明其是事实”,或“证明其是”;其二,证伪,即“证明其不是事实”,或“证明其否”。实证的基本任务,在于回答“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实证的路径既可以侧重于“定量”分析,也可以侧重于“定性”分析。实证不仅与定量有密切关系,而且与定性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都可以成为实证的路径。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盖瑞·戈尔茨和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马洪尼在《两种文化的故事: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中的分析,“定性”与“定量”的区别并不是数字与话语的不同,而是在于:(1)数学基础不同:定量研究建立在统计推理(特别是概率论与统计学)基础之上,而定性研究则扎根于逻辑学与集合论(set theory)。具体反映在研究手段上,定性研究是“案例导向的研究”,侧重于概念的定义,研究手段是“语义学方法”,即用数据来阐明概念的意义;而定量研究是“总体导向的研究”,侧重于概念的测量,研究手段是“统计学方法”,即用数据来测量变量。(2)研究形式不同,定量研究通常是随机选择案例进行研究,而定性研究则总是选择“特定案例”来进行分析。总体上说,定量研究是“大样本分析”,通常是“跨案例分析”;而定性研究则是“小样本分析”,通常是“案例内分析”。(3)因果顺序不同,定量研究是“由因求果”,而定性研究是“由果求因”。

  戈尔茨和马洪尼有关“定性”与“定量”的区别表明,是否有“定量”并不是确认实证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定量”未必是“实证”,因为很多定量分析并不是“实证”的,而是“理性”的(即纯粹的逻辑演绎)——数理经济学模型的推演就是其典型。同理,“实证”未必是“定量”,因为很多实证分析侧重于定性,而不是定量——田野考察和案例分析就是其典型。众所周知,19世纪末(1899年)以来,甲骨文的发现为司马迁在《殷本纪》中有关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提供了能够一一对应的实物证明(实证)。严格说,甲骨文提供的实证分析很多属于定性而并不是定量,比如通过甲骨文的发掘确认了商朝后期都城遗址殷墟(河南安阳),就是典型的定性实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实证不仅是实证分析的重要路径,而且有着广阔的运用范围。因此,把实证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显然是对实证分析的严重误读。遗憾的是,这种误读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界的通识。在“形式化”等同于“科学化”的语境下,不少学者固执地把实证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从而坚决排斥定性分析在实证中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无视定性而只有定量的实证固然也是“实证”,但这样的实证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实证而已,更何况当下经济学流行的“定量实证”是否真的不偏不倚、客观中立,仍值得深入讨论。

  综上可见,“形式化”以及计量统计检验仅仅是实证的一种手段,它并不涵盖也涵盖不了一切实证手段和路径。如果说,把运用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检验的分析等同于实证分析,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排除在实证科学之外,这种做法是武断和狭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实证科学?换言之,我们应当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命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出问题之后,第二部分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第三部分讨论唯物辩证的“抽象力”,第四部分讨论唯物的历史观与实证的经济学,第五部分讨论实证的“非中性”,第六部分讨论“跑数据”写不出《资本论》,第七部分是结语。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

  从根本上讲,确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属于实证科学的依据,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观点是否已经实证,或者是否有实证的可能性,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否具有实证性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认是一以贯之的:“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可以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分别加以考察。这三个维度分别是逻辑起点、理论内核以及认识过程。

  (一)逻辑起点的实证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逻辑起点,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考察事物以及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有明确的阐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关于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有相当丰富的论述:“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之所以是实证的,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物质;就在于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总之,与黑格尔从“理念”出发的辩证法以及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唯心史观不同,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观念和意识,而是可以被实证的物质、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二)理论内核的实证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内核,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核心所在。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由“硬核”和“保护带”构成的,而理论的“硬核”对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存在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一切科学研究纲领以其‘硬核’为特征”。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核的实证性质,马克思有明确的肯定:“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所以是实证的,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换言之,唯物辩证法的实证性质的依据,就在于它的理论内核是“唯物”的。“唯物”之所以是实证不可或缺的前提,原因在于“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核的实证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有相当丰富的阐释:“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总之,“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内核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证性质。

  (三)认识过程的实证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认识过程,是指“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换言之,人们在“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认识过程中的实证性质,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实践的重视和强调。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虽然实践与实证的含义不尽相同,而且实践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实证的范畴,但是二者在“感性”和“经验”的意义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一般而言,实证是指用经验证据实际地证明,其范围主要包括各种科学研究活动;实践是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其范围包括人类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存在的社会性活动。关于实践范畴的演变历史,我就不展开讨论了,这里着重概括一下马克思的实践范畴: (1)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维度上,马克思突出了实践的“行动”含义,把实践看作是与认识相对应的人的感性活动,即有别于理论思维的“行动”。(2)在马克思看来,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是物质生产活动,但实践并不局限于物质生产活动,它包括了交往、革命或社会改造等一切感性活动。(3)马克思把“创制”纳入实践范畴,更加强调实践过程中的生产性、对象性含义。在通常情况下,实践活动往往与劳动、生产是等价的概念。(4)马克思强调,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实践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力量。(5)马克思在“必然性”的逻辑上,把实践理解为一种从必然王国指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活动。

  那么,实践在认识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1)所谓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其实就是理论的“科学性”;(2)所谓“实践的问题”,在科学划界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实证的问题”,换言之,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这并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的”问题;(3)既然人们应该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思维的科学性,那么关于缺乏实证依据的理论是否符合现实的争论,就纯粹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与科学无关。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 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所谓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其实就是实践所具有的实证性质。

  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做过相当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毛泽东区分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不同特征,深刻揭示了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飞跃(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展开为革命实践)的内在机理。毛泽东尤其强调,完成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社会实践。他说:“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还进一步区分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的不断检验,人类的认识过程与实践的实证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 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在“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既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终点。毛泽东对于实践与认识之间关系的分析,精辟地概括了实践在人类认识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实证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实证科学,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具有鲜明的实证性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必须把有关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所谓“归结”也就是“还原”,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基于经验事实的“还原”,即方法论的逻辑起点是“物质”、“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生活条件”;方法论的理论内核是“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方法论的认识过程是“实践的观点”。

  三、唯物辩证的“抽象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借助某些具体方法和分析工具,才能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需要有某种具体方法作为中介。这些具体方法有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等等。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主要又是通过什么具体方法来实现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依靠“抽象力”。所谓“抽象力”,就是抽象的能力。所谓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或概括出共同特征、本质属性。抽象过程就是抽象能力发挥的过程。“抽象力”包括两个基本要件:一是硬件(人的大脑或者电脑),二是软件(方法论、计算机程序或者逻辑)。

  抽象法是科学研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广泛运用的具体方法。然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抽象的工具却大不一样。正如卫兴华教授所说的:“无论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需要应用抽象方法即科学抽象,但自然科学的抽象方法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可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但政治经济学只能用‘抽象力’,抽象力也是抽象方法即科学抽象,但它是思维逻辑的抽象。”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前者研究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类社会,后者研究的是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界。正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二者进行抽象的工具大不相同。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最早只能用肉眼去“看”物质结构。肉眼看不到的则属于“无知”的领域。发明了光学显微镜之后,研究者利用光与靶物质的“碰撞”,可以看到肉眼看不到的物质结构。发明了电子显微镜之后,研究者利用电子与靶物质的“碰撞”,可以看到更小的物质结构。发明了粒子加速器之后,研究者通过加速电子到很高能量,利用电子与靶物质的“碰撞”,可以看到更小的物质结构。发明了粒子探测器或者谱仪来代替眼睛之后,研究者可以记录加速器所产生的关键信息并将整个过程重建出来(比如粒子的动量、能量以及质量等)。加速器和探测器构成了粒子物理研究的两大支柱,几乎所有粒子物理实验都离不开探测器。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抽象时却没有电子显微镜、加速器和探测器可以借用。道理很简单:不论采用何种物理的或化学的观察手段,人们都无法看到“社会形态”或“经济形式”背后的本质关系;不论采用何种物理的或化学的手段,人们都无法找到商品价值的原子和分子。正如马克思说:“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由此可见,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等来进行抽象,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却不能全然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抽象。毋庸质疑,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以及相应的程序来不断增强人们的“抽象力”,从而在技术手段上形塑了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然而问题在于,尽管经济学可以借助计算机来完成某些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的抽象过程不可能交给计算机来完成。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方法论或不同的理论逻辑指导下的“抽象力”是全然不同的。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而言,马克思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有两个鲜明特征:其一,指导抽象的方法论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而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其二,支撑抽象的实证基础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而是社会实践。一言以蔽之,没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离开了丰富而广泛的社会实践,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是根本不可能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吗?

  与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力”不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力”的内在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抽象力”的深刻性之所在。对于辩证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列宁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用历史生成的眼界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后者是用静态直观的眼界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批判庸俗经济学时指出:“为了向您表明,经济学已经衰落到了什么程度,路约·布伦坦诺发表了《古典国民经济学》讲义(1888年莱比锡版),其中宣称:一般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是毫无价值的,专门经济学或实践经济学是最有力量的。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我们应当只限于描述事实;这种描述要比一切先验的结论无比崇高和宝贵。‘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 在达尔文、迈尔、焦耳、克劳胥斯的时代,在进化论和能量转换时代,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无与伦比!”缺乏辩证法的抽象,只能是现象层面的抽象。所以马克思说:“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紧紧抓住了外表”而“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方法论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抽象力”不是“辩证的抽象力”,而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力”。

  有意思的是,今天已经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的计算机程序(软件)以及数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数学化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的。直到目前为止,计算机程序以及数学模型在抽象过程中都是按照形式逻辑来运行的,而不是按照辩证逻辑来运行的。虽然计算机程序以及数学模型在定量上有助于增强经济学的“抽象力”,但是,如果经济学研究要进行辩证的抽象,那么就必须依靠掌握了辩证法的人脑来完成,而不能指望按照形式逻辑运行的计算机以及数学模型来完成。这就是计算机系统尚不能代替人脑来完成辩证抽象的原因。如果有一天,计算机程序能够按照唯物的辩证逻辑来运行了,那么依靠电脑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力”或可成为现实。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使用了计算机和数学模型,就断言样本数据的处理结果一定是科学的、可靠的、正确的。对于经济学的“抽象力”而言,如果拒绝辩证逻辑,那么再先进的计算机和再复杂的数学模型都只能在现象层面做文章。即使这种“抽象力”有先进的电脑、复杂的数学模型以及量化的手段做支撑,所抽象出来的结论也只能是现象层面的结论而已,是“不死的死”而已。举一个例子,计量经济学的经典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解释变量必须是严格的外生变量。所谓外生变量,是指来自于经济模型之外的变量;而产生于经济模型之内的变量就是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则被视为存在“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在计量经济学中,“内生性”问题属于必须避免或应予纠正的悖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内生性”原本就是真实经济活动中内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已。比如,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什么“悖论”。很遗憾,按照计量经济学的逻辑,由于解释变量必须是外生变量,所以,用生产力这个变量来解释生产关系这个变量就存在所谓“内生性”问题。计量经济学之所以要极力回避经济变量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方法论的原因就在于,计量经济学所遵循的逻辑是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由于缺乏辩证的“抽象力”,不懂得运用矛盾分析去正视和处理“内生性”问题,所以面对经济变量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计量经济学只好避之唯恐不及。

  我必须强调,辩证法只是马克思主义“抽象力”的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不仅仅是辩证的“抽象力”,而且是唯物的“抽象力”,即唯物辩证的“抽象力”。虽然辩证的“抽象力”能够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在矛盾中去进行抽象,但却不能保证抽象过程一定具有实证性质。要保证辩证的“抽象力”的实证性质,就必须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而不能依靠唯心辩证法。唯物辩证的“抽象力”之所以是具有实证性质的“抽象力”,其原因诚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由此可见,只有在唯物辩证法这种“更加唯物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抽象过程才能“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从而保证“抽象力”的实证性质。如果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就必须依靠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人脑来完成。理论和实践证明,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是指导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只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才能完成科学的抽象任务。为什么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今天依然没有过时?道理就在这里。

  四、唯物的历史观与实证的经济学

  一般而言,唯物主义者都强调实证精神,都“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虽然讲“实证”,却不能在历史观上讲“实证”。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唯物主义时说:“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将唯物的实证逻辑贯彻到人类历史领域中去。比如,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最后不得不从“观念”和“心理”中去寻找经济行为的根源?因为“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所以面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异质性,西方经济学不能给出唯物的或实证的解释。换言之,由于人的行为如此“不确定”,西方经济学无法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逻辑下给出“一致性”的解释。于是,他们只好把原因归结为人的意识和心理,而这种意识和心理最终被归结为永恒不变的“人性”。结果,唯物主义的实证精神在人类社会领域遭到了唯心史观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他那里,唯物主义与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最后却导致了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 也就很自然了。”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不仅在于其自然观或世界观是“唯物”的(即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更在于其历史观也是“唯物”的(即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用“唯心”的逻辑去解释人类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用“唯物”的逻辑去解释人类社会,其原因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有着如下特质:(1)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机械地去看问题,而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问题;(2)与“头脚倒置”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用脚站立”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主义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人类社会,必然将唯物主义的逻辑贯彻到底,从而形成唯物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实证性质就在于,它不是从观念、心理或意识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而是从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心理以及意识的形成。“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比,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同样也强调实证精神。强调感性,当然是科学对实证的内在要求,然而人的认识必须从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才能完成科学的抽象。正如毛泽东所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之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是从事物“内部矛盾”入手,并展开辩证抽象的过程。问题是,如果拒斥辩证法,从而连矛盾关系都不能正视,又如何深入到事物“内部矛盾”中去呢?遗憾的是,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不懂辩证的抽象,无法深入事物内部去进行矛盾分析,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只能是纠缠于感性层面的抽象。正如毛泽东所说:“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指出,唯物史观“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之所以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的现象层面(比如拒绝对价值形式进行抽象,只承认价格理论的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其方法论不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而是拒斥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一旦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抽象力”越出自然科学专业范围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就必然暴露无遗,最终在历史观上跌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为什么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的?原因就在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说:“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这个现代唯灵论在经济学的表现之一,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片面化、现象化以及永恒化。

  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为方法论的西方经济学,虽然在微观领域和某些具体问题上能够得到实证的认识,但是在宏观领域和总体上却无法实证地把握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比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经济人”是从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也就是从千千万万个市场微观主体的样本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人假设”是符合市场经济现实的抽象。然而,西方经济学把这个从市场经济中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当做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范畴。如此一来,“经济人假设”这个原本属于实证的范畴,就成了一个脱离实际的、唯心的“先验结构”。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中,“经济人假设”不再是历史的结果,而成了历史的真实出发点。请问,从这样的“先验结构”出发进行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即使采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即使在动态分析中加入了“时间因素”,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吗?能正确把握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趋势吗?再比如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西方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缺乏监管”“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以及“人性贪婪”;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然。前者有数理模型的推演和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而后者却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宏观历史相一致。以上两个结论虽然都有实证依据,但是从认识广度和深度而言,“缺乏监管”之类的外生论是表象的、非历史的,而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去把握危机根源则是本质的、历史的。毛泽东说,“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从形式上看,西方经济学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范畴和理论学说并不缺乏实证依据,但正是由于不懂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往往是感性认识的抽象,而难以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深层阶段。

  五、实证的非中性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抽象的人以及单纯的物与物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必然内生出研究者的立场选择。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立场选择称为“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承认经济学内生的阶级性。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强加给经济学的。而否认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的重要依据,就是西方经济学所定义的实证经济学。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断言:“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实证经济学是或者可以是一门‘客观’科学,其‘客观性’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完全相同。”我注意到,目前流行于经济学的实证定量方法,居然成了否认经济学有立场选择的科学外衣。其中的典型做法,就是用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俗称“跑数据”)来代替社会实践。然而社会实践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社会实践的阶级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不难看出,在检验经济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不可能是“中性”的,不会是“不偏不倚”的。为了标榜经济学的“不偏不倚”,西方经济学用“跑数据”的实证检验来对冲丰富的社会实践,也就不奇怪了。

  问题是,“跑数据”的实证分析真的就是“中性”的吗?回答是否定的。根据计量经济学领军人物弗瑞希(Frisch)对计量经济学的权威定义,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是量化的经济理论与统计观测相互融合的结晶。既然如此,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就必然贯穿于整个计量工作的过程之中。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并不是中性的话,那么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进行假设、演绎以及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又何以保持自己的中性呢?其实,很多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并不讳言经济学的“非中性”。凯恩斯宣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比起那些自称“不偏不倚”的经济学家而言,凯恩斯要诚实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也说:“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在于,总体上来讲,自然科学领域动机在观点形成的过程中是不起作用的。比方说,理论的倡导并不是因为可以获得任何的名或利,或者是经济上的好处。一个世纪以前,探讨相对论跟任何经济收益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经济模型对于社会的某些部分有经济利益,所以整个经济领域就会倡导在某个经济领域所适用的原则。”对于经济学中标榜中性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就连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也不以为然:“唯科学主义观点不同于科学观点,它并不是不带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对于把“跑数据”的实证分析视为完全中性的观点,哈耶克的话是再恰当不过的回应了。

  不仅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不可能是中性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的实证分析也是“非中性”的。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有任何根据去谈论一个物理客体的独立行动,因为在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有个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在原则上是不能说明的,如果这些仪器按其目的是要允许毫不含糊地使用描写经验所必需的各个概念的话”。换言之,我们所感受到的“现象”或者“实证”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归结为事物自身原本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突破了那种把‘现象’归之于自在事物自身的东西的直观观念。如量子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处在量子水平上的微观客体,而只能看到客体在测量仪器干扰下显示出来的宏观效应,如云雾室中的水珠、盖革管中的闪光、照相底片或屏幕上的影像或痕迹等等。在这些宏观效应中,很难区分哪一部分属于客体自身的运动状态、哪一部分属于仪器的干扰,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在物理实验中看到的‘现象’,并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即便是对宏观对象的观测和实验,我们也没有多少理由谈论客体的独立行动,因为任何观测都只有在观测者通过工具行为与观测对象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过程上看,任何实践活动(观察、实验、生产等等)都是实践主体使用工具(人体器官、实验仪器、生产工具等)与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对象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作为我们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的‘现象’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测不准原理”的意义在于,既然“现象”不是自在之物,那么我们通过“现象”所获取的实证结果,也就必然因方法论和工具的不同而具有“非中性”。

  问题是,社会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实证的“非中性”就更为鲜明。事实也是如此,不论是定量实证还是定性实证,在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下,实证的结论将大相径庭。比如对于“剥削”这个经济事实,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解释。之所以如此,张文喜教授从方法论上做了相当到位的分析:“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错误地认为有了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剥削不可能存在那样,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无批判地满足于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所谓‘看得见的’经济领域里的经济事实,故此遮蔽了隐藏在‘物’的事实之下的人与人的剥削的经济关系。”“按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经济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看得见的’经济领域中的经验事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深入追究就可以阐明,经济事实肯定与此不同。首先,事实不会经人一看就自己组织起来。依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所谓‘看得见的’事实必定是‘在一定基础上和范围内’, 亦即必定是‘在某一理论问题体系所决定的结构领域内的一切对象和问题,同样,看不见的事实,作为被排除的事实,也是由问题体系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剥削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事实,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直接给定的,它须经由对一些与剥削理论暗中包含着的相关维度的揭示。”一言以蔽之,即使我们所观察的对象是同样的,但是观察结果却未必一致。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展开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则是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指导下展开的。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去观察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人们当然看不见剥削的存在;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去观察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人们就能看见剥削的事实。总而言之,经济现象并不等于经济事实,前者可以客观反映后者,也可能歪曲后者。由于组织经济现象的理论框架不同,在不同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证分析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由此不难理解,对于价值实体“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的实证结论是人类的“抽象劳动”,而庸俗经济学家的实证结论是“稀缺”“效用”以及“边际效用”等等;对于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的实证结论是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庸俗经济学家的实证结论是“风险报酬”。上述结论都有经验实证做依据,之所以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其中的道理在于:实证既是感性的,也是“非中性”的。

  六、“跑数据”写不出《资本论》

  在没有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没有计量经济学的19世纪,马克思是怎么处理《资本论》中的实证案例和经验数据的呢?马克思只能依靠自己的大脑,只能借助于唯物辩证的“抽象力”来进行抽象和归纳(以至于有人说“马克思是那个时代的最强大脑”)。毋庸讳言,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归纳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趋势,运用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变量的关系,从而使得经济学的“实证”有更为精确的定量分析手段,这意味着科技发展也在推进经济学的变化。但是,不要以为有了计算机以及计量经济模型,西方经济学就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先进的技术工具能为处理样本数据带来快捷和精确的定量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上有实质性的进步。事实也正是这样。自培根的“经验主义”开始,历经“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到今天的“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尽管西方经济学始终强调把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工具引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但是,由于不能运用唯物辩证的“抽象力”进行分析,结果在历史观上无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因而使得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逻辑始终不能贯彻到经济学领域。晚近以来,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进步多半是在定量分析工具上有所进步,而在基本理论和基本逻辑方面却鲜有实质上的进步?就其方法论而言,随着经济学定量工具的发展,西方经济学不仅仍然执着于缺乏辩证思维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而且执着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心理分析。

  我们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如前所述,既然计量经济学是量化的经济理论与统计观测相互融合的结晶,那么计量经济学就不仅是对经济现象加以测量,而且也是根据某种经济理论进行计量。所谓“计量”,就是“以统计方法做定量研究”。众所周知,计量经济学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础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而统计与概率的核心是“归纳”(比如概率论中的大数定理、中心极限定理等等,就是来自于大量统计经验的归纳结果)。所以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或者“从具体到抽象”的抽象过程,对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问题是,计量经济学的“抽象力”不同于唯物辩证的“抽象力”。计量经济学遵循的是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遵循的是唯物的辩证逻辑。即使概率论包含了某种程度的“一分为二”思想(“可能”或者“不可能”),但是在本质上,概率论强调的并不是事物的“矛盾性”,而是事物的“或然性”。比如,概率论的大数定理所要表达的,其实只是矛盾中的“同一性”,而非矛盾中的“对立性”。换言之,由于概率论无法全面准确地承载辩证逻辑,所以计量经济学目前还难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抽象力”的工具承担者。更何况,当今的计量经济学是建立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内核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在实证“非中性”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若要借用计量经济学的定量手段,必须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对于《资本论》的叙述方法,马克思自己也承认,演绎的“唯心主义叙述方式”容易造成假象,似乎《资本论》所依据的是缺乏实证的概念和范畴。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并没有采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来展现《资本论》的研究结论呢?进而言之,既然“定量实证”的归纳是计量经济学的特征,那么用计量经济模型能不能写出《资本论》呢?我这里所说的“写”即俗称的“跑数据”,不仅仅指“叙述方法”(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表达《资本论》的研究结论),也指“研究方法”(用计量经济模型“抽象”出《资本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在世,我相信他会借助计算机来处理海量数据,或也有可能利用计量模型来分析样本数据。然而我认为,以证伪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并不能承担写作《资本论》的任务,因为:(1)计量方法总是要在某种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展开工作,超然于经济理论之外的经济计量并不存在。唯物辨证法和唯物史观是《资本论》的方法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唯心史观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是计量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其表现形式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如此不同的两种方法论如何“公约”?(2)既然计量模型的“跑数据”替代不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抽象力”,那么要想依赖计量模型抽象出《资本论》的结论就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跑数据”又怎么可能承担《资本论》的叙述任务,从而正确地把马克思的研究结论呈现出来呢?(3)在实证“非中性”的背景下,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计量的“经济学”将如何保持中立呢?这样“非中立”的计量经济学能用来“量化”和“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

  《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之所以不是从“事实”和“结果”出发,而是采用了演绎的表达方法,除了以上原因以外,还在于:第一,对于涉及样本数据有限的微观命题(比如,“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经理的脸部宽度比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营养结构与工资收入的关系”,等等),采用“归纳”的叙述方法通常能够实证地表达整个研究过程。然而叙述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以及灭亡的宏观命题,仅用归纳的方法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宏观叙事所涉及的样本数据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归纳”方法在叙述过程中十分吃力。正如于斌教授指出的:“计量经济学的这些方法其实只适合微观的数据,而不适合它通常所使用的经过加总的宏观数据,因为这个加总过程忽略掉了非常重要的权重结构的变化。”第二,如果《资本论》用归纳法来重现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过程,那么,人们穷极一生,也难以读完用归纳法来叙述的《资本论》。这样的叙述方法显然是“不经济”的,也是不恰当的(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之后的20年间,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研读了15 000多部著作,在《资本论》中引用了800多部著作。另外,马克思写作的读书笔记就有上百本)。第三,《资本论》釆用演译的叙述方法有一个好处,演绎的逻辑清楚地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叙述的这种顺序,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由于演绎的叙述过程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因而用演绎方法来呈现资本主义历史,是最恰当的方法。由此可见,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资本论》,是不可能依靠计量经济学的“跑数据”来完成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计量经济模型的“跑数据”只是完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步,即感性认识阶段。“跑数据”虽然能够实证(证实或证伪)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却并不能确认这种相关性的内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即使“跑数据”能够实证出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联,这种关联背后的内在根源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挖掘。若要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根源和深层机理,则必须借助某种理论逻辑的介入,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阶段。正如本文第四节(唯物的历史观和实证的经济学)所述,由于缺乏辩证思维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难以运用矛盾分析去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西方经济学借助于“跑数据”在理论上形成的一般概念和抽象定理,其实大多也是现象层面的认识而已。马克思把热衷于现象层面的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我以为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七、结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是否得到了实证检验,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具有的实证性质。换言之,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得以贯彻和呈现的。正如列宁所说:“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

1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1 人)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0-4-7 01:12 , Processed in 0.015371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