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和反女权主义者的“政治”

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和反女权主义者的“政治”

作者：不断反思的南瓜

自抗击疫情以来，铺天盖地的“感动中国”事迹宣传又再次重现我们的视野。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应对抗击疫情前线的全体劳动人民抱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支持。是他们忘我的牺牲精神和日以继夜的辛苦劳动为我们筑起抵挡病毒的第一道墙。但当我们被无数热泪盈眶的感人事迹模糊视线时，我们绝不能停止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场战疫的大量牺牲？仅是病毒吗？

（一）从抗击疫情动员看社会矛盾

陈麻薯所写的《请停止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宣传工具》这篇自由主义女权文章试图从女性角度来揭露本次疫情社会动员背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线索。镜头下被剃头的落泪女医护人员成为了哗众取宠的宣传木偶，确实是官方试图用女性身体（头发）的“牺牲”和潸然泪下的“感人”拍摄作为抗疫宣传工具来掩盖和转移本次社会动员的劳资剥削压迫和私有化医患矛盾。

首先，此次抗疫再次深度曝光医疗私有化下医患矛盾的尖锐。我们知道这次武汉抗疫的医护人员全部来自公共医疗体系，但仍有极大的医护人员需求缺口，医患配额严重不符合抗疫要求，导致前线医护人员严重吃紧，不得不超负荷工作和造成不必要牺牲。反观，私人医疗体系不仅一毛不拔，包括：不提供任何医护人员奔赴前线参与抗疫、关闭发热门诊等，还抢占社会捐助的公共医疗物资、制造医疗用品抢购恐慌，给抗疫添堵添乱。

其次，本次抗疫如何对前线医护人员剥削压迫呢？来自公共医疗体系奔赴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大量的实际上是未毕业的护校生和未拿医师资格证的在校医学院学生，平均年龄在24、25岁。他们面临不赴前线不能毕业，前线是唯一毕业实习地，入党必须通过前线考验等人为条件下的“被自愿”，并且作为体制外的无编制人员无法享有符合标准医疗卫生安全保障（无防护服、配普通口罩等）而挣扎在高感染的风险之下和无补助实习工作等；另外，本次抗疫中不参与抗疫停工而强行复工的私营企业因无符合条件的安全卫生保障已经引发了聚集性感染；还有联合技术学校剥削强迫技校年轻劳动者提前返工投入生产和无加薪、拖欠工资的生产实习等。这些线索都应成为我们思考本次疫情社会动员下暴露的政治问题：私有化医患矛盾和社会劳资矛盾。

（二）女性政治与政治问题

《请停止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宣传工具》文章用大篇幅从“剃头”来分析女性个人选择（如：发型喜好选择）应受到关注和重视，社会宣传将女性身份化（母亲、妻子、护士），和借女性无私的身体和情感“牺牲”来迎合商业化廉价、煽情的感动。但在文章最后提出最闪亮的分析：女性作为劳动者，其劳动应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文章试图以小见大，但将分析重点放在对女性受关注和要求与男性同等尊重等性别不平等表象分析，进而从身份政治和个人选择上展开，造成本末倒置、偏离了通过女性劳动价值来分析解释女性和其他劳动者受剥削压迫的根源。

首先，文章揭示了自由主义女权与集体化社会动员之间的矛盾。从自由主义女权角度来讲，女性身体作为私人领域里的个人所属物被社会或国家强行征用违背了个人主观意愿，也违背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侵犯女性人身和选择自由的强盗行为。自由主义女权必须通过此次抗疫深刻反思自由主义与女性独立解放的问题。是集体主义抹杀了女性自由选择吗？彻底的女性解放能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得以实现吗？

其次，为什么此次社会宣传对女性集中在“母亲、妻子”身份，而不是作为社会劳动者（警察、医生、建筑工）一员呢？这需要自由主义女权深入思考女性（尤其作为劳动者）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在哪？为什么职业、身份和性别会有如此直接联系和刻板印象？为什么女性的劳动得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承认？若自由主义女权仍停留于自由主义框架内，以上层自由派小资实现个人自由为目的争取女性独立，并把女性解放等同于追求“个人选择的权利”和“私人领域里的自由”，不去思考和克服个人主义对女性真实解放的束缚，与自由主义决裂并主动站在劳动人民队伍中。那么，他们则是原地打转，将会在历史的考验中再次失败，也注定无法带领劳动女性走向自我解放。

再者，在我们认识到前线女性医护人员的“卫生用品”保障同前线人员的吃饭、休息一样重要的同时，女性主义还要反思：只重视“卫生用品”需求并还不够，要为前线全体医护人员提供同等的、符合抗疫标准的、从医疗用品到营养饮食、充足轮岗、休息、个人日常生活用品等全方位后勤保障的支持。

最后，风华的文章《批评女性医护人员剃发，有些矫枉过正》用“大”和”小“来划分女性政治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小政治”要服务于“大政治”，认为女性争取独立平等是“小政治”，控制疫情是“大政治”；在抨击对手拿“剃头”作文章的同时却自行拿着“头发”和“女性主义”作文章，为无报酬补贴、医护安全保障、日常生活保障的医院行政保证部门和新闻媒体做“利益诱导，精神缺失”的掩护。此外，作者还在言语间流露出鄙夷、戏谑女权主义是在国难当头蹦出来抢占控制疫情“大政治”的风头并阻碍抗疫社会动员的跳梁小丑，借打压女性主义来模糊对行为艺术式的地方宣传作秀（在如此紧迫并与时间赛跑的抗疫时刻，各地却不紧不慢地安排“公开义剪”、录制医护人员剃头影像等宣传活动）的批判，并寄予对现存体制在抗疫积极行动上的幻想，没有、也不打算搞清楚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女性解放的道理”要与什么“更大的道理统一起来”？

女性政治与社会动员不是“小政治”和“大政治”的关系，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可以并肩团结的关系。我们只有通过分析和把握此次抗疫动员呈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才能明白劳动人民要为谁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