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放开劳动力流动的建议 一是，督促地方政府调整疫情防控思路，将企业复工与劳动力流动分开处理，提早抢滩登陆，边防控，边流动，尽快将劳动力有序转移到沿海地区。 大部分地区规定外来劳动力流入隔离十四天后，再投入生产。照此做法，企业大规模复产时间，要比劳动力实际流动再滞后十四天。一些地区基层政府试图以损失经济发展来换取疫情防控万无一失，消极等待，贻误战机。建议除湖北省外，其他省份立刻将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纳入疫情防控工作日程，在局部严防死守情况下，无疫情地区全面放开劳动力流动，非重点疫情地区逐步放开劳动力流动，抢夺时间，打一场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奔袭战。 二是，将劳动力流动与日常社会流动分开，区分劳动力大流动与其他人口小流动，措施上一严一宽，继续减少小流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安全转移。 当下各地采取的疫情“顶格”防控措施，构成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安全窗口。经过前期努力，广大人民群众基本适应相对静止的生活状态，配套服务措施基本建立，社会生活基本稳定。 各地要继续减少日常人口流动，避免一放全放、一松全松，防止疫情复发。与此同时，应督促地方政府抓住劳动力流动的窗口期，要求各地从消极防守升级为积极进攻，中西部地区要鼓励和帮助劳动力外出，沿海地区提早建立劳动力进入条件。 三是，做好劳动力流动跨区域联动，打通两头，简化中间环节，减少差旅过程中的疫情传播。 目前，沿海省份一些县市政府组织包车，进行点对点的劳动力接入，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县市政府也开始包车，积极进行劳动力点对点输出。鼓励此类做法。建议开通中西部劳动力输出的重点省份和重点地区，开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直达专列，采取铁路点对点输送。建议劳动力流入地区开通区域内公共交通专线，实现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的出。沿海地区开通高铁站火车站开往企业和园区的公交专线，建立最便捷的劳动力输送通道，实现劳动力进的来。 前期采用点对点输送，可解决少数企业的紧缺用工。对于大规模用工，必须依靠公共交通。在鼓励地方政府组织点对点输送劳动力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劳动力输送通道。科学评估疫情，劳动力流动存在疫情风险，但并非不可控。无菌社会不存在，不能将流动标准定得太高，过高的交通标准给地方政府和企业造成巨大负担，整个社会也不敢动。 四是，沿海地区调整思路，重新建立疫情防控体系，疫情防控需从之前的“前线医疗+后方社会治理”体系，调整为“前线社会治理+后方医疗”体系，将人口管理和社会治理摆在前头，同时备好充足医疗资源，做好疫情爆发准备，贮备应急。 人口流入地需“大小一起抓”，加大复工步伐、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农民工返程后的就业、生活提供保障。规上企业与规下企业必须一起动，既能够有助于恢复经济体系，更能够形成总体用工需求，“大小一起抓”为农民工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同时，做好社会服务，满足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居住、生活需求，并简化各类行政检查，增加对农民工的关怀，以此提升农民工返程后的满意感，推动其自主返乡。 立刻解决政府和企业之间疫情防控责任分摊不合理问题。在推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为了转移疫情防控的压力，部分地区基层政府要求企业对员工进行隔离，由企业承担隔离责任。一些地区为了减少企业工人流动，减轻疫情防控压力，要求住在城中村的人也住到工厂，很多企业都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很多地区的企业员工原来都住在城中村，并没有隔离员工和为员工提供住宿的条件。各地应该根据既有的生产条件，实行社区隔离与企业隔离相结合，完善社区和企业之间的联动机制。 警惕疫情引发社会风险，千方百计避免社会风险，做好社会风险预警，建立应对机制。沿海部分地区本地人与外地农民工融合不完全，“土客”长期隔阂，需高度警惕农民工集聚地区因疫情爆发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风险问题。例如，可能发生的“老乡帮”与本地村民的对立冲突情况。珠三角地区外来农民工数量庞大，本地村庄宗族文化传统浓厚，社会风险系数较高。建议沿海地区各级政府做好社会风险防控预案。 五是，督促中西部地区抓紧推动本地企业复工复产，打破本位主义，破除消极等待，以服务企业复工为抓手，推动当地疫情防控体系升级转型。 目前疫情防控存在三个战场，湖北决战疫情防控，东部沿海省份统筹复工与疫情防控，中西部省份安全输出劳动力。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湖北封闭是为了全国放活，沿海复工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复苏。中西部地区从源头上做好疫情防控，是降低劳动力流动引发疫情风险的关键。 中西部地区不等消极等，要站在全局角度做好劳动力安全输出工作。为实现全国疫情防控一盘棋，避免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疫情防控系统不兼容，建议中西部地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劳动力输出工作的同时，尽早启动本地企业复产复工。该措施有利于倒逼中西部地区进行防控系统自我升级，为劳动力输出建立安全阀。 六是，完善追责机制，实事求是，避免问责层层加码，防止以问责来避责，避免一板子打死全国。 企业复工复产难免会出现疫情风险，建议地方政府多从事前防范下功夫，出现局部疫情发生之后，妥善处理，逐步建立脱敏环境。防止用追责来避责，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下，对下级政府、企业和相关单位，少处罚，多帮助。慎用问责，杜绝全程倒查问责做法，避免疫情发生一例问责一批，反对官僚主义。科学合理评估疫情事故发生原因，多做补齐短板的工作，不对干部进行泄愤式处理，缩小影响范围，避免引发社会恐慌。 七是，社会脱敏，形成鼓励流动的氛围，疏导心理，消除农民工外出顾虑。 前期疫情防控高压态势，在农民中持续性恐慌情绪，不少农民过于担心流动过程中中出现的疫情风险，宁愿承受一些经济损失，不愿意返程。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已经进入可防可控的阶段，各地政府应当共同做好城乡居民的心理引导工作，科学认识疫情发展阶段与疫情风险，为人口流动提供社会基础。其中，人口流入地强化本地居民对农民工返乡的接纳程度，防止本地人口对后者的社会性排斥；人口流出地则应当指导农民在旅途过程中进行科学防护，降低感染的风险，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八是，公共响应逐步降级，避免先紧后松，也要防止各地在防控措施上比严、比死、比硬、比高，防止形式主义，杜绝官僚主义。 目前全国31个省市还保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状态。实际上，除湖北之外，不少地区已经出现明显拐点，新发病例持续下降，不少县市一直保持零疫情。 目前，还没有一个省市县下调或终止新冠肺炎疫情一级应急响应，这显然与各地疫情的实际形势不相匹配，也使复工复产工作受到了很大掣肘。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动态地调整各地应急响应级别，部分地区甚至可以响应终结，依法依规、科学指导、综合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推动经济社会早日复苏。
附：12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状况 河南省：26县29村 课题组调查了河南省26县（市）的29个村（社区），29个村全部零疫情，所在乡镇24个为零疫情，所在县（市）1个零疫情，确诊病例最多者为全县28例，其余绝大多数集中在5-20例区间。河南疫情主要集中在郑州和靠近湖北的信阳、南阳、驻马店豫南3市。 目前河南全省新增病例已连续两周明显减少且治愈率大幅升高，疫情形势明显向好发展。 河南省是我国典型的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和全国重要交通枢纽，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一度高达2876万，属于我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调研涉及的29个村庄（社区）劳动力除了郑州高新区、平顶山、三门峡下辖两县在地产业发展尚可、在地务工特征明显之外，其余23县均属于劳务输出大县，跨区域流动特征突出，且主要流向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郑州、太原等大城市，占比50%以上。 其中，青年农民工群体多到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厂打工或在大城市从事送快递、送外卖等城市新型服务业；中年农民工群体多在外从事建筑、装修等传统工种。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经商，对外部企业复工复产需求更为直接、迫切。 调研涉及的29个村庄（社区）中，复工率最高的为河南信阳息县某村，下辖595户、2258人，常年外出务工1106人，目前外出复工者126人，占比11.3%；复工率最低的为开封杞县某村，下辖800多户、3150人，常年外出务工1700多人，在本乡镇、村庄均为零疫情的情况下，截至2月18日，当地外出复工者仅10余位，占比不足1%。河南上蔡某村，下辖740户、1400多人，常年外出务工者600人左右，目前外出复工者20人左右，占比3.3%。总体而言，全部村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率仅在5%左右。 大部分村庄反映，劳动力外出需要经过以下环节：1.拿到用工单位复工通知；2.拿着复工通知请当地村支部书记、乡镇党委书记签字，同时到当地派出所备案；3.乘坐合适交通工具到当地火车站或高铁站，或者选择开私家车外出复工。 疫情爆发以来，河南下辖各地市党委政府及时响应并先后采取了大体一致的硬核防控措施，封村堵路、暂停区域公共交通、火车站暂停营运、高速路收费站管制等是其普遍做法，人员车辆流动的重要载体——公共交通也宣告进入“停摆状态”。自此，包括众多“零疫情”乡村在内的当地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工流动便陷入空前困境。目前“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成为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普遍常态。 四川省：7县7村 2月14日，四川省明确提出以市（州）为单元，根据疫情状况分为无现症病例区、散发病例区、社区暴发区和局部流行区等四类地区，确定不同风险等级，科学实施分区分类防控措施。几天后，四川省进一步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把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作为重中之重。 四川省一些地区政府组织农民工返岗出行专车发班。南充仪陇县是务工大县，目前已经开通到主要务工城市的班车，每天一班。农民申请外出务工的程序包括：报农民工服务中心，填写健康检查申请书，镇村干部签字，指导网上注册信息——组织农民工分批次到当地卫生院体检——体验合格发放健康证明——乡政人民政府统计信息，报送农民工服务中心——汇总分类报送交运管局安排发车班次——组织农民工上车有序返岗出行——开展运输途中疫情防控温馨服务。 课题组调查了四川省7县市7个村庄。村庄所在地区的疫情都不严重，6个城市（包括一个成都代管市彭州）总计确诊142例，其中内江16例，泸州20例、南充38例、凉山13例、眉山8例、德阳17例、广安30例、彭州0例。调研的7个村中，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比例最高的是内江某村，自然村100人左右，务工人员30人，已经外出务工10人，去向成都和广东佛山。其他村庄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流动或者很少流动，这其中既有交通、流动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民主观意识和信息迟滞方面的原因。 2月10日开始复工政策之后，四川省总体上仍然保持高强度的交通管控，全省乡村道路（集市）卡点依然保持，以防止疫情扩散风险。南充市仪陇县有村庄反映，“农民工都没有动，原因是交通问题，短途私家车畅通，但是长途还没有恢复”，农民工外出缺乏交通工具。非疫情危险地区，公交客运正在恢复，泸州镇村检测点已经撤销，仅保留高速公路、市际边界的监测点。还有部分地区公共交通没有恢复，乡村道路的梗阻是影响农民工返程的重要因素。 调查发现，当地农民外出务工存在众多顾虑，出现过四川农民工开私家车去了江苏，不能下高速又开回来的情况。农民还担心配套生活设施不全，可能买不到吃的或者价格很贵。本村农民工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 南充某村仍然执行劝返时期的宣传政策，“你们出去打工，到了也要隔离14天”，农民担心在就业地隔离，还不如在家等待疫情过去，也就不着急出去了。此外，农民存在恐慌心态。德阳某地的农民对本地的宣传方式评论道：“村里干部宣传很神奇，说死了多少多少人，有点危言耸听，连我爸那种以前天天呆茶馆的，现在都在家里呆着，估计被吓的”。 要尽快解决下面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要调低疫情轻微地区的风险等级，畅通省内各县市的基层道路，防止农民工堵在最后一公里。 二是及时对接、了解劳动力输入地的政策，尽快宣传新政策、新举措，目前广东、浙江正在加快复工复产，出台相关激励措施吸引农民工。 三是转变宣传策略，减低恐慌，鼓励农民工外出务工，政府、运输企业可以组织班车，在疫情防控（戴口罩、消毒、保持安全距离等）的条件，向广东、成都等地尽快输送农民工。 四是本地企业应该尽快复产复工，减低社会恐慌气氛，带动劳动力外出务工，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五是减少农民外出的程序，简化办理健康证的程序，按照现在的速度，过于慢了，让经济社会停滞，也不符合企业复产复工的速度，不利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安徽省：9县9村 2月16日，安徽省依据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工作需要，以县域为单元，将全省县域划分为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极高风险5个风险等级。我们调查了安徽省9个县市的9个村。其中，3个村所在县为较低风险地区，全县累计确诊病例普遍为个位数；6个村所在县为中等风险地区，全县累计确诊病例普遍在10几例。调研的9个村均为零疫情，所在乡镇无确诊病例。 调查9个村中，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最多的为太湖县d村一个村民组，劳动力流出10几个人，占小组劳动人口的30%；最少的是霍山县f社区，跨区域流动为零。大部分村庄外出务工人数不超过10人，外出务工比例不超过10%，大部分劳动力都赋闲在家，且尚未显现有大规模外出的趋势。地方县市普遍采取偏紧偏严的封闭化管理策略，造成劳动力流出的人数极少。 安徽省地方疫情防控存在明显“前松后紧”的倾向，前期反应较慢，到2月6日-8日后开始实行封闭化管理，越来越严。现在省级层面已经出台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政策，并且对全省所有县（市/区）进行了风险等级划定，但基层落实不到位。课题组发现，各地区依然采取严控管理，风险等级划分没有转化为因地制宜的防控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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