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就是个哭坟的

方方就是个“哭坟的”

邋遢道人

　　群里有方粉，不时转来《方方日记》。看了两篇，一篇是三月一号的，一篇是三号的。还读到两篇呼应的文章，有些感想。

　　三月一号《日记》的题目是《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除了后面比较长的议论了“游医”李跃华外，主要记了几件小事，表达了悲哀的情绪——“伤心的事，依然会随着时间走来。灾难已让我们伤心得太多。而今人们的泪点也很低。”……武汉人这一个月流了几十年的泪。这是一句大实话。那些眼泪，不仅仅是悲伤，它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的眼泪……我们的眼泪还没有流完。“……我听说背后有着无法言说的故事，这是悲哀的故事。不只是生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准说出来的悲哀。我也不说”。

　　三号的题目是《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主要记述了武汉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在抗疫中大量被感染的事情。在表达悲哀和悲愤同时，日记集中讨论了追责问题，“二十天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方方认为武汉人现在心里不踏实，要让他们踏实，必须给他们个说法。“比方，李文亮的事，已经调查了这么久，说法呢？”这个心结要及时解开，否则“时间越久，这个结会越系越紧，越变越复杂，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与加深。心理咨询专家说，随着危险的解除，真正的创伤，会浮出水面。变成简单的话，就是：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给中心医院一个说法，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更多的日记没看到。注意到评论和媒体介绍都提到三点，一是日记主要代表武汉普通百姓表达了强烈的悲哀、悲愤的情绪;一个是日记一直对武汉官员隐瞒疫情，拖延防疫进行尖锐批评;还有就是呼吁要允许说真话，只有信息公开透明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悲剧。贫道看到的这两篇倒是没偏离主线。仔细想想，这三点倒是逻辑上有关联的：没有武汉官员隐瞒疫情，武汉百姓就算有悲哀也不会有悲愤。而只要允许说真话，信息公开透明，官员们也就无从隐瞒。

　　事实清楚，逻辑周延，方方日记表达的道理看起来很实在。前几天还看到《新京报》记者最近专访著名知识分子资中筠的文字(不知真假)，说资先生曾在非典后写过对抗非典做过反思，也表达了“只有信息透明让人讲真话”才能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悲剧。

　　每天一篇，连续几十天的方方日记告诉大家，正是没有允许说真话信息透明，又一次发生更大的灾难，怎能让人不悲愤!

　　真的，要是每天看一篇方方日记，贫道也许也成了方粉呢。

　　这里探讨一下方方的这个逻辑。

　　情况是，从元月底高法公众号为李文亮事件定调开始，“吹哨”问题就成了焦点。疫情略有转折，财新、封面等媒体就亲临一线调查元月20号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谁“隐瞒”了疫情，大量文章呼吁政府要允许说真话。看来，方方和资老(采访也许是假，但资老《SARS与“五四精神”》有)是这场言论自由斗争当之无愧的旗手。

　　贫道在想：为什么资先生抗非典举起的信息透明言论自由大旗，十七年后方方在抗新冠时又举起了呢?而中间这十六年怎么很少提呢?是不是大瘟疫大灾害发生的时候，信息透明言论自由特别重要，迫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向政府呼吁呢?

　　贫道注意到：非典结束，中国政府除了肯定成绩，并没有对信息透明等问题正面回答。这次新冠，闹得天翻地覆的李文亮之死，“让人讲真话”的呼声响彻全球全国，监察部当天派员到武汉调查，到现在马上一个月了，没一点音信。能怪方方着急吗!让疫情信息公开多简单的事儿，为什么政府对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始终做不到公开透明呢?为什么每次都要钟南山院士出来告诉大家真相呢?

　　其实，道理是相反的：

　　有很多事儿政府可以信息透明，但有些事儿不能。像未知传染病的初期信息，地震震前信息，都是严格控制的(当然包括战争初期信息等)。因为这些信息都是逐渐汇集、不断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对信息做出判断并做出行政决策。最关键的是，对这方面的信息识别、做出行政决策涉及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安全成本，这是政府必须考虑的。政府必须谨慎识别信息的含义，衡量各种决策的得失(损失最小化)。但是媒体和老百姓不需要也不会考虑这些。由于这些发展中的事情初期信息是混乱的，做出确定判断的条件经常不全，如果政策允许政府和相关机构了解部分信息的人员把这些信息片段随意发布，造成社会混乱是肯定的。最主要的是，绝大部分群众缺少判别这些信息含义的能力，得出的结论会五花八门，反应也是难以预测的。如果再有人有意推动，制造事件，对即将到来的防疫、抗震、备战等形成难以估量的干扰。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国政府都会在疫情前期、地震前夕、战争前夕“隐瞒真相”，制定各种制度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对信息发布的级别和程序做出规定。看看美国国务院这几天关于信息发布的声明，回忆一下卡桑德拉大桥麦肯齐上校和他的美国陆军部上级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处理逻辑，就知道贫道说的不假。

　　所以，防疫初期信息透明、允许“说真话”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就算被迫答应了，也是应付的，因为哪国政府也不敢开这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湖北有关单位对李跃华医生非法行医不到一周就搞定了，而另一个李大夫的事儿国家监察部调查组快一个月了一点信息都没有的原因。

　　让政府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资老和方女士不傻的。

　　贫道这样说是不是说政府在疫情初期没有掩盖和延误呢?相反，贫道认为既有“掩盖”(不透明)又有延误。但“掩盖”不是错，延误是错。也就是说，政府在疫情处置方面确有错误，但只能与设计的信息收集和决策程序是否顺当，提供决策信息的专家是否敬业，决策人的判断能力和临机处置的魄力是否够格相关，与“掩盖真相”没关系。当然不排除个别官员为了私利对上级隐瞒的可能——不过贫道不太相信会出这一的事儿，因为除了傻子，都知道传染病这事儿是掩盖不住的。

　　有人会认为，就算政府可以对疫情前期进行信息管制，但是李文亮大夫早在去年12月底了解了疫情“真相”并进行了公开，正像财新在李文亮去世后1个小时发表的《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说的：“真相最重要”。政府就那么怕真相吗?如果武汉警方没有对李文亮等8人训诫，疫情肯定不会这个样子。从元月1日到20日，正是这 “二十天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让方方悲愤不已。这种情绪不能表达吗?

　　贫道认为真相确实重要，但现在大家众口一词说的那些就是真相吗?

　　现在几家媒体都在“调查”真相是什么，究竟是谁、怎么样隐瞒了疫情真相并延误了抗疫时间。不少报道都暗示武汉方面在元月10日前对国家疾控中心专家掩盖了新冠人传人的真相，主要是隐瞒了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真相”。当然，大部分人还是把时间提前到元月初(李文亮透露的真相)甚至更早。这就使“二十天的延误”的来由。许多文章还都能有名有姓地说出谁怎么说的。这些贫道都看了，认为他们描绘的很难构成“真相”。

　　很多文章重点放在了病毒确定上，包括财新列出元旦那天某基因测序公司收到湖北卫健委某官员停止检测……围绕病毒检测绕了很大圈，读起来像确实有人在掩盖真相。其实，病毒的各种测试与大家关心的真相确实很远。从12月开始，疾控中心关心的只有一个指标，就是新冠“是否人传人”。因为不管是什么病毒，只兽传人还是能人传人是两个概念。只要不人传人就不算啥事儿。测病毒是衣原体还是冠状病毒不难，但判断是否人传人要有条件。

　　首先要研制并生产了能确诊为新冠的“检测盒”(试剂盒);其次要能确认发热病人甲传染了乙并使其发热(初期是这样);要用检测盒测试出甲和乙都呈阳性。三个条件都具备，才能确定人传人。

　　检测盒很重要，否则就算能确定是发热病人甲传染导致了乙的发热，也不能确定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流感和其他肺炎也传染病发热。能够使用的检测盒是元月10日后出现的。

　　由于每年冬天武汉有十几万发热病人，当时谁发热了不是什么事儿，很少有人去联想乙的发热是不是甲传染的并做传染病学调查。尤其是单一的甲传乙。举个例子：财新网元月30日采访了病床上的李文亮大夫。李大夫叙述说他8日接诊一个眼科病人，该病人次日发烧。 “那个时候我们医院还没有检测确诊病人的试剂盒，所以当时没有给她确诊。”(后确诊为新冠肺炎)又次日，李文亮发烧，两天后“住院治疗，现在属于疑似患新型冠状肺炎病例。”也就是说李文亮医生即使有明确的传染源，发热后半个多月，由于试剂盒测试不是阳性，还依旧只能作为本院的“疑似病人”。

　　所谓人传人的真相不能靠推测(为李文亮提供检验单的女大夫几次说到她认为某人是人传人)，也不能事后用逻辑推算。现在看，元月10前已经人传人，甚至有迹象，但如果进行传染病学确认，恐怕都难算数(因为专家七八个，你说是他说有疑点就麻烦)。因此，不能把“12月已经实际人传人”作为元月10前的“疫情真相”，因为这不是科研，而是追责。“人传人真相”只有用传染病学调查得出结论后会“出现”。

　　这就像元月30日李文亮大夫病情的真相。虽然实际上李大夫这时已经是新冠患者，但试剂盒说不是就不是 ，还只能住疑似床位。几天后试剂盒说是了才是。难道30日这天没真相吗?真相有，试剂盒说了算!2月12日以后，临床诊断可以作为确诊条件了，回头去衡量，真相是李大夫元月30日已经是新冠患者了。

　　因此，李文亮大夫12月30日不可能能说出“真相”，因为当时没有真相。

　　贫道看了这么多说法，认为有个时间点很重要。一个是元月15日。元月12日几个为同一发热病人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发热。这期间该病人被确定为新冠。15日这几个医护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另另一个是元月16日。从武汉回深圳的一家人14日住院核酸检测阳性，15日他们一个未去武汉的家里人发热住院，16日检测阳性。这两例都有明确的传染关系，而且都用试剂盒进行了核酸检验。

　　正是有这两个例子，贫道认为政府在这次抗疫决策上出了问题。究竟出在那个环节(包括隐瞒)，出在哪一级政府，贫道不知道。

　　这里专门提示一下：贫道认为钟院士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真相”。消息说钟院士17日赶到深圳已经知道新冠人传人。19日坐高铁赶到武汉与国家卫健委汇合，20日宣布，由于十几个医护人员感染，所以新冠人传人——没提深圳案例。

　　有人会说，你这么较真有意义吗?

　　贫道觉得没啥意义。你们不是说“真相最重要”吗?贫道只是在真相究竟是什么方面较了点真而已，而且你们不是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吗?贫道就添一种也不妨吧。

　　其实，真相确实重要，假如“二十天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不是真相，疫情前期必须透明不是真相，那么，方方所发的“带来的灾难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就确实有点矫情，方方日记里的基本逻辑就会被动摇。

　　接着一下关于对方方日记的评价。

　　有一篇替方方说话的文章《方方活该挨骂》，对批评方方的人进行了嘲弄。作者认为方方的确“代表武汉普通百姓，批评者都是因为方方是“政府的批评者”才骂她的。然后借美国著名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话解释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发表不怎么随大流的意见，任务之一是教育任务，促进对话，维护多重声音得到倾听的权利。最后说“尚未任何正式媒体对方方有任何批评”。

　　读完后面这篇，觉得作者如果不是信息不畅，就是有些矫情。其实方方的处境远不是那么不堪。从上月二十几号开始，官方“正式媒体”就纷纷对方方进行了“独家专访”，包括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东方网(上海国有)、封面新闻(四川日报)……，没有一个不正面肯定了方方日记的内容和作用。称赞方方日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被网民争睹为快”。而且采访中方方透露，她的日记“已经有出版社来联系了”。众星捧月，在很多人眼里，武汉抗新冠战役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方方女士挺身而出和创作了《方方日记》，方女士已经成为武汉抗新冠战役中最靓丽的人物。

　　至于方方作为“政府的批评者”，贫道也没觉得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方方批评的都是武汉和湖北政府，没涉及别的。这还真算不上什么反潮流，倒有些随大流。因为全国上上下下这两个月都不待见湖北和武汉政府，讽刺嘲弄甚至谩骂湖北地方政府的文字满世界都是。湖北官员现在已经动辄得咎(2月11日集体送病人挨批事件)，战战兢兢(从处理陈厅长、李跃华大夫和涉及黄女士的地方干部看)。“武汉政府批评者里”添上一个方方不算多，没有方方也不嫌少，怎么还有人因此无耻攻击方方呢?也真无聊。有道是：

　　朝野齐声叱鄂吏，

　　齐赞方方是男儿。

　　关于方方日记充满悲哀悲愤，有人不高兴，有人说很好。说不合适的就不再介绍了，今天看到一篇题目叫《方方矫情?对不起，作家没有给你唱摇篮曲的义务》觉得很好玩。

　　对于一些抱怨方方日记不阳光缺少温暖，作者回答很干脆：

　　想要温暖，抱怨作家，这是找错了人了，当成下馆子点菜了。你怕是没有搞清楚文学是干什么的。你需要的是摇篮，不是作家。你当作家干什么的呢，是给你唱摇篮曲的吗？

　　包括方方自己也认为作家没有为防疫唱赞歌呐喊助威的义务，当然更不是唱摇篮曲的。作家是表达普通老百姓，用方方的话说，是弱势群体情绪和愿望的。方方认为自己就是武汉普通来百姓的代表，表现了他们在这次疫情中的悲哀和悲愤。当然，贫道看过的这两篇也确实是表达了悲哀和悲痛，而且写得很好，悲愤悲哀的意味很强烈，一般群众还真说不了这么好。

　　但是贫道不认为方方搞清楚了武汉普通老百姓这时候需要什么，尤其是里面最“弱势”的那批人是什么精神状态，最需要什么。难道方方确定自己日记(3日)里说的武汉那些“经济来源无着，也没有确定感，即哪天可以出门，更没有方向感，即什么时候可以工作”的弱势群体现在唯一想的是“要有一个说法。在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及追责，也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心，放下了所有纠结。而现在局势转缓，存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此外，看到有些事情，瞬间就有进展”吗?贫道怎么觉得方方的判断不太靠谱呢?普通老百姓尤其“弱势群体”现在别的都不要，就是想找政府要个说法吗?别的没有就想找政府讨个说法的真的不是另有其人?贫道有些迟疑。

　　武汉封城，大家很压抑。周边人甚至亲友有病人甚至死亡了，很悲伤。但贫道以为，就算武汉人有皮实的，但大多数普通百姓主要感觉是紧张和担心，担心自己担心家人。紧张焦躁是最普遍的情绪。贫道一个月前就认为，武汉人有不是潜艇官兵，能忍受幽闭十几天就不错了，时间长有些人会崩溃的。但是武汉人操心新冠人传人究竟是元月1日还是15日的人有吗?会有，但10个人有1个就不错了!

　　疫情一开始贫道天天忙着算拐点，每天发一篇分析疫情进展。开始用“聊天记录”给朋友发，后来就写成文章发在一网刊上。其实，连钟南山都说拐点还看不见，贫道算个头呀，无非是哄大家开心而已!后来觉得疫情有些好转说不再写了，群里的朋友还不愿意，说每天就等着看贫道的分析，看不到就心慌。

　　是，方方没有必要做谁的保姆，也没责任给武汉心理脆弱的人唱摇篮曲，更不需要给几万医护人员加油打气(不少她一个)。武汉人有人病了有人死了确实会有悲哀，悲哀情绪到顶点转不过来想哭想骂人的也会有，方方愿意给替他们喊几声不仅很正常，也很合适。

　　毕竟她判断武汉死的这两千多人都是“枉死”的。枉者冤也，枉死即冤死，冤屈而死。《汉书·刑法志》：“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馀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冤死的冤屈是有法律含义的，也就是不该死被刑法加害致死。方方是觉得武汉新添了两千多冤死的厉鬼，哭起来必须格外凄凉?

　　看了这两篇比较平缓的日记，就感觉方方到底是作家，发出的悲愤之声要比这些吃瓜群众要凄厉得多，内容丰富得多。

　　这让贫道觉得方方很像贫道十几年前见到的一种人。

　　2007年贫道随师父从浙江开车到祖师爷老家、鹿邑太清宫。师父与太清宫道长在客堂谈道，贫道与一小道童出去闲逛。庙园子非常大，有一两平方公里，树木郁郁葱葱。园子东侧有两座东汉时期的巨大石碑。由于年代久远，整个石碑都陷在地下，碑顶才与地面平。

　　正在辨识石碑上模糊的碑文，隐隐约约觉得听到有人在唱，声音似有似无，唱法似歌非歌似戏非戏，只是抑扬顿挫连绵不绝。在石碑前差不多待了半个小事，吟唱之声依旧，就往声音来处走。离得越近越体会吟唱之声的悲切。走到近处发现，这里有几个没有迁走的坟头，一个坟前供了些水果点心，几个人站在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坐在坟前吟唱，内容大致是描述对死者的思念之情，但词句都是唱出来的，豫东方言，八个字一句，如泣如诉，煞是感人。开始听着也被她的吟唱打动，有些伤感，但听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假。一会儿，吟唱的妇女起身，端了杯水点着一支烟，像是要休息，那一家大人小孩儿也都走动走动。

　　离开后问小道士这一家怎么这么能唱，小道士是临县安徽人，说豫东和安徽北部这一带流行哭坟。不是这一家有人这么能哭，这个妇女就是这一家专门请来哭坟的。贫道问他去世的人与上坟人的关系都不一样，代客哭坟的怎么办?他说哭坟有很多种段子，无论谁哭谁都有对应的，包括怎么死的，死者与家人关系远近等都会照顾到。问怎么能哭一个多钟头了还没完?小道士说，能哭着呢!等一会儿还会继续。要唱到中午呢。

　　看来代客哭坟也不是件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