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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批判的若干问题(上)

2020-4-24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130| 评论: 0|原作者: 许略|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然则社会主义规律研究正逢其时。今天的群众已经被教育了——就像列宁在1918年所说

社会主义批判的若干问题(上)

 

 

吴刚捧出桂花酒

——题引

 

 

谨以此文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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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一)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二)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三)

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习惯……我常常必须先寻找历史根据。(恩格斯:《185849日致马克思》)

 

(四)

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20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作令人信服的证据。(马克思:《1867430日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

 

(五)

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说明历史的方法,这方法便奠定了他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的基础……对于一个事实人们还很少注意,马克思不是用公理、定理、系统论学说和辅助定理的理论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说明历史的方法;他只把这种方法(历史方法)当作研究的工具,用简练的语言表述这一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魔鬼的邪恶产物,正因为它引导马克思去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强大动力的理论。(拉法格:《拉法格文选》)

 

(六)

如果要问马克思在科学中究竟实行了怎样的变革,我们必须说,也许马克思对科学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历史方面做出些有价值的东西。由此,马克思对科学本身产生深远影响和巨大的示范作用。马克思没有想要跻身伟大科学家行列,但由于这种不凡的工作成就,使他竟能够成为19世纪乃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最为伟大的科学家。例如,马克思堪称是一位他那个时代的最为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人们习惯说由于能够捕捉历史进程的逻辑,历史分析对于经济理论通常极具价值,但对于马克思,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指明这个工作的依据和性质:只有唯物主义,从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根本制止住数学工具在知识逻辑形式方面的滥用。(本书作者)

 

(七)

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于,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样进入人的头脑的……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不具有像形状、颜色、重量或热量这样一些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经过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它的定理是同2000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理完全对立的,——是人脑的逻辑的令人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看作这个逻辑的强有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说成是理所当然的;普选权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少数;总之,在文明的物质构造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系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拉法格:《拉法格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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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工作原像问题

 

【题注】辩证法指示者历史批判科学规定也。因此,以下的论题多少令一般的读者感觉莫名其妙,其可能遇见的问题是:(1表达上迥然异于常见叙述形式;(2)按照常理,理解辩证法的一个重的途径是先解读德国古典哲学,次之是在《资本论》的辩证逻辑上下功夫,尔后结合马克思经济学“某些原理”来印证这一逻辑力量,而能写出一定新意,但作者恰恰没有这样做;(3)思维和表达严重“不经济”:把多个主题置于同一个空间,导致论点流变,行文倒好似未经琢磨的工作草稿。结果自然是,“原像”不仅支离破碎,而且更加晦暗不明。这些指责在有了本书对历史研究性质的经济学“总说”(即本书的“写在前面”)之后应大为缓解,毕竟,从旧的语境中走出不是一件易事。单就语言而论,辩证法是被译介过来的思想,在工作用语上,革新的对象依然是它的“体”(历史),而非“用”层次。它在原始的形态上是无法被“翻译”的,只能在转义中获得中华对接。所谓原像问题,并非文献学梳理或评估,实为工作方式转化,于是有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语境”批判性考察。然则,这里绝不是寻找什么辩证法的“汉语词汇”,也不是借由引言式的感言抒发“汉学思想”,而实在是体现一种“工作吁求”。即是说,如果通过这一番考察,我们恰恰提供不出一个适当的概括力强的辩证法工作定义,那么恰好就说明它从来也不仅仅是一个“在那里”的问题,要想理解把握,还须有一个“从这里”的问题。所谓“从这里”,实际就是以“本土”(中国学者,尤其越来越年轻的中国哲人和经济学人)的眼光来具体审视和运用好它的问题。如此,以下交流和商榷亦就富有了工作针对性,这铺垫好了从正面阐述中华科学的基础。

————————

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636

马克思亦如此强调,“‘博学社会主义这个词’——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第407页。

套用恩格斯的话,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实践状况相适应的,从而也就有了人们对于辩证法的种种误见产生,倾向不从历史,却从这样或那样的“学理”来试图重新定义马克思的范畴或篡改他的工作用语的实质内涵。我们必须承认,重新梳理原本是必要的,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依循民族历史内涵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发展,予以重估;但同时需要防范这一点:离开历史讲述马克思和离开历史、离开马克思讲述所谓的批判科学。而借“不同理解”“大力发展”旗号,将已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棍子打死,则是孰可忍、不可忍,孰可行、不可行的事体!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希望做而未做成的工作——社会主义批判,迟至今日的时代做出,是富有深刻的理论涵养和实践含意的。即使从逻辑角度看,辩证法亦不是历史的科学的公式,之所以如此,历史的实存规定使然;必须将之同时作为实践的逻辑看待,免除形而上的认识论(即知识论)怀抱中的逻辑学幻想,坚定实践化的认识批判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成功推行则使得这一行动日益成为理论工作的直接组成。

【社会主义批判注:“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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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里所讨论的是学科基础的工作寻求问题。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马克思一直谈论的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工作逻辑匹配的“我的辩证方法”。二版跋中,马克思讲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集中在思想认识领域内的成就,促成一门新学科: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这是在和资产阶级解释学——把科学哲学用于经济构造所形成的分析技艺(方法工具、技术)——作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寻求认识论的根源,科学揭露发生背景,查明发展过程,进而宣明社会主义批判工作实质,是其全部根据;这是对“唯物主义基础”予以肯定的理论实践过程。二版跋的论断讲清楚了方法的来源和性质:(1)它是客观逻辑产物;(2)在性质上,是作为工作批判逻辑当代根据和认识的能动性范畴;归根结底,方法是历史和思想统一形态。例如,研究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思想工具,乃是实现了“研究扣于历史”(规定),而叙述方法作为理论的内在表现,乃是实现了“叙述扣于逻辑”(规定);两者形态上的差异,恰恰是历史和思想结合状态的分野使然,一方为方法的本体活动,一方为方法活动的实在表现。因此在这里,讲明科学阐述方法的前提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本体性质进行说明。

首先,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形式相互之间既是内容和形式,也是“历史的方法”(行动本体)和“逻辑的方法”(理论认识)的关系。说“逻辑”不过是“历史”,这样的判断也正是讲的上述工作关系。二者的结合规定了方法论实践的路线,即如何由方法论导引认识论,不像先前所做的那样,恰恰是相反。如从历史、理论、应用的认识三分法出发,门格尔遇见难题,理论、历史以至于理论、方法被完全地相互隔开了。可见,在方法论论战中,历史学派尽管落败了,但这不是它的根本软肋。马克思指明,超越门格尔式的认识难题,解决方案是实践域的,即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进一步工作超越熊彼特的实践三分法:彼此分割开的历史、统计、理论。立足历史实践域,马克思将这些元素作为相互构成的认识组件,规划为统一性工作环节,标识为进行本体论批判的实践逻辑。通过和借助它们,马克思恢复了方法论实践活动,还原出历史本原。理解和实践这些核心构件的思想工具则是价值论。

其次,历史方法是将历史转换成科学的本体逻辑,无疑就是学科搜寻路径的“历史的工作逻辑”。它和实在的工作内容相对应,决定采取怎样的逻辑实体材料。如范畴的生产与范畴的批判是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学科逻辑,背后的实质规定在于历史的方法本体规定内置其中。人们不能思识它,反而误解它,在于根本忽略方法论实践规定的存在性!

【注:马克思抱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因为当中充满着对于“方法”的误解。马克思指责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无能:“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资本论》第1卷,2004,第15

其又在于完全不懂得历史是什么、方法是什么。而不懂得这些,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的工作。如此,马克思在工作中经常保持沉默,对资产阶级的误解保持着沉默。这是历史的沉默,也是历史的不沉默,它向行动和实践摊开。历史的党性是客观批判,遵循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道路。所以,马克思总是从对手的工作场境中还击对手,喜欢以对手掌握了的材料来整理出对手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整理出批判工作的轨迹。

再次,对马克思而言,他并不试图从先驱者那里找出任何的主观偏见,没有试图发现任何的“好的抽象”与“坏的抽象”之分。马克思或许认为从来不存在这种分别,委实看它们能否切近批判对象,以及是否更符合于作者身处的时代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形式分析上的沉默,通俗明白地说,即是对批判行动保持工作缄默。从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使形式规定直接附着在实体材料上,以致一股脑塞进永恒性质“内容”中。为此而普遍留恋于简单商品生产占有(权)规律。非批判的理解活动被“理解”为实证主义,从经验实证主义到科学实证主义,版本不断升级!这是资产阶级所谓的自我批判——“自我认识论批判”,既说这样能通达社会主义批判。但这要算是最富虔诚性的工作谎言。资产阶级科学开历史倒车,把批判拉回到一劳永逸的理论场境,满足外表上的完善形式,满足经济构筑术。以这个标准衡量,逻辑操作从来是对历史操作的工作免除。一个进步的做法是用“认识互译”替换“物象颠倒”。如进步人士科恩自告奋勇地提供了语义公式(他声称它们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被“发现”的,其实是被“生硬创造”出来的):“物质的”=“人”和“单纯的”与“真正的”,以及“社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如此等等。科恩这样说:“人们熟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分,在马克思那里,是自然和社会之间一组对照中的一个……这些对照和识别的要点是,社会的物质或内容是自然其形式是社会形式。”如此发现导致了他的指责:“评论者却没有谈及怎样常常使用‘物质的’作为‘社会的’和‘形式的’反义词,‘自然的’怎样归入与‘社会的’相对的‘物质的’,以及被描述为物质的东西怎样也被看作某种形式的‘内容’。”【注: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19页。

这是对实际的批判工作进行有意遮掩的“科学做法”和“分析活动”,因为它胡乱界说“生长”,完全遮蔽了实体的发展规定性。在此种境遇下,即使马克思本人也不得不打破沉默,不能无限期妥协下去,而要讲明:历史是科学之实存规定,向科学主义的潮流大喝一声:站住!不能在实体-形式中设置界限,胡乱建立联系;不能任意解说历史的实存规定;不能像资产阶级学者,“一谈到任何一种科学,总是说得神乎其神,好像科学不是地上而是天上产生的东西”,而实际上,“任何科学,不论拿哪一门来说,都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或社会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注: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1页。

由于把叙述的方法当作“狭义的方法”,在这中间,只是“马克思沉默”超越了“资产阶级沉默”,它越过后者形成一种特有的工作的沉默和不沉默,即揭穿阶级利益代言人身份,彻底扭转为历史代言的工作身份。这样一来,亦使得资产者的沉默或不沉默获得“新生”,使其在对应的历史材料中被赋以生命力。

总之,马克思认为,由于历史方法的客观性,历史沉默是科学本身所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是范畴生产这一特殊工作的内在逻辑。以历史行动本体为研究方法的规定展开批判,从而保证了工作客观性,保持了本体-实体-形式运动中的范畴生产的纯洁性。这里,就像马克思讲的科学上的诚实,历史的实在性正在于:“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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