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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人和大企业征税,是应对新冠危机的当务之急

2020-4-25 22: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197| 评论: 0|原作者: 托马斯·皮凯蒂|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隔离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脆弱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缺乏最低收入保障的情况下,最穷的人很快就会解除隔离寻找工作,而这将导致疫情的再次爆发。面对冠状病毒引发的卫生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以便尽可能地让最富裕人口和大型企业能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隔离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脆弱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缺乏最低收入保障的情况下,最穷的人很快就会解除隔离寻找工作,而这将导致疫情的再次爆发。

  法意导言

  托马斯•皮凯蒂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主要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他曾以一本《21世纪资本论》(2013)在全球创下出版奇迹,掀起了经济学领域的“皮凯蒂狂热”。在近期《世界报》的专栏中,皮凯蒂认为,面对冠状病毒引发的卫生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以便尽可能地让最富裕人口和大型企业能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由COVID-19引发的流行病危机是否会导致自由主义商业全球化的终结,并激发一个新的、更公平以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出现?这虽然可能,但也没有任何定数。

  在这个阶段,当务之急是要对眼前的危机采取相应的措施,千方百计避免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大规模的死亡。

  让我们回顾一下流行病学模型的预测。如果没有人为干预,新冠肺炎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约4000万人死亡,其中法国为4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6%(全世界人口有70多亿,法国有近7000万人口)。这相当于几乎一年的额外死亡人数(法国每年55万人,全世界5500万人)。

  实际上,对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这意味着在最黑暗的几个月里,人们所需的棺材数量可能是平时的五到十倍(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在意大利的部分社区中)。

  巨大的差距

  尽管预测模型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正是这些预测成功地让政府相信,新冠肺炎并不是一种普通流感,并因此而必须采取紧急的隔离措施。

  当然,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这次疫情的人口损失会有多大(目前全世界有近10万人死亡,其中意大利近2万人,西班牙和美国各有1.5万人,法国占1.3万人),也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不采取隔离措施,人口损失又会有多大。

  流行病学家希望最终的死亡人数比最初的预测减少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不确定因素也非常值得重视。根据帝国理工学院3月27日发布的报告,只有对感染者进行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措施才有可能大幅减少人口死亡。换句话说,仅仅依靠隔离无法避免最坏的结果。

  唯一可以参考的先例是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我们今天不仅知道当时的瘟疫与西班牙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知晓流感爆发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近5000万人死亡(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但研究人员依据民政数据得出,平均死亡率的背后隐藏了巨大的国别差异:美国和欧洲的平均死亡率在0.5%到1%之间,而印度尼西亚和南非为3%, 印度的平均死亡率超过5%。

  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这种流行病可能在贫穷国家造成更高的死亡率。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无法应对任何冲击,这是因为它们受到近几十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紧缩政策的影响。

  此外,隔离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脆弱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缺乏最低收入保障的情况下,最穷的人很快就会解除隔离寻找工作,而这将导致疫情的再次爆发。在印度,所谓的隔离措施主要是将农村人口和移民赶出城市,并滋生了暴力行为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这一切都冒着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不是监狱国家。

  在紧急情况下,必要的社会支出(卫生、最低收入)只能借助发行国债和货币政策来解决。

  在西非,这是一个重新思考新的共同货币的机会,并将其用于基于青年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项目(而不是为富人的的资本流动服务)。但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于一个比欧元区现行的不透明机制更为成功的议会民主结构(欧元区财长会议仍然是闭门造车,与金融危机时一样效率低下)。

  全球监管

  很快,这种新的福利国家就会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税收制度和国际金融登记体系,并尽可能的让最富有的人和大型企业作出贡献。

  目前的资本自由流动制度是1980-1990年在富裕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影响下建立的,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更有利于全世界的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抽逃资金。这阻碍了贫困国家脆弱的税务监管部门发展更为公平合法的税制,并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

  这场危机也为思考一个覆盖全球人口的最低限度的卫生教育支出提供了契机,而这项支出可以借助一种普遍的权利,由各国最富裕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所缴纳税金的一部分来进行资助。这些资助者可能是大型企业、高收入或者持有大量资产的家庭,标准可以是超过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十倍以上的人口,即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

  毕竟,所有的繁荣还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对全球自然和人力资源的无节制开采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繁荣也对应一种全球化的监管体系,以确保其社会和生态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特别是推出一种基于碳排放的税收制度以禁止高排放活动。

  这样的转变自然会产生大量的质疑。例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唐纳德•特朗普有没有在任期之初就准备好取消对最富裕人口的税收优惠?而答案将取决于反对派的动员,正如这一切也取决于他们各自阵营内部的支持一样。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大动荡才刚刚开始。

  文章来源:

  Thomas Piketty : « L’urgence absolue est de prendre la mesure de la crise en cours et de tout faire pour éviter le pire » . Le Monde. 04/12/2020.

  网络链接: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20/04/10/thomas-piketty-l-urgence-absolue-est-de-prendre-la-mesure-de-la-crise-en-cours-et-de-tout-faire-pour-eviter-le-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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