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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新三农问题 —— 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

2020-4-26 21:4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2302| 评论: 0|原作者: 严海蓉|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今天农民、农业、农村彼此脱嵌和离散。农民离农,资本下乡,农地非农。资本开始由外及内,由内及外地改造着农民、农业和农村。旧三农问题消退,新“三农”问题凸显:即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全球化,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由此带来农业的可持续性问题。从前,我们以为农业当然是可持续的,春种秋收,年复一年。可是如果按现在的模式走下去,农业还可持续吗?我们现在把农业当作采掘业了,采掘业是什么?采完了就没有了,有机质没有了,表土的生成赶不上侵蚀的速度,农业会走向不可持续。生态多样性的丧失也是近50年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样的农业生产模式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食品安全问题、营养问题。美国学者跟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从1950年到1999年,43种园艺作物的营养成分全都在下滑。所以今天你吃到一个苹果跟20年前、50年前的苹果在营养价值上是不等价的。英国也有类似的营养数据。

  总结

  在此,总结一下我刚刚所讲的(新)三农问题、农政视角和食物主权这三个概念。

  “三农”问题的提出在上世纪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的假设,即农村、农业、农民三个就是正好是相互重叠,彼此互嵌,在今天已经时过境迁。

  今天中国进入到一个进口常态化的状态。所以不能仅限于中国,我们必须用全球化的框架看待中国农业问题,追问中国农业问题。那么从农民的角度上来说,农民在分化,农业的新型主体变成了农企、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貌似人数很多,但是趋向弱势、边缘;生态环境的恶化的问题、村庄在消失的问题。上述这些新问题,都突破了原来的“三农”框架,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新的视角和表述。

  我认为是我们需要政治经济学(简称农政)的视角,来分析和表达上述的新问题。当有人告诉你某项措施有利于小农,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我们要追问“有利于小农”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农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农民?

  除了农政视角,我认为还需要一个食物主权的视角,也就是我们整个生产模式应发生一个变化。我们看到了新“三农”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容易表现为孤立的问题,在城市是食品安全问题,在农村是农民失地问题,还有生态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间其实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如何把这些问题进行打包,然后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愿景?

  我认为“食物主权”这个概念有助于把新“三农”的问题进行统合打包。当然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概念也可以提出来。但是在大家提出来之前,我们可以暂时用“食物主权”这个概念,它告诉我们这些城市消费者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农村的分化,和我们现在生产模式(农业的单一化、规模化、化学化、工业化)都是相关的。

  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主权这样的框架来帮助我们表述问题的相关性,帮助我们去提出整体性的愿景和诉求,联结城乡,联结生产和消费:我们要食物主权。食物主权对生产者来说有哪些权利?对于消费者来说,又有哪些内涵?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那我就讲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批评都可以提出来。

  交流环节

  问题一

  严老师,您好,我之前一直看您的文章。我想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刚才说我们大量地买大豆,我们好像比较能理解类似台湾这类地方(会进口大豆),而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当时我们决定要大量地买大豆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考虑?

  严海蓉:我们其实一直也在追问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这个跟中国全球化有关。到目前为止,中国加入世贸的具体条款并没有公开。首先我们当然看到一旦加入WTO,农业关税就接着往下降,而大豆的关税税率则是低得厉害。所以我们不太清楚,到底在谈的时候,为了中国的一些工业品可以进入到美国市场,我们在农业上做了多少让步。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大量大豆的进口,中国整个消费方式在改变,也就是说自从大豆进口以来,中国人的消费肉、蛋、奶在急剧上升,而且是超标地上升。

  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人均来说的话,中国肉蛋奶的消费已经赶上了日本,我不是讲每个人,因为中国当然有消费不起的穷人。如今整体上我们是消费过度的。可是今天,大豆进口还在不断攀升,从原来我们听到进口达到6000万吨的时候,都已经觉得不可能再升了,结果还在往上升,现在都进口9000多万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问题我个人恐怕无法回答。

  问题二

  能不能说一下食物主权运动,在中国在做什么?和其他国家情况有什么不同?比如目的、策略上有什么差别?

  另外,我了解到农业上有一个学派叫food regime,食物体制?因为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分析是很有趣的,他们将食物、农业,还有供销链、消费的超市化、历史变迁这些放在一起来分析。他们是否也觉得食物主权是新的食物体系的一个反抗运动?

  严海蓉:我觉得food regime作为知识领域的研究,它的贡献非常大。它有一个历史的长视角,不仅就现当代问题谈现当代问题,它会从历史分析入手,看到我们世界性的食物体系从19世纪的时候开始形成,形成的原因跟英国当时的霸权有非常大的关系,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层层的关系。

  再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以来都是讲亩产多少,可是我们一旦跟美国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美国一个农民能够养活多少人,话语转变的背后是效率观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本来是亩产效率观突然变成了劳产效率观,这样一比的话,我们中国突然觉得自己好落后,亩产我们可以很自豪,因为中国今天水稻、小麦亩产跟世界先进水平基本是齐平的。可是一旦换到一个农民养活几个人这个问题上,我们突然就觉得自己特别不行,觉得美国模式特别光辉灿烂。

  但如果你学习了food regime,你就会明白那个效率观是怎么来的。特别是在像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新的农业地区被开发的时候,因为土地资源比较“广袤”,这里用的是打引号的“广袤”——因为是抢来的。同时,人力资源比较稀少,所以他用稀少的要素作为分母。中国土地资源稀少,我们用土地资源作为分母。他劳力资源比较稀少,所以他用劳力来作为分母。所以什么是效率,用什么做分母,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所谓天然的、普世的。当我学习food regime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转换,为什么好像很多人振振有词,分析中国农业落后,中国农业效率不行时似乎很科学的样子。我现在就明白是这么回事,它是这么转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看效率观?我们今天可以讲生态效率观、能源效率观,也就是说化学农业其实是大量消耗能源的。你投入了十份能源,最后产出来的可能是两份到三份。但是你用生态农业,那就不一样了,生态农业特别节能。用能源效率观,生态农业的效率突然就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在表述方面,用什么样的概念能凸显什么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food regime食物体制这几个概念我觉得非常有用,但食物体制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大致在欧美的演化框架里去展开的。中国的因素没有太多被考虑进去。如果说原来没有被考虑进去是有道理的,那么今天因为全球化的问题,中国现在又是粮食的进口大国,这个因素就变得很重要,但是放进去以后怎么来思考,我觉得还是有待去研究的一个工作。

  问题三

  严老师您好!我之前看过一个台湾学者关于台湾农业的文章,他大概讲的是台湾最早的农业斗争是由农业生产者为了自己的权利去进行的。后来化肥的使用导致农产品出现危机,城市的消费者为了食品安全也就加入这个抗争当中。我觉得他比较乐观,当食物安全出现危机的时候,城市的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他们会一起进行抗争。他这种讲法在大陆这边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以供大陆借鉴的地方?

  根据我的一些粗浅了解,大陆这边也提有机食品,但是它好像跟美国类似,有机农产品以一种价格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消费者没有形成集体抗争,只说我可以自由选择价格。再就是这种提法里凝结着一个农村景观的概念:将有机农业呈现为一种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就是消费者个人来选择这种小农的生活方式。但他其实背后没有一个对农业危机的整体看法。我感觉在大陆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和农村的生产者之间的隔膜还是很大的,或者说消费者容易被媒体误导,您怎么看?

  严海蓉:这个问题挺好的。据我了解,在台湾,跟你说的相关的这个组织叫“主妇联盟”,他们从环保开始,然后发展为共购,现在他们发展为一个遍及台湾的,还有着自己共购店的一个组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运动,而且是超越市场经济的。因为它和农民发生的关系不是一个市场的关系,或者不仅是市场的关系,比如说如果农民因为台风歉收,消费者会帮助他们一起分担成本,不仅仅是农民在承担成本。

  所以在这里已经超出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关系,这种对市场关系的改造,哪怕只是微小的努力,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模式在大陆也有一些。上海不知道有没有,北京我知道,有一个跟食物主权有点关系的组织叫北京食安联盟。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购买力来扶助一个合作社,或者扶助一个村庄,力量非常小,但是我觉得这些努力都是超越了一般市场关系的努力。

  你提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今天一般的中产对于生态农产品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个人消费层面,没有深入到生产关系的层面,没有看到生产的问题。而且现在有些下乡了的资本也开始做资本化的有机农业,这种有机农业跟用合作社的方式来生产生态农产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讲生态农业时其实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资本路线,它复制了所有单一工业化农业的特征,只是用某些所谓的生态的,比如用生态的肥料,不用化肥,用其他产品替代了其中的一些生产要素,但是整个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它关注的是什么?还是范达娜·席瓦讲的那个东西,关注的是最后的产品,能够销售的产品那部分,而中产的消费者他关注的是什么?也是产品那部分。他们对整个生产过程生态多样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完全不关注。只要产品检验合格,有个证书就行了。这是生态农业的一条路线。

  那么另外一条路线就是现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在提倡、实践的,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求的不只是最后的可以出售的商品,我们要整个生态农业的过程。可以称这条路线为社区化的农业,不管叫什么名字,这是另外一条底层的生态路线。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对农村进行呈现的文字,其中有很多是对农村进行景观化的呈现。那些对农村景观化的呈现,是不去深入思考、呈现其中的本质问题的。

  问题四

  我一直以来都在想一个问题,资本下乡也好,技术和农民结合也好,似乎并不完全像现在这样严峻。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好像大家对资本下乡,技术和农业的改变,似乎还是愿意接受的,觉得这样挺好的。农民好像感觉还没有被压迫、剥削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山西蒲韩有这样一个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是农民自己发展起来的。但好像很多合作社都是从外面来一个领导,重新组织农民。农民自身一方面是好像也没有被压迫到要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改变现存状况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又听到很多农民自杀的消息,农民压力大到失去生命,又似乎只有自杀一条方式,已经被逼得自杀了也没有产生出自己的主体性来。似乎只是外部知识分子或批判者的一系列解释在维系着他们,让问题得以成立,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

  严海蓉:我觉得中国的问题稍微有点特殊性,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农村空心化问题相对来说速度更快一些。非洲、东亚,日本、韩国、台湾也都面临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但中国是速度最快的。所以今天你讲中国农村没有来自内部的变革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空心化的结果。大家似乎感觉到去城市就可以找份工,就有机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还处于上升期,虽然这个上升的速度现在已经比原来缓了很多。那以后会怎么样,现在还不太好说,到目前为止大致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会看到因为农村空心化的速度非常快,农村留下的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中年人都很难见到。那么内部产生变革的要求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家庭,就是通过家庭的方式来解决,用出去打工挣点钱回来养家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一切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在农民出去之后可以打到工,但是这个条件在消失。

  我感觉就是在黑龙江那边,我刚才说的那个村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公司下去包地,政府帮着一起去游说农民把土地交出来给公司,怎么说呢?就是帮你算一下,你要是把土地交出去之后,你可以得到两份收入,一份是土地的租金收入,还有一份你自己打工的收入。那不是挺好的吗?加法做得好啊。但是问题在于农民出去要能找得到工。后来农民开始闹事,他们后悔了,后悔的就是他出去之后发现找活不容易,找到打工的机会不容易,当地就叫做“活”,是农民的活路。

  他们说以前是人挑活,你爱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现在是活挑人,就是你想做什么不一定做得到,别人来挑你,对你年龄等各方面的要求比较多,所以就有一部分人出去之后发现找不到工作又返回来,返回来之后土地又没有了,他们就想把土地给要回来,可是又签了五年合同,幸好只签了五年。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难以在农村内部提出这个要求,原因就在于人不断在往外走。我刚才讲的这公司,下乡之后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它还带来整个社区的转变。比如说原来农村社区,有一些农资店、百货店,现在公司下去之后,公司不会到小店里买农资,公司一定是巨量的采购。现在周边农民不种地了,百货店维持不下去,农民生活也随之不方便了,连锁反应是大家都得进入城镇去生活。

  城市里找不到活干的人留在农村就会觉得自己是在干耗着,原来的农村社区生活中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他们眼睁睁看着社区解体。所以当资本下乡之后,它带来了社会的、文化的一切影响,社区再生产的能力没有了,文化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了。

  我们大概2014年的时候就转基因问题做过问卷调查,其实发现中国农民知道转基因的人真不多。知道转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那就更少了,他听说过但是不清楚转基因和杂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转基因安不安全也不清楚。然后我说了一些东西之后,农民赶快说,你赶快弄个片子到我们那个村里跟他们说,给大家都放一场电影,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来了解一下。我们调研时只要跟农民一说这些事情,他马上就希望能够多知道一些,反而是我们现在整个信息传播的渠道对农村是封闭的。大家不去说不去关注。农民顶多看看电视,可电视上不讲这些。

  还有一点,农村内部是否主动产生变更的要求,农村空心化本身是否导致农村内部对变革的要求,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说今天我们还不太看得到,或者说还不普遍的话,那现在这个城乡关系是不会永远不变的,它的问题会滚动到农村去的,所以可能还是要以一种变化的眼光来看这些会好一些。

  问题五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你们在蒲韩办一个关于生态农业的会议,好像有人在介绍生态农业和教育孩子们的事,那么什么是这样的社区农业呢?社区农业有怎样的文化教育内容?你们的会议让我觉得好像关心生态农业的人其实非常多。一方面你说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了解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让更多人走这个社区生态农业的路线,不走资本主义的“生态”路线,对社会公众肯定要进行一些教育宣传的。所以我想问,我们如何提高这种教育,而且,农村和城市都有需要,我觉得任务非常大,怎么做?

  严海蓉:对,方法是,加入我们!是的,你的感觉和我们是一样的,任务非常艰巨。可能大家平时有的时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实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数据,是我以前收集的,这些数据都是到2014年、2015年左右。然后为今天的讲座,我把中国粮食进口的数据又收集了一下,更新到2018年,我还是吓一跳,有危机感。

  农村问题,生态问题,农民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它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容易看到城市里看到的问题。乡村是大后方,我们往往不太容易关注到这些。但是城市和农村的问题是割不断的。城市经济一旦出问题,这些人到哪里去?如果说以前他们还可以勉强回去,到了今天的新生代,他们能回去吗?很难。为什么难?因为现在进入农业的门槛非常高。

  原来做农业有一点地,有体力,就可以了。你现在可以吗?首先如果家里没有地的话,你要租块土地,然后你的种子从哪来?这些都变成问题,所以今天进入农业的门槛比原来高很多,那他们怎么回得去?另外一个回不去的是什么?农村社区在解体,你怎么回去呢?你原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大家都是熟人,现在呢?新生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他要回去的话,整个社会关系必须要重造。

  所以城市一旦经济出现问题,那你能不能回农村去?城乡问题相互之间是不断滚动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农村问题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主要是城市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城乡关系它一定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这边做文化研究也是一样的,我们关注乡村的文化,也有关注从乡村里出来的人进入城市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为什么到城市来,到城市来以后他的去向在哪里?他会留在城市吗?留在家里的又是怎样的情况?还是要将城市和乡村两个方面相互关联起来看的,所以我觉得确实任务很巨大,不仅是人的问题,还有生产的问题。

  我们食物主权其实很小,它是一个公益网络。我们做的事情,一方面,每天都有微信文章的推送。我们最近推了一个给大家揭示农村淘宝的文章(双十一再刷销量记录,却撑不起我的农村淘宝创业梦),从一个年轻人创业的角度来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农村淘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农村做一个淘宝店的店主要经历什么?不是那么简单的回去以后就可以创业的事。

  我们有两个公众号,也有网站,这是我们公众宣传的一部分,这部分大家都可以介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索。我们做的事情还有一部分就是暑期调研,我们进入农村做一些调研,我们最近两年调研的关注点在新集体经济上,包括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好的案例,希望总结出来对于实践能够有帮助。再就是我们每年有一次年会,年会就是希望学生、学者和具体在农村做实践的实践者、生产者,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分享交流,大概主要做的是这些。做的还很不够,所以大家当中有兴趣的都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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