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胡新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七千余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最近四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以确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的困难。
2016年中共中共党史办公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七千人大会的评价是：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一次党内关系的调整。虽然会议肯定‘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见该书第523页）】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0年5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5月以后改称为“三面红旗”。“三面红旗”的出现，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三面红旗”是中共中央一致通过的，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时也明确认为：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270页）】
然而，“‘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弄清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500页、第522页）】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在1961年12月20日晚上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安排。毛泽东着重讲了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讲话时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62页、第78页）
这几十年来，在提到七千人大会时，热点集中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哪些分歧？”、“1962年‘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等等。
因此，如果把七千人大会时每位领导人的讲话都摆出来，将有利于全面认识那段历史。特别是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一些话，这些年来很少有人提起，在此不妨回顾一下。
首先有必要提一下林彪的在会议上讲的那段话：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林彪的这段话是“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对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523页）
刘少奇的话则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说：
【“这几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最早发现，并提醒大家注意。”（杨胜群 陈晋：《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42页）】
因此可以说，如果当时大家都能切实重视毛泽东的提醒，切实落实到各自的工作中去，虽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避免缺点错误，但至少肯定会少走很多弯路。
刘少奇还谈到了人民公社的问题。他说：
【“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人民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退几年办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反对它呢？还是赞成它，加以领导，逐步把它办好呢？我们说，还是应当赞成它，逐步把它办好。”（同上书第142页）】
刘少奇的话道出了当时的形势，简言之，包括人民公社在内的“三面红旗”，不只是体现了共产党的良好愿望，也同样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正因为是这样，后来才会出现邓小平所说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刘少奇所说的“逐步把它办好”，也是毛泽东最早着手办的。
1961年11月23日，毛泽东为转发邓子恢11月9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右倾倒退”的举措。就是说，虽然还保留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就其实质而言，已经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上回到了初级合作社的时期。针对有人提出来是这是倒退的言论，毛泽东说：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底子薄变厚，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毛泽东指示田家英等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并亲自审改。此草案在七千人大会上进行了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正式下发。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1976年的粮食产量，“比1949年的产量高一倍还多。但一个不乐观的因素是，中国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粮食产量的增长被新增的人口抵消了。”（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3月第84页）
今天回顾一下刘少奇的上述那些话，应该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他说：
【“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