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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0-5-5 23:2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314| 评论: 0|原作者: 紫虬|来自: 察网

摘要: 毛泽东同志的劳动者管理权思想,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内容。作为管理思想,它让一切持英雄史观而不是奴隶史观的精英主义官僚主义灰头土脸。从企业管理角度看,首先这是企业调整劳动关系,深化改革的长远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劳动者管理权思想,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内容。作为管理思想,它让一切持英雄史观而不是奴隶史观的精英主义官僚主义灰头土脸。从企业管理角度看,首先这是企业调整劳动关系,深化改革的长远方向。围绕客户中心的企业改革,举措有千头万绪,脱离这个方向,就会舍本求末,就会在国有企业中令官僚主义、工人贵族趁虚而入,助长工人中的雇佣思想,使企业放弃公有企业使命和市场竞争力,从而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公有变官有”的口实,助长肢解公有企业。

【本文为作者紫虬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本文是《自主联合劳动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发展趋势》系列文章之一,后续文章内容有,自主联合劳动是实现企业价值的主要出路;劳动合作企业是历史存在;自主联合劳动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提高企业效率的竞争中,自主联合劳动是回归公有制主体的稳妥办法。)

自主联合劳动,既是国企以员工主体参与企业治理的改革方向,也是生产资料归工人集体所有的社会劳动。在数字化经济的今天,它是各种所有制企业活力的源泉,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活力的主旋律,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变革、优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方式。

紫虬: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     自主联合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1,马克思对曲解“两个绝不会”的迎头痛击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9.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605页)

就像毛泽东五十年前用饱满的热情歌颂社队企业是光辉灿烂的明天一样,马克思在一百七十年前用饱满的热情讴歌了劳动合作工厂。之所以“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是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520页)

多年来,一切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偷梁换柱为资本主义的学者,总是把马克思说的“两个绝不会”中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故意抽象为遥远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马克思却分析了170年前就存在的劳动合作工厂的产生:

【“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同前)】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那些曲解“两个绝不会”的观点,无疑是当头一棒。

2,马克思对劳动合作工厂的辩证态度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合作工厂产生的条件: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对于信用制度,马克思采取了两重性分析。一方面它可以产生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另一方面也可以是扩大劳动合作工厂的手段。在马克思眼里,在170年前的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中,可以生长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企业。

马克思明确分析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

【“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521页)】

遗憾的是,有的同志要么将信用制度在社会化大生产上的社会性,曲解为分配上的社会性,用“社会性”混淆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的本质界限;要么只看到信用制度的欺骗性,忽视了信用制度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宜性。这两种倾向在经济学领域中,或者推行市场经济“中性论”,放弃对股份制弊病的警惕和扬弃,纵容折中主义;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变革市场经济,一概排斥股份制。两种倾向的共性是放弃两重性分析,在认识方法上是同一性质、方向相反,只强调一重性罢了。这是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两重性分析逐渐被边缘化,阶段性陷入集体混沌的结果。

其次,马克思在热情饱满的赞扬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矛盾的一面,马克思认为在劳动合作工厂在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可以认为,这些缺点的中心,还是由信用制度产生的按资分配。这个缺点在今天的反映是,一些公有控股企业即使性质也属于劳动者的联合生产,在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竞争中,放弃社会责任,忽略劳动权益,消极于环境治理,追逐于房地产和金融暴利,混同于私有企业。

其三,倘若劳动合作工厂不以工人解放为目标,也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606页)】

这就要求劳动合作企业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不能仅满足于自己劳动成果的增殖。

3,毛泽东同志对公有制企业生产关系的总结

马克思所说的“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不算解放区,在社会主义中国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公有制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马克思在提到公有制的建立后的劳动时,从历史的趋势出发采取了乐观的态度。认为,如果工人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他们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

马克思的乐观态度反映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的把握,实践的任务,交到了列宁和毛泽东手上。列宁指出:

【“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4页)】

公有制企业的运行,从苏联到中国的各种实践证明,它的成功绝不是变革为公有制就可以一蹴而就,自然而然那么简单。从苏俄到中国,革命产生在农业大国基础上,中国商品经济相对靠近欧洲的俄国更为落后,封建残余深厚,缺乏工业传统,这些对公有制企业在商品经济中运行的主体性,对企业内部员工主体性的人际关系产生约束。

对于公有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毛泽东文选》第八卷129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总结,说出了公有企业广大员工的心声,受到工人阶级衷心拥戴。毛泽东指出即使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毛泽东文选》第八卷136页)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私有企业有更加重要的实际意义。现实的企业实践也证明,凡是有作为的私营企业主,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取得企业竞争力的,没有不尊重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如海底捞(火锅)认为环境、口味、食品安全、服务品质都不是核心竞争力,唯有人力资源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员工拥有给客户打折、换菜甚至免单权,用客户的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作为KPI考核指标以及员工持股激励依据,而不是考核门店的经营财务指标。海底捞实现了迅速扩张,到日本时,有日本投资者在店外长跪不起,请求学习发展秘籍(手机搜狐网:《海底捞张勇:一个技校生的逆袭》2018.10.11)。在这方面可以举出许多企业案例。

毛泽东发现了基层员工从实践中的总结,并大力推广“工人干部专业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为自主联合劳动的实现开通了道路。而鞍钢宪法体现出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对日美企业提高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许多现代化管理方法,诸如全面质量管理,“出口转内销”,回到中国,虽然用语有所变化,例如“集体”变成“团队”,但内容和中国企业传统的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相结合,极大的发展了中国企业的效率。

4,毛泽东同志强调劳动者管理权对企业变革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从革命实践中走出来的理论家。毛泽东,虽然在基础理论的著述上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丰厚,但是,他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理论观点,尤其是劳动者管理权的思想,经过一个世纪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面实践的检验,达到了理性辩证法的高度,炉火纯青,是与时俱进的真理,从而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人们距离那个时代越远,就会看得越清。它使得一切短期的、以少数人为实践认识主体的认识结论日益变得无足轻重,再不要说有些认识体现出形而上学的绝对化,而不是符合辩证法的否定观。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提出了一个含义深远的问题。井冈山时期的三个经验,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这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士兵委员会为代表的民主管理,是否像前两项那么重视?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同志考虑的这个问题,是在西柏坡进城前就考虑的周期率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一贯之:管理权在不在劳动者的手上?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大的权利,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选》第八卷129页)】

直至去世前数月,还在强调他坚持了一生的观点: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毛泽东年谱》第六卷642页)】

毛泽东同志的劳动者管理权思想,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内容。作为管理思想,它让一切持英雄史观而不是奴隶史观的精英主义官僚主义灰头土脸。从企业管理角度看,首先这是企业调整劳动关系,深化改革的长远方向。围绕客户中心的企业改革,举措有千头万绪,脱离这个方向,就会舍本求末,就会在国有企业中令官僚主义、工人贵族趁虚而入,助长工人中的雇佣思想,使企业放弃公有企业使命和市场竞争力,从而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公有变官有”的口实,助长肢解公有企业。

其次,它要求公有企业的运行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些国企改革,昨天讲产权明晰,今天讲混合改制,明天又讲管企业变成管资产,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症结是受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思想支配,目光始终聚焦于资本资产,忽视活劳动,见物不见人。

其三,它符合企业管理的普遍规律。在企业传统的围绕客户中心的产供销、人财物的运作流程中,有效管理行为所需要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性信息交流,直到客户管理、上下游供应链的运行,运用大数据技术已完全解决了,但围绕客户需求,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性技术创新,全方位协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实现围绕客户中心的社会化大生产价值链所需要的全员、全过程和全方位管理,正是劳动者管理权大显身手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对于企业的运行规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在一些错误政策指导和强制下,出现了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政府干预,大部分中小公有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员工的企业主体地位被粗暴践踏,工人阶级由联合劳动沦为雇佣劳动。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是我党在20多年前,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种下的种子,如今,在工人阶级的经济实践中,长出了茁壮的大树,正在从容抵御着资本主义的疾风暴雨。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探索,产生了“五六七八九”的私有经济存量优势。但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国企“六种力量”为公有制企业的作用提出了方向:

【“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对于公有制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调整,毛泽东同志对于劳动者参与管理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解决这些难题,是今天新时代赋予的任务,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企业中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创新实践,上升为新的办法。 (待续)

202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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