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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者和读懂世界的途径

2020-5-11 23: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792| 评论: 0|原作者: 索飒|来自: 《读书》2020年5期

摘要: 印第安人是以殖民主义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宗祭品,他们继续充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生存空间遭到二次掠夺,文化遭到二次毁灭。  



印第安人是以殖民主义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宗祭品,他们继续充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生存空间遭到二次掠夺,文化遭到二次毁灭。

  认识他者和读懂世界的途径

  文 | 索飒

  (《读书》2020年5期新刊)

  读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有一句话由于引起共鸣,记忆很深:“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我想,这个结语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

  青年学者张青仁为完成一项海外民族志工作,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开展了前后一年的调查,其中一半时间住在印第安人棚户社区。调研成果《末世太阳:一个印第安城镇的变迁、动荡与抗争》(以下简称《末世太阳》)描述的是一个中国人生疏的墨西哥边远小镇,但它涉及了“印第安人”问题(本文仅在指代美洲原住民的意义上借用“印第安人”之名,不展开对这一名称的文化批评);不仅是一般的印第安问题,而且触及印第安人五百年来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与世界未来的关系。这一点,无论是本书的作者(调查者),抑或书中的人物(被调查者),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他们的眼界。这样,即便该书的内容有待提升和商榷之处仍多,但它在沿着本质的方向前行。

  

  一

  长久以来,印第安人问题被置于民俗一类的研究,待到时髦的人类学、民族学把它领进“科学”殿堂,印第安人依旧不能摆脱被研究的小白鼠地位。直至他们自己走出阴影,闯入历史舞台。

  转折的时点在一九九二年。没有接受过那一年扫盲教育的知识分子,至今停留在现代觉悟的混沌阶段。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包括它们的前殖民地,都依惯例纪念这个在“地理大发现”术语弥盖之下的殖民主义时代的开端。然而“五百周年”之际,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全速前进的时代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突发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抗议运动,官方筹划的隆重纪念在拉丁美洲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抵制,类似的抗议波及世界。据我有限的信息,印度、日本均有鲜明的呼应。经历了这场几乎是全球性的破坏体制行为,“发现新大陆”从此被带上引号。

  拉丁美洲的良知参与了那场印第安行动。正是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那天,我被大洋彼岸的同行带到墨西哥中心广场,目击了于我如醍醐灌顶的历史一幕。我在多个场合、多篇文字中下意识地重复提及那次体验。那一年,阿根廷解放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曾说:

  印第安人终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如果说在这五百周年之际我们要庆祝什么的话,那就让我们庆祝他们终于活到了今天吧!

  印第安人忍辱负重,放弃了祖先采用的集体自杀,所以他们活下来了;他们是“丑陋的”有色人种,少有人自愿与他们混血,所以他们集体留下来了;他们居住在人迹罕至的高山边地,所以他们连同自己的文化,繁衍至今。如今在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地区在安第斯山海拔四五千米的纵深,在亚马孙流域蚊虫肆虐的腹地,在墨西哥恰帕斯道路艰险的密林。

  作者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恰帕斯州小镇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和它的周边,就是这么一个地点,它五百年前就已出名。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人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al Díazdel Castillo)是跟随殖民主义前锋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士兵,他写了一本《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成为殖民史早期代表性“实录”之一。书中用了二十页篇幅描述恰帕斯人的抵抗。一五二四年,科尔特斯和他的部下高呼在西班牙驱赶摩尔人用过的“圣地亚哥保佑”口号,进犯恰帕斯,而恰帕斯人早在得知特诺奇蒂特兰古城被占领之后,就从南边的危地马拉和北边的特万特佩克地峡两个方向截断了道路。

  该地区最强悍的恰穆拉村索西尔族村民对西班牙人实行了坚决抵抗,村镇失守之后,遭到残酷报复。科尔特斯给这个村子安置的委托监护主居然就是《征服新西班牙信史》的作者迪亚斯,原因是他在征伐中“英勇善战”。但迪亚斯只勉强维持了四年,就被酷烈的环境和彪悍的民众吓得卷起铺盖撤退,限于远距离控制,催租逼债。

  这一带也正是二十世纪末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事与活动的地盘。我们在《末世太阳》里可以读到对今日恰穆拉村的描写,萨帕塔游击队的影子则贯穿调查报告的始终。

  “关于圣城的恐怖传说”一节里,当地人煞有介事地讲述镇上圣多明各教堂下埋葬着印第安人冤魂的故事。二〇〇六年我访问恰帕斯时正巧参观了设在这座圣多明各教堂里的地区历史展览。那是我们从西班牙到拉丁美洲领略众多博物馆后见过的最有觉悟的展览。五百年绵延不断的反抗,原因一一解释,过程绘画成图。这样的展览在美洲并不多见,反而倒是在科尔特斯第一次登陆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老村”(La Antigua),大殖民者与他的印第安情妇被涂画在墙上,成为旅游地的招牌。

  反抗的历史同时证明着历史的残酷。殖民主义造成的传说是当今文明人士应该捕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可思议的,是反抗延续至今的现象,它就像张青仁描写的蜚声世界乃至招来中国“商蝇”的恰帕斯琥珀,历经千百年的积沉。一九九二年印第安人大抗议的突发并非赶上天象吉日,对于日益组织化的印第安人来说,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时机选择。当然对于无数在恰帕斯蹲点、研究玛雅文化活化石的各色人类学家来说,那一天的突发好似晴天霹雳。

  殖民主义从来没有被清算。于是犀利的观察者可以识别渗透在日常的种种殖民后现象。书中“国庆节”一节娓娓道来,意味深长。与作者交谈的多个当地印第安人以各自生动的方式表达了拒绝参加国家庆典的心情和原因。这一节不仅写出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困境,也反证着印第安人在殖民后时期的地位和感情。在“雅迪拉和塞萨”一节里,作者的两个朋友、一对不同种族年轻人的恋爱故事,让“从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就已经决定了”(塞萨语)的种族差异如流水般平常,如创伤般灼痛。

  什么是影响当代本质的问题?

  印第安人是以殖民主义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宗祭品,他们继续充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生存空间遭到二次掠夺,文化遭到二次毁灭。时代趋势如果不变,作为文化整体,他们将走向覆灭。

  人道的原则在历史进步的天平上占有何等砝码?

  原始粗暴的和现代精致的莽林法则能够提升人类文明吗?

  大一统文化霸权消灭自成体系的弱势文化是历史必由之路吗?

  二

  印第安人问题不是前现代问题,它是当代症结之一。印第安人不只是为自身利益呼喊的受害者,他们从边缘人的角度为病入膏肓的世界提供一剂解药。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议运动成为世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重要一环。在连续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等国际集会中,印第安人组织是重要的会议成员和发言人,二〇〇四年第一届“美洲社会论坛”就选择在印第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的安第斯山国家厄瓜多尔举行。

  拉丁美洲的良知扪及了历史的脉动。二〇〇五年春我从安第斯山区动荡的厄瓜多尔带回的一本书,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

  厄瓜多尔一批学者花了一年多时间,在几个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与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支持,直接用当地民族语言采访当事人,于二〇〇四年出版了《生存的权利:多样化、民族特性与变革(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的法律人种学)》。这份学者的调查报告表明,“学术研究”涉及重大政治命题:

  围绕几十年来日益取得共识的人权问题,人们首先要求恢复人的生存权利,这意味着所有人有权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当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理解了这个原则,并从政治和法律上付诸实践,我们才能够谈论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否则,我们必须指出,现行国家是排他的国家,是无异于前殖民地时期的、听命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国家……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是可憎的,它规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责。不懂什么法律?当然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从原住民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说:先生们,你们不懂得我们的法律,因而同样不能免于罪责。

  二〇〇五年底,正当我们在安第斯山区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一带旅行时,传来了艾玛拉族放羊驼人出身的埃沃·莫拉莱斯以压倒多数当选玻利维亚总统的消息。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是世界熟悉的。作为执政的印第安人,莫拉莱斯政权推行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吸取了安第斯山原住民生产生活方式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承接着秘鲁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何塞·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对印第安原始社会主义的分析和理解。这是《末世太阳》中多次提到的“美好生活”,即印第安传统中的理想生活方式。

  是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今天被赶走了;是的,拉丁美洲尝试人民掌权的时代正在经历严重挫折。但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已经沉淀,像恰帕斯的琥珀在地心积蓄光彩。当今天的世界面对死结焦头烂额纠缠于枝杈时,是否应该重温埃沃·莫拉莱斯代表印第安文化向世界提出的“结束资本主义制度”“放弃战争方式”等呼吁?那些似乎乌托邦的思想,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异乡人勾勒的另一种世界可能。他们的主张代表着历史倒退抑或历史前瞻?觉悟者自有明论。

  《末世太阳》也在不同点上印证这一观察。张青仁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自治实践中看到的不只是一场地区性反抗,而是为世界尝试另一种可能的、撕开体制权力裂缝的、脱颖于传统的民主方式。在“胡安的苦恼与理想”一节里,胡安,这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同志”领入圣卢西亚自治社区的印第安青年领袖所披露的胸怀,远非坐井观天的农民视野。在渐渐察觉印第安共同体内部的落后因素和阴暗面后,作者仍然坚持了对民众抵抗运动的基本判断。他的艰苦思考、个人体验值得我们注意。

  三

  据说一些西方的人类学家(以这一术语包揽其他学术名称的各种专家)在恰帕斯滞留多年,却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事的一刻对事件的原委一无所知,对革命的爆发毫无预感。副司令马科斯与他的印第安兄弟姐妹们不仅在国家军警的鼻息下潜伏十年之久,而且瞒过了在“田野”中调查和研究的专家。后者与被调查对象间的隔阂,真是对“科学”的莫大讽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作者文中提到的墨西哥社会人类学高等调查研究中心和那位玛利亚教授似乎表现不错。《末世太阳》的作者至少有所突破:

  二〇一四年十月,几经周折,我得以入住圣卢西亚自治社区,和领导人玛利阿诺、胡安以及一千六百多名社区民众一样,以参与者的姿态投入到自治社区的建设和保卫中,并参与到自治社区一系列旨在推动墨西哥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中。

  作为一个非西班牙语专业出身的学者(当然,在恰帕斯地区调查研究还需要懂得当地的印第安语言),从要求自己“每天骑车走一条街,与十个当地人谈话”开始,到住进印第安棚户区半年之久,这不是知识阶层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起码在中国的学者圈里——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早就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讲当地语言、住进当地人的环境,已经成为(并未被普遍实践的)学业规定。但我觉得,获得真知的关键还不止于此。多年的体验,反复的比较,使我不得不确信这样的结论:没有纯客观的科学、学科和学者。“先验”在学术研究中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因素。科学的目的性,学科的方向性,学者的既有素质,包括政治觉悟和感情色彩,暗中主导着调查研究的路径及获得真知的成败可能。主观成分会慢慢溢出冰冷的学术框架,使学者陷入可贵的激动、矛盾、纠结……本书的作者承认了这一点:

  在这样持久的写作中,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是情感澎湃时的热泪盈眶,是苦思冥想时的灵光一现,是遭遇危机时的惊心动魄,是走投无路时的绝望沮丧,这远非机械枯燥的学术话语所能承载的。

  这一切涉及广义的方法论,更涉及——立场,对,就是这个被左翼阵线滥用的、被右翼营垒耻笑的词语。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仅出版了两期的《人文地理》杂志试刊“发刊词”里,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

  无论围绕摩尔根背景的学术辨析如何,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文化主人”的原则概念和研究的主体—客体“地位关系”准则。

  除了一份勇敢的“好奇心”这一学者应该具有的起码素质,《末世太阳》的作者表现了对被调查民众一方的相当程度的“善意”。比如坚决不先去政府机构,以免带上官方的偏见和引起印第安人的反感。从第一次在印第安人家吃难以下咽的黑豆饭,到下定决心喝下那碗赢来信任的文化仪式上的“田鼠汤”,他相信“只要尊重,就能得到理解”。

  根据我们的体验,进入恰帕斯印第安居民共同体内部,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听说一位日本学者与一家印第安农民结下多年友谊,最初靠的是与小孩子玩折纸飞机,而我们初步尝试的“进入”也是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同志”一节介绍了作者的入门经历。

  到了以“参与者的姿态投入”后,投入必然带来的风险接踵而至:个人生命财产遭受劫匪威胁,陷入宗法传统内的父子领袖矛盾两难境地,背上莫须有的“性骚扰”污名,蒙受政府密探的怀疑,面临被政府指控的可能……风险是真知的代价,换来的是一步步的进入,一分分的理解。整个过程中,依然是尊重他者的一种立场、理解他者的一份善意,自设的一条道义底线,这些“主观”因素暗中辅佐调查者渡过一个个关口。“艾滋疑云”一节是表现这种善意的美妙段落。作者对“个人中心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自我批判,印第安朋友胡安关于他“对印第安人没有任何信任”的指责,穿插在接近黑色幽默的描写中,表现了一种真实,也唤起读者的尊敬。

  渐渐地,读者发现,“妈妈”“我的墨西哥家人”一类字眼陆续在恰如其分的阶段出现。到了告别印第安社区之际,作者向社区领导请示是否可以去政府部门了解该社区的资料——显然,他已经把学者身份放在了共同体成员的地位之后。

  这本书的内容还远不够完满,理解印第安人和认识围绕他们的世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课题。但是,它把一个如何获得真知的问卷,放到了学者的案前。

  立场和科学之间,有一道隐秘的连线。很多时候,多年的学者只在真知的外围徘徊,原因也许并不在于知识训练不够,而在于他们的脚上没有泥巴,学者的矜持和傲慢使他们难以不耻下问。《马丘比丘》一书的西班牙作者费尔南德·萨莱蒂尼(Fernand Salentiny)提及印加文明遗址之谜为什么久久未能破解的原因,解释之一耐人寻味:“所有访问南美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熟悉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只有很少的人能理解印第安人。”也就是说,缺少与原住民的真正沟通,也许是马丘比丘日益扑朔迷离的原因所在。这只是一个例子。

  人类学、民族学系统的内部自我批判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八十年代出版的《写文化》作为一个标志,如今也已被译成汉语。学科的可质疑起源和方法论已不是新鲜话题。人文学科的技术趋势、割裂倾向所反映的异化实质也已经被经常检讨。当然,这些仍属于世界。如果说追逐时髦、努力接轨在中国蔚然成风,那往往是在皮毛层面,甚至在最不应该尾随的关键点。

  当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跟随着经济的扩张日益走向海外之际,学科和学者的自我反省尤其显得紧迫。

  《末世太阳》全篇不时闪烁着“田野”的字样。与其说这是一份田野调查报告,我更愿意视它为一份“我”走向“他人”的行程和心事记录。在未来绵绵不尽的学习与研究道路上,这一份心情的领受是比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深造、技能训练更宝贵的资源。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只要坚定了自己的求知路径,就能在对不断扩充的鲜活知识的比较中,锻炼一副火眼金睛,在大量的琐碎中辨识有意味的信息,在艰苦勤奋、日益成熟的融会贯通思维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日积月累的真知里走向以人为本的科学。

  写着这篇由“恰帕斯”引发的文字,我也再一次想起了那片古老的山地,那群强悍、善良的人民。

  二〇二〇年“新冠”肆虐之际

  (《末世太阳:一个印第安城镇的变迁、动荡与抗争》,张青仁著,商务印书馆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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