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思想。陈云逝世后，党中央在讣告中，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100周年座谈会上，都给予了他崇高评价。讣告称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称：
【“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说：
【“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2015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习近平在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的一生做出了更高评价。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将陈云的贡献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个阶段加以论述，指出：
【“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还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支持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同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不能不受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论述，有许多当然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工作。但是，陈云经济思想中基本的核心内容，也同许多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是超越时代的。事实说明，这一思想经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检验，至今仍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有许多地方与陈云经济思想高度契合。
陈云经济思想深邃而丰富，这里只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谈谈对其要点的粗浅理解。
一、建设和改革都要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之上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对此，没有什么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忘记的恰恰就是这个最终目的。然而，陈云不仅始终牢记这个最终目的，并且总是把它贯彻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之中。
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恢复时期，当时的财经部门为制止通货膨胀，加紧征收公粮和发行公债。陈云说，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1956年底，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在部党组会上又说：
【“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检验是否忽略或忘记经济建设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将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我们搞基建当然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但财力、物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限的，过多用于基本建设，势必妨碍人民眼前利益即民生改善。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针对经济建设上出现的冒进倾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他指出：
【“所谓建设与民生的平衡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建设与其他建设和农业建设的平衡问题，是工业、交通与农业的平衡问题。”】
在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顶着反“反冒进”的压力指出：
【“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分析说：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
他强调：
【“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如果六千多万人（当时大中城市人口数量——笔者注）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人们为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使已经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出现了进一步失调的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采纳陈云的意见，决定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初期，一些同志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致使物资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普遍上涨。为此，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目的的问题，指出：
【“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为讲清楚正确处理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相互关系的道理，他把人民生活比喻为“吃饭”，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
【“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旧中国工业原本薄弱，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大多数重化工项目尚未投产，因此，那一时期的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建设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渐显现。对此，陈云从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出发，给予了高度关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靠边站”，但在调研时还是叮嘱石油战线的同志，“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当一些地方热衷于引进经济效益好但污染严重的项目时，他又告诫大家：
【“防止污染，必须先搞。”“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
1982年，他看到新华社题为《上海出现酸性雨污染环境》的内部材料，当即批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
【“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
1988年，他已退居二线，但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这两篇文章后，马上批给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最后，他还不忘附上一句：
【“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在陈云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一样，最终目的都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都要处理好人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都要把民生摆在第一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赞成，另一方面反复提醒大家：
【“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
他历来认为，价格牵涉千家万户，“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愈关心”。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尽可能反映价值是对的，但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一定要想到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和弱势产业的发展，权衡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就建议把其中讲的“物价与价值要一致”删去。他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
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总体思路是在5年时间里，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陈云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时说：
【“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去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的物价改革方案一经公布，果然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指数猛涨20%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然而，这一切都晚了，事情已经闹大。“八九”政治风波过后，陈云对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说：
【“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影响面大，不仅在城市，而且波及农村。”】
他在同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谈话时再次指出：
【“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二、经济建设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基础之上
从历史的长过程和最终结果看，经济建设速度到底是按比例平稳发展更快，还是不顾比例而只讲速度更快？是重质量、效益更快，还是轻质量、效益而只重速度更快？对此，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不同认识。陈云一向持第一种主张，他反复强调：
【“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初，经济增长发生过10次起落，其中改革开放之前有3次，改革开放之后有7次，有的起落幅度还很大。其原因都在于只求高速度而忽视按比例发展。可见，陈云关于经济平稳发展比急于求成发展要快的观点，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都是有意义的。其实，即使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有主张经济均衡发展、防止周期波动的学说。而且，凡与我国经济有联系的国家、地区和跨国公司，都十分关注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既担心抑制过热降低需求，也担心持续过热导致泡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世界经济与中国联系越广泛越紧密，人们就越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发展。
陈云指出：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他说：
【“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所建立的，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大都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除了特殊时期，比如要集中力量突击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有其合理性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超过生产力水平的。但是，无论实行哪种经济体制，经济运行都必须按比例发展。正如陈云所说：
【“按比例是客观规律。”】
他还说过：
【“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
可见，无论使用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经济凡是向前发展的，都是因为做到了按比例发展。
为了使经济按比例发展，通过长期实践，陈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些方法，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适用。比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遵守“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他说：
【“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情况和那时比有了很大不同，平衡建设规模与国力、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能再只计算政府手中的钱和物，只控制政府的投资，还要看到国际和社会的投资，以及国际市场的资源。但是，无论国外投资还是社会投资，只要是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对土地、水、石油、矿藏等资源仍然需要平衡。有些资源国内不够可以进口，但国际市场也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因此，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需要考虑与国力相适应的问题。
再如，“平衡要从短线开始”的方法。陈云领导第一次经济调整时，对此前几年由于急于求成而造成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对于如何进行综合平衡的问题讲了两条意见：一是从制定计划时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要做计划时不按比例，执行中出现问题时再来纠正；二是要按照短线搞综合平衡，不要按长线搞平衡，否则弄得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说：
【“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改革开放后，他又按照“短线平衡”的原则，提出国家要集中资金，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等。
这里说的“短线平衡”，当然是针对计划工作而言的。有人喜欢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定律”，而摒弃“短线平衡”的原理。其实，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经济中的许多重大比例，如三次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的门类之间、产品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结构，仍然需要找出薄弱环节并加以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用“木桶定律”和“短线平衡”的原理指导都可以，但“短线平衡”是中国人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更应当用作我们的指导原则。
在经济要不要平衡发展的问题上，过去还有一种理论，叫“积极平衡”，是说不应当消极维护旧平衡，而应当积极打破旧平衡，寻找新平衡。陈云不同意这个理论，提出“紧张平衡”的主张。他说：
【“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
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他说：
【“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后来，在“一五”建设末期，他又重申这一观点，指出：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
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度掀起的“新跃进”，陈云提出了“不折腾”的观点。他说：
【“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那时，钢的指标定得比较高，陈云主持经济调整时，主张把指标压下来。他指出：
【“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在钢铁产量与质量问题上，陈云一向更重视质量。他在第一次经济调整期间查阅了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历年钢产量的统计资料，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国家在钢产量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用的时间都很长，而且都是在这时期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苏联也是在这个水平上成为工业强国。就是说，它们都是在这个产量上，做到各种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的。因此，他说：
【“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后来，当党的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时，有的同志又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提出“提前翻两番”的口号。陈云强调，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而且“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他告诫大家：
【“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在“提前翻两番”思想的支配下，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3年增长了15.2%；1985年1月至7月的工业总产值又比1984年同期增长了22.8%。陈云在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醒说：
【“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
如果不降下来，“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可惜，陈云的话没能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国民经济继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结果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中央只得于1988年决定进行带有调整性质的治理整顿。第二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跌落到4%。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过分突出经济的发展速度、数量、产值，不仅难以持久，而且效益不佳，如果算总账，确实比稳中求进的方针要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