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搞活经济要建立在宏观控制基础之上
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矛盾。过去，陈云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力主张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概括起来说，就是做到“活而不乱”。在陈云的话语中，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本质上也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只要不拘泥于“国家计划”这样的提法，而是注重他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论述实质，那么，其中蕴含的道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同样具有积极的认识价值。
早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顺利完成之后，陈云就提出，
【“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
他说：
【“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
他主张，除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和一些热销货继续统购外，其余可以自由选购。他说，实行这种办法后可能会有一些毛病，但我们只能一方面管好市场，另一方面不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他甚至说过：
【“资本主义是大不合理，小合理。大不合理是生产无政府，但是每个资本家管理生产却有它合理的地方。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货’。可否改变成大合理，小也合理呢？我看必须这样做。苏联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它大小生产一律纳入计划。我们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方向大体是这样，至于名字怎样叫，还没有研究。”】
接着，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构想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他重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全集》中十月革命后的部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亲笔起草了一份提纲，上面写道：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由此，他得出结论：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
此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他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又有过多种提法，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但无论哪种提法，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既要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运行，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其目的正如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
【“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陈云曾于1982年做过一个生动比喻，把它们比作“鸟”与“笼子”，借以揭示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要义。他说：
【“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这个比喻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认为，这个比喻反映了陈云要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装回到“鸟笼”里，是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把它诬称为“鸟笼经济”。另一种则认为，这个比喻道出了处理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关系的真谛，是为了有利于搞活经济，而不是为了搞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个比喻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经济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这其实最早还是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黄克诚大将在和陈云谈话中提出的，陈云感到很有道理，在随后听取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时用了这个比喻，指出“‘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后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
【“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
再后来，他要会见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在审阅谈话稿时，又亲笔加了16个字，即“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可见，这里说的“笼子”，不过是对宏观控制的形象比喻罢了，绝不像一些浅薄之人望文生义理解得那样狭小，相反，是可以大到世界任何地方的。
今天，我们已经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各种法律法规，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不是也像“笼子”一样起着限制经济微观运行盲目发展的作用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笼子”，岂不真的会让各种经济主体像“鸟”一样脱离国家宏观控制而“飞跑”，造成经济失控、比例失调，甚至国有资产流失、使私人资产向国外转移。当然，用来做“笼子”的材料，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而是更多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笼子”的实质——对经济微观运行进行宏观控制这一点，无论在什么经济体制下都是相同的。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笼子”，从某种意义上恐怕比我们扎得更紧。
陈云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宏观控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和部门都缺少横向经济联系，小而全、大而全的自发倾向很严重，很容易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
【“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赞扬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同时也指出改革带来了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过去有一种看法，似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具有更大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虽然越来越多地变成私人资本，但它们后面往往仍有政府支持或参与，资金大部分也来自国有银行，一旦重复建设，出现呆账、坏账、烂账，受损害的照样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赔偿、安置等善后问题照样要由政府来处理。
四、对外开放要建立在“以我为主”基础之上
陈云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他的主要精力从来是放在观察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有可能成为倾向性的问题上。正因如此，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务实性和稳妥性。比如，当人们不大注意对外开放，甚至有人反对对外开放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地强调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提倡大胆进行对外经济交流；但当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意义，对外开放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甚至有人忽略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时，他往往又会较多强调要头脑清醒、处事谨慎，提醒人们注意对外开放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他思想的这个特点和论述的背景，就有可能会误认为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不积极、不热情，思想偏于保守。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由于缺少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起初，陈云针对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的情况，较多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学，虚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但当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后，他又强调学习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不能照搬照套。比如，他主持的1954年新币发行工作，就和苏联的做法很不一样。毛泽东曾经讲过，苏联关于“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
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出现天灾人祸，粮食供应紧张，需要进口。但是，一来“大跃进”时期搞浮夸，对外宣布我国粮食过关了；二来我们同西方国家尚处于冷战状态，宣传“不吃嗟来之食”“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因此，提出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是一个敏感问题，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那时，陈云已经被划入右倾保守一边，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然而，他不顾个人荣辱，于1960年底通过粮食部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提议进口12亿斤粮食。毛主席批示进口20亿斤更好。于是，陈云同周总理商量，确定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75亿斤。1961年8月，他当面征得毛主席同意，又从法国转口购买了美国小麦。结果，196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进口达100多亿斤，为缓解粮食困难、保证市场稳定、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陈云鉴于农村粮食征购压力太大，一直强调进口粮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合400亿斤）的建议，对后来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市场初步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西方国家进口粮食需要硬通货，必须相应增加出口。为此，陈云提出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要允许有时先赔钱，并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严格质量检验，包换包退，树立良好信誉。他指出，外贸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不能只想大进大出，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打掉“官商”习气。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总理要陈云协助他抓外贸工作。那时，“左”的指导思想占上风，把利用资本主义信贷、“三来一补”、进口国外先进设备等，统统说成违背自力更生方针的所谓“洋奴哲学”；还把外贸中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说成参与资本家的投机买卖，把出口工艺品采用中国古代和西方历史文化题材说成是宣扬“四旧”和“封资修”。面对这种“左”的思潮，陈云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被当成右倾的观点。他说：现在外贸已由过去75%面向苏东，变为7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与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
他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坚持自力更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进口轧钢设备时，“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他还说，出口工艺品是做生意，要适应客户需要，这与宣传什么无关。
粉碎“四人帮”后，“左”的思潮受到批判，但经济上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洋跃进”，急于进口设备和借贷，盲目同国外签约。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反过来强调，对外债要分析，自由外汇很少，买方信贷要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和偿还能力。他指出：
【“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
他提醒干部：
【“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中要警惕。”】
20世纪80年代初，外贸实行体制改革试点，工业企业和省市都争外贸自主权，形成多头对外、削价竞销、不计成本、国家吃亏的局面。当时的外贸部领导向陈云汇报，反映外贸工作内部打乱仗的情况。陈云听后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给国家增加外汇，如果适得其反，就可以考虑“走两年老路，略加改良”，看看哪种办法更好。“走老路的办法无非是省里吃亏，部门吃亏，油水少了，积极性没那么高了。但他们那种积极性高了，中央的钱就少了。我是‘老北京’，讲的是‘北京话’。总管全局的人不讲‘北京话’不行。”“肥水不落外人田”，就是在那次谈话里提出来的。后来，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报告上批示：
【“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四个毗邻港澳台的沿海城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赞成并参与这项重大决策。但当一些同志忽略了这几个城市的特殊条件而提出在其他城市甚至整个省都要办经济特区时，他又反复强调，经济特区要办，但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特区有有利的方面，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如外币打击人民币等；其他地方可以搞来料加工、合资经营，但不要再搞特区，尤其不能把整个省都变成特区。后来，邓小平建议开放14个沿海城市，他表示完全同意，同时就特区建设提出两点要注意的问题，即一要有“拳头”产品，不能总是来料加工；二要掌握好来料加工产品的内销比例。他指出：
【“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这还是应该提倡的。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东西挤掉了。比如发动机组，开始是几千千瓦，现在搞到三十万千瓦，这样的东西就要保护。”】
他还用家乡话说了一句，
【“癞痢头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好”。】
在那次谈话中，陈云特别提到特区货币问题。因为那段时间，特区一些同志考虑开发资金不足，强烈要求允许自己发行货币，学术界也有人造这种舆论。对此，陈云说，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搞两种货币，否则势必扰乱金融秩序，“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如果一定要发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集中到中央，而且不允许在内地流通。后来，主张搞特区货币的同志觉得如果发行权在中央，又不能在内地流通，再搞意义就不大了，故撤回了原来的要求。
陈云十分注意在对外开放中保护民族产品和积攒外汇的问题。1982年春天，他看到一个材料，说在中国内地生产的美国耐克鞋，原本要求全部返销，但不知为什么，国内市场上也出现了；可口可乐原本只允许在涉外饭店里销售，不知怎么搞的，一般商店和大街上也有卖的了。他要秘书给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打电话，告诉他不要让耐克鞋和可口可乐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今天，我们已加入世贸组织，各种牌子的鞋帽服装、饮料食品、高档化妆品都能在国内销售。那么，陈云当年的话是否说错了呢？我认为没有错。因为那些话的精神实质在于，对日常生活用的、低端的、技术含量少的国外产品，要尽可能少进口，以保护国内的民族工业，并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个精神，即使今天也不能说过时。比如，美加净牙膏、回力球鞋、北冰洋汽水等，都曾经是我们自己的名牌，很受消费者欢迎。像这样的商品，就应当通过改进质量和营销手段加以保护。否则一旦被冲垮，要重新占领市场就难了。
对外开放离不开外汇储备，门开得越大，越要有足够的外汇。1983年，陈云听到一种反映，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太多了，与其放在国外银行，不如进口商品，回笼货币，而且已经进口了一大批家用电器。对此，他很不赞成。他说：
【“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100亿、150亿、200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
他这个话的精神实质，我理解在于要搞好对外开放，自己必须有实力，财大才能气粗，手里钱越多，腰杆越硬，信誉度越高，人家越愿意贷款给你；相反，钱越少，借钱越难。至于外汇储备多少合适，当然要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陈云一向注重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工作，重视掌握先进技术，加强自制能力。早在“一五”建设初期，他就强调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设计、制造设备，“丝毫不应放松对自己设计人才的培养”，“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他要求，
【“凡我能自制者力求自制”，“增加自制的能力”。】
他指出：
【“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发展工业，这就需要技术。”】
在“一五”建设末期，他致信周恩来，说要鼓励机器制造部门大胆设计，自己制造，不怕开头几次有缺点、毛病，只要取得胜利，进步会很快，“十五年后在许多重要产品方面超过英国，完全有把握”。60年代初，他集中精力抓大型氮肥厂建设，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收、消化“一五”建设时期苏联援建的化肥厂技术，做到依靠自己力量，每年建成四到五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20世纪70年代末，他针对引进高潮中偏重买设备的倾向指出：
【“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直到80年代初，他在关于同意沿海14个城市开放的谈话中，仍然不忘提醒特区要有“拳头”产品，要保护“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
关于对外开放问题，陈云除了把注意力放在纠正偏向上，也从正面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走出去”就是他最先提出的。那是1984年夏天，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等向他汇报工作，说有的冶金企业打算从拉美国家进口美国二手设备建新基地。他表示，开辟新基地要同老基地改建扩建进行比较，二手设备中有些跟水泥连在一起的东西不能用了，因此，可以考虑向国外要倒闭的企业投资，搞合营。接着，他指出：
【“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我国富矿很少，如果能从国外进口或合资开采矿山，当然很好。”】
他还在外贸部门的一个材料上批示，同意利用美国“加勒比海发展计划”的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他的这些主张，进一步打开了人们对外开放的思路，逐渐形成了后来被称作“走出去”的大战略。
要求财经战线学习发达国家用电子计算机办公的主张，也是陈云较早提出的。1984年，他提出要亲眼看看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操作，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带着几位技术人员到陈云家里，向他现场演示。陈云通过显微镜仔细观看了集成电路，然后向在场的新闻记者发表了谈话。他指出：
【“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现在计算机的应用非常普遍，使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有‘工厂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的说法，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很大。这些情况，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对我们的电子工业，都是一场新的挑战。”】
他请记者转告全国财经干部：
【“对于电子技术，目前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要多加宣传，注意普及电子技术知识。……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我国财经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繁重任务。现在，大多数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迫性。”】
他同时强调，我国电子工业虽然进步快，但与国际先进水平比，差距还是大的，因此一定要赶上去。“要像当年搞原子弹、氢弹那样，力量要集中。”从那之后，国家计委等财经工作部门陆续给干部配备了电脑。
陈云关于对外开放的论述，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针对不同问题，会有不同侧重点。但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的论述重点无论怎么变化，都离不开一个中心、一条红线，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以我为主、做强自己。这是他对外开放思想的精髓，是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鲜明地提出发展与改革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的思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结合的思想，对外开放中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70余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陈云经济思想正确性的又一次验证。历史告诉我们，真理是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也是一定能够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
【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