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彭、罗、陆、杨”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5月4日开始的，我记得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轮流主持的。会场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有时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彭真的倒台，看似很突然，但其实也不突然。这中间是有个变化发展过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这两个批示应是毛主席对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所发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没把它当回事，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横加阻扰。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所以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主席公开讲话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彭真又搞出一个“二月提纲”，打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继续压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问题应该是导致主席决定罢免彭真的直接原因。其实，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次叶群在陈伯达陪同下来找我和关锋、王力。叶群对我们说，她是陈伯达的学生。可我们当时的感觉陈伯达和叶群并不是很熟的。陈伯达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叶群。叶群向我们透露“罗长子”怎样反对毛主席。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帅好。这“别的老帅”指的是贺老总。陈伯达曾经叫我们历史组去帮贺龙写一部传记，等叶群一走，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对军队内的斗争一向都不太清楚，给贺老总写传记的事你在历史组布置过吗?我说，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还没有作具体的布置呢。陈伯达马上说，统统取消，不搞了!这事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罗瑞卿的事主要是因为他跟贺龙走得太近了。而贺龙当时又和刘少奇关系很好，中南海里一度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总理在一起开会时，我也在边上。我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江青跟我说过，关向应、任弼时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关向应是在延安病逝的。临死前，他找任弼时、贺龙，叮嘱他们在党内一定要跟着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任弼时、贺龙都是尊重关向应的。贺龙这个人很讲义气，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聂荣臻在华北与国民党打几个好仗，结果两人都没打好。但贺龙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积极为陕北解放军供应粮草、弹药，还专门把一支部队放在黄河边上，随时准备过河接应毛主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体不好，中央决定，在林彪休养期间由贺龙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罗瑞卿这时和贺龙处得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里那么局促。罗瑞卿劝林彪休养这事也是有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林彪的身体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话，那我估计他也不会这样去跟林彪讲了。据说罗瑞卿是让刘亚楼出面来劝说林彪休养的，这是因为林彪很信任刘亚楼。我听杨成武说，刘亚楼这个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挥打仗，决策后都要靠他来具体组织落实。罗瑞卿跟刘亚楼说的话应该是很和缓的，是没有什么棱角的。后来批判他的时候，把他的话掐头去尾突出一点，就好像真是反对林彪了。

我对罗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国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南海的警卫局领导，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时候，总是跟我打个招呼。别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治平碰到我们也都是很客气的。在他们面前，我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中南海开罗瑞卿的批判会，会议由童小鹏主持。下面有人递条子，说要叫郝治平上台去接受批判。童小鹏把条子给我，问我的意见。我跟他说，批判罗瑞卿就是批判罗瑞卿，把郝治平弄出来不好，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童小鹏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把条子压着，没去理会。那人又递了一张条子上来，童小鹏还是没理他。不知这人与罗家结过什么梁子?罗瑞卿对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听江青跟我说，主席跟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这句话陈伯达也知道。主席本来对罗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个最保密的“防突小组”，由总理领导，但具体都是罗瑞卿负责的。

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当时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其业务与原来的“防突小组”相仿。“首都工作组”是由叶剑英具体负责的。这是个很神秘的机构，它对外不公开。只向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总理报告工作。

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

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

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

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

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杨尚昆受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在毛主席身边秘密安放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密的问题。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乎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

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

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

在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好，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江青跟我说，在这个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关键的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他们，并不把她当回事的。这些人参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东兴对江青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是有看法的。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是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的。但江青觉得，汪还是个比较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后来毛主席就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这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为了她这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现在办公厅就咱俩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吧。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分了他的权，就对他说，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已经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说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怕他还不放心，就又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他看到我的态度很诚恳，也就表示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发(66)277 号文件，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文件明确指出，“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中央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彭、罗、陆、杨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以后，会议对“五一六通知”的文本进行了讨论。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来以后，主席亲自对它作了多次修改，并增写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然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之后，才提交到这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来进行讨论的会议先是分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在收集了各小组的意见和建议后，又作了修改。经过小组会议的充分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后，才在大会上举手通过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是在5月16日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后来一直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在中央下发的正式文件里，主席在修改时所加进去的话，都用加粗的黑体字印刷。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过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别具一格。主席那时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政变，有些是旧的历史观，不符合马列。主席本来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希望批下来，主席才批准下发。

在林彪讲话之后，总理指示，要中办秘书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须把讲话稿整理出来。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马上和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一起连夜进行整理。林彪的讲话没有书面讲稿，他只是写了一些条条杠杠。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主要是根据我自己在现场做的速记。我在中央团校学习和从事秘书工作时，为了记录方便，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记方法，制定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简单符号，在自己学习和工作时一直沿用这个记录法。我看着自己的记录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写。林彪这次讲话讲得非常流畅，不用添加什么，实录下来，就是一篇很通顺的稿子。需要查对的只是一些历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这又正好是我之所长。所以我俩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这个讲话给整理出来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审查了很长时间。现在他对文革还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表现却比较消极。他说，以我们个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过邓小平他们。连毛主席都没斗过邓小平，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说，他的家也破了，爱人也死了，自己劳改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还不是失败了?看起来我们是决定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命运的。算了吧，就当是一场梦吧!

其实他去的只是五七干校，也不算劳改。他说，如果他当初搞科学技术，现在应该过得不错。我读了那么多马、列、毛的书，可还是说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讲话送机要处印厂排印好以后，先送给林彪审阅。林彪看了觉得很满意，说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来询问：是谁整理的?办公室的同志告诉他，是戚本禹亲自整理的。后来听叶群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当时就对他们说，往后写什么东西，可以送给戚本禹看看。

也是在这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了我前几年，听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后的感受，我用了“疾风知劲草”这个比喻，形容林彪这个讲话。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了。我自己还觉得自己讲得挺好。不想却挨了江青的批评。江青在电话里跟我说，不是说你讲的内容不对。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作这样的发言，事先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关锋在底下跟我说，江青的批评是对的。你这么一个敏感的讲话，是会引起各方猜测的。

刘少奇主持批斗朱德

5月23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组织处理决定，停止他们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同时增补了陶铸、叶剑英进书记处以及任命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

就这样刘少奇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严厉害了，斗得很凶。我后来听朱德的军事秘书曹全夫(他是主席母亲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说，康克清跟他发牢骚，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 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总理跟我说起这件事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