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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遇上“教条主义” —— 1963年的苏联电影批判

2020-5-16 23:1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990| 评论: 0|原作者: 洪子诚|来自: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 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电影始,但并不局限于电影本身。它从文艺的层面折射了中苏分裂公开化的事实,也考察了“社会主义文艺”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的不同选择。体现了苏联经由苏共20大、中国经由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意识、文艺观念、创作取向上出现的分歧

 问题 3,“革命战争忏悔录”。“张光年文章”认为这些影片的“反战”是指向革命战争,是“革命战争的忏悔录”:它们写到战争对个人生活、幸福、爱情的破坏,流露了伤痛的情感,是在“反复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被迫进行的革命战争是同人民群众的个人幸福不相容的,革命的集体利益是同个人利益不相容的”。

  不容许对战争失去的亲人、朋友表达哀伤痛苦之情,严格审查哪怕最低程度的写到战争对个人幸福的破坏——这一批评逻辑当代文学亲历者不会陌生,在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1955,侯金镜、周扬)、宗璞《红豆》(1957,李希凡、姚文元)、刘真《英雄的乐章》(1960,王子野)的批判中已展开过。《英雄的乐章》的作者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胜利之日,撰文怀念她在解放战争牺牲的恋人,只因里面流露某些哀痛、惋惜情绪,出现这样的文字:“像咱们小的时候在一起,怎么会想到人世间会有那么深重的苦难?日本法西斯,用活埋、狗咬、刀砍,使多少个亲爱的笑容永远消失了,那些同志临死,有多少话要对这个星空世界诉说呀!但是,他们紧闭着嘴唇,一个字也没有吐露。”“你知道,‘打仗’二字是用血写成的”——就被认为是“悲观绝望的哀歌”,是“配合修正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文艺事业进攻的一支毒箭”[20]。

  丘赫莱依创作动机其实与刘真相似,从战场上走过的人对逝去的同龄战友的怀念:“……是关于活着的人在追忆牺牲者的时候的责任的思想;是关于胜利的代价的思想;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战战兢兢地、神圣地保卫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土地的思想。” [21]况且,这些作品中的哀痛,丝毫没有淹没乐观主义的基调。

  在影片的“反战”性质问题上,日本批评家佐佐木基一[22]的分析值得重视。《士兵之歌》等将士兵作为平凡的人来处理,写到战争的日常生活和悲惨的方面,“的确是具有反斯大林的要素,这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它们仍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战片“大大不同”,“和一般的反战思想没有联系”。它们“把战争当作一个过程,在这里,基本上热烈地赞颂了以身殉国的人类优美道德情操和高尚道德观念……可以说是以描写苏维埃类型、苏联人的性格为基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观众观看这些影片的感动,正是基于对“苏维埃型”的“精神未解体” 的人的情操品质的动人展现:

  西欧的社会也罢,日本的社会也罢,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青年人精神的支柱,丧失了道德的基础。我们究竟应该对什么表示忠诚呢?是对公共社会?对国家?对阶级?总之我们有义务对它竭尽忠诚的对象失掉了,解体了。然而看一看《士兵之歌》,影片主人公对于国家、市民的人道主义忠诚,却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认识了现代的矛盾,免于解体的人间形象,在这里有了强烈的显现。精神解体的人被精神未解体的人所吸引——诱惑,提供了对《士兵之歌》给以高度评价的着眼点。[ 23]

  问题 4,“新浪潮”电影的阶级属性。 冷战时期,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文艺被分别指认它们的阶级属性。“张光年文章” (包括陈默的《银幕上的毒草——评格·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 [24])认为,苏联电影“新浪潮”作品已“蜕化”为资产阶级文艺,贯穿的思想意识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如果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文艺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

  但上述的佐佐木基一看法不同,虽然他不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按照他的理解,这些影片在战争、在个人命运等问题的处理上,在对“斯大林体制”造成的文艺教条主义的批判上,“是站在框框之内批判框框的东西”,并没有越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构造逻辑。他在赞赏《士兵之歌》等的同时,也质疑它们描写“精神未解体的人”的“当代性”。他说,如果把世界当作各种纠缠在一起的矛盾来掌握,那么,“现代艺术”必然促进样式、体裁上的解体,以探索从这种解体的综合中产生的“普遍人性”。而《士兵之歌》等表现的朴素的人道主义,“人物形象好像是解体以前的19世纪的人物”。创造“未解体的人物”和对“整体性”的追求,正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核心:从这个方面看,《士兵之歌》等确实是“框框之内” 的优秀制作。

  苏联评论家在这一点有更清楚的表述。在和意大利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现实主义电影和美国60年代反叛的“垮掉派”写作比较之后说,“优秀的意大利影片保护遭受社会蹂躏,受到社会制度迫害、追逐的人……在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一片中,神父的基督徒式的慈善,非常合乎逻辑地,无可改变地会导致到枪决神父那样残酷的悲惨面。……社会—这就是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点钟》的主人公的明显的(也许是不自觉的)敌人。……去年夏天,在巴黎,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和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同时放映,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就——要排长队,花高价才能买到票。这两部片子好像是用两个世界的名义在讲话:一个是痛苦而冷静地说——幸福是不可及的;另一个在说——幸福存在着,这并不是幻想,而是普通的现实”。这位批评家还说,“克鲁阿克和塞林格作品中年轻的主人公,没有快乐,有钱也买不到哪怕一秒钟的幸福”[25]——这个分析,显然和中国批评家的 “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国有?”无法吻合 。[26]

  在60年代,西方和社会主义阵营(法国,奥地利,捷克等)的部分左翼、共产党人艺术家,曾讨论社会主义艺术与“晚期资产阶级艺术”之间的沟通问题,他们试图拆掉社会主义艺术与一种“固然是资产阶级的、但实质是反资本主义的艺术”之间的栅栏。奥地利美学家恩斯特·费歇尔[27]写道:

  ……栅栏开始打开了。这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内容,而是说它正在谙通一切现代流派。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是与它(指社会主义艺术——引者)的本质相违背的。社会主义艺术不怕竞赛……我们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信仰着不同的理想和目标,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既不能放弃苏联文学也不能放弃美国文学,既不能放弃俄罗斯音乐也不能放弃法兰西或奥地利音乐,既不能放弃日本电影也不能放弃意大利或英国或苏联电影,既不能放弃墨西哥画家也不能放弃亨利·摩尔,既不能放弃布莱希特也不能放弃奥凯西,既不能放弃夏伽尔也不能放弃毕加索。

  他认为,社会制度斗争,政治的经济斗争将继续下去,然而,“这方和那方的人们彼此不是进行无谓的空谈,而是通过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目标进行互相了解——这已经成了艺术和文学的伟大职能之一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思维、感情、思想梦想、道德和美学观点简单化,把文学艺术看成蜗牛的甲壳,每个社会阶级、每种社会制度背上都有自身的,属于这只蜗牛的甲壳。在他看来,应该剥去这样的甲壳。[28]

  但是,在60年代,苏联文艺界整体是拒绝诸如费歇尔(以及法国的加罗蒂)的这些主张的,官方和理论家都曾发表社论和撰写文章予以批驳。在这个时期的苏联艺术家看来,费歇尔们那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呢!

  05

  一再拖延的自省

  《第四十一》等影片在当代中国,也不是一开始就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观众和批评家肯定也有多样的感受和评价,只是各种意见难以充分表达;批评家也不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遇到人情、人性、个人幸福就那样惊恐,就杯弓蛇影般地神经质,作出这样简单的反应的。当代优秀批评家不缺乏才情和艺术感受力。他们的逐渐走向僵化,与“艺术”逐渐脱离,一半是自觉,另一半(更大的一半)是时势的逼迫。

  1957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文化合作,“在苏联文化部长同中方团长的谈话中,双方对影片《第四十一个》的见解发生了争执。中方的批评家认为,这部影片鼓励了与阶级敌人之间的爱情,从而给青年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苏联文化部长米哈伊洛夫(Mikhailov)对中方人士解释说,女主人玛柳特卡(Maryuika)在政治上表现出含混不清的动摇妥协,原因在于普通劳动者还未接受过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训练……”。[29]这位部长的回应显然带有前面写到的罗姆式的调侃戏谑成分。尽管中方有这样的疑虑,影片还是引进了,并交上海电影译制片厂[30]配音译制。另外,《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也都由上影厂译制配音,《士兵之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一个人的遭遇》还一度公演。在这些影片中,只有《晴朗的天空》中国没有正式译制。

  很多年之后,为玛柳特卡配音的演员苏秀[31]回忆:“这部影片的摄影非常富有感染力,荒漠中夕阳映衬下骆驼队的剪影,使人感到荒凉、凄惨,又有一种悲怆的美。在中尉讲故事那场戏里,旋律优美的音乐代替了台词,篝火的红光照耀着中尉……中间插进玛柳特卡一个个表情生动的大特写,令人心醉神迷。”她说,“可惜这部影片虽已张贴了海报却终于未能上映。我们在译制过程中就听说,有人认为玛柳特卡爱上了一名白军,有损红军战士形象,尽管最后她打死了他,她也还是不可原谅的”。[32]

  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政治情势比较和缓的短暂时间,中国艺术家也拍了在当时看来让人耳目一新的片子,例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而就在写作《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一文的前两年,张光年还执笔撰写《文艺报》专论《题材问题》[33]——检讨的对象指向当代文艺教条主义的“题材决定论”。

  1960年7月,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34]的报告,其中重要部分是“驳资产阶级人性论”。报告不指名地批判把正义的战争描写得“阴森恐怖”,批判提倡“战壕的真实”,表现战争与个人幸福的矛盾,说“这样的作品只能使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丧失信心,只能瓦解人民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报告指出,“修正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开展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中国文艺界的重要任务。

  但是,一年之后,在1961年6月23日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扬的态度就不是那么决绝,立场发生了“后撤”。他说:

  《达吉和他的父亲》[35]……应该说是好片子了,但是有缺点没有呢?有缺点。导演自己也说了,就是怕搞成人性论。关汉卿[36]革命化,达吉和她父亲不敢讲父女之情,这都是我在文代会上的报告产生了副作用,反对人性论的后果之一……

  人家批评我们的电影很保守,有许多新手法,中国电影界置若罔闻,我们是“古典派”!“古典派”当然也可以,但也应了解人家什么新浪潮、现代主人家批评我们的电影很保守,有许多新手法,中国电影界置若罔闻,我们是“古典派”!“古典派”当然也可以,但也应了解人家什么新浪潮、现代主义。[37]

  随后,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总结报告中,继续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艺遗产和学术思想的批判问题,有讲得不全面的地方。批判“人性论”是对的,但发展到什么都是人性论、人道主义,就同我们讲得不清楚有关。……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遗产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责任……特别是我个人有重大责任。[38]

  自然,这个“后撤”也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在1963年开始,自我反省、调整的微小火焰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全国整体战略下也熄灭了。从当代文学史看,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所有期望撬动“教条主义”坚固壁垒的大小不同的试探和努力,时间都持续不长就被挫败。文艺界展现的自我反省和调整的力量,在“内部框架” 里进行的革新,要延迟到那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时间(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才得以有较大规模的开展。

  2020年4月

  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注释  

  [1]  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4页。

  [2]  黎之,李曙光笔名,1928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有《文坛风云录》等。

  [3]  据黎之回忆,这篇文章写好后,“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除在国内发表外并用多种文字向世界播发 ”。《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 页。这篇文章发表3年后,江青在其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说,“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莱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4]  如《边疆文艺》1963年第12期,《火花》1964年第1期,《延河》1964年第1期,《广西文艺》 1963年第12期,《电影文学》1964年第1期,《草原》1964年第2期,《山东文学》1964年第2期,《河北文学》1964年第6期等。

  [5]  “张光年文章”发表后到“文革”发生前,对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文章不多;只有个别刊发于内部刊物上,如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前线〉未定稿》,1965年第2期上有《叶夫图申科和所谓“第四代作家”》(徐时广、孙坤荣),第3期有《当代苏联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冀北文)。

  [6]  刊于英国《电影与电影创作》1962年10月号,中译收入《苏联电影文集》第 1辑和第3辑,第3辑为“丘赫莱依言论专辑”。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63年内部出版。该文并作为“张光年文章”的附录,刊于《文艺报》1963年的11期, 李庄藩译。另见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语言文学教研室1963年12月编印的内部资料集:《文艺上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学习参考资料2》。

  [7]  《苏联电影文集》(第3辑),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63年内部出版,第61页。

  [8]   [苏联]H. 米列夫《晴朗的天空》,《〈晴朗的天空〉专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内部发行,第171—178页。

  [9]  《苏联电影中的人道主义》,刊于《共产党人》1961年第18期,中译刊于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苏联电影文集》(第1辑),1963年1月内部发行。赛璐珞(celluloid),塑料的旧有名称。格·柯静采夫(1905—1973),苏联电影导演,主要作品有《马克辛三部曲》《李尔王》《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

  [10]  下面引述“张光年文章”文字出处不再一一加注,均见于《文艺报》1963年第 11期。

  [11]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232—234页。

  [12]  关于《士兵之歌》在戛纳获奖,东德的电影评论家霍·尼克特兹施说,“几个星期之前,它曾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士兵之歌》受到一致的欢迎,虽然它得到舆论异口同声的称赞,但是只获得最佳青年片奖。我们不想与评选委员会争吵,也不愿意听从它;它的多数人由于政治原因不想做出另外的决定。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次电影节对这部影片的处理是不公正的”《“士兵之歌”——导演丘赫莱依的优秀影片》1960年6月12日《新德意志报》,中译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168页。越南 L. 发《电影与我们时代的人》也谈到这一情况,“在卡罗维·发利,我曾听到许多西方代表的谈话,他们猛烈地攻击费里尼的影片。人们仍然感到惊讶,为什么评委会把理应属于《士兵之歌》的最高奖授给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原载1961年第1期越南《电影》杂志,《〈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177页。

  [13] 《有史以来最污秽的一次电影节——丑态百出的第十三届戛纳电影节在法国举行》,《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

  [14]  参见洪子诚《〈恐惧与无畏〉的相关资料》,《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

  [15]  [苏联] 丘赫莱依:《我们的道路》,见《苏联电影文集》(第3辑),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63年内部出版,第36—37页。

  [16]  [法] 克劳德·摩里亚克:《走向幸福》,原载法国《费加罗报》,中译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第四十一〉专集》,第193页。

  [17]  转引自苏联《电影艺术》1960年第1期,中译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236页。

  [18]  [25]  [苏联]达吉亚娜·巴切利斯:《幸福的现实性》,中译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108、110页。

  [19] 《苏联银幕》1961年第17期,中译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晴朗的天空〉专集之二》,第205页。

  [20] 批判文章参见《蜜蜂》1959年第24期,另有王子野《评刘真〈英雄的乐章〉》,《文艺报》1960年第1期。

  [21]  [苏联]A. 卡拉干诺夫:《为了和平》,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97页。

  [22]  [日] 佐佐木基一(1914—1993),本名永井善次郎,日本文艺批评家。广岛县人,193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美学科,二战结束后,与荒正人、盐谷雄高、野间宏等创办《近代文学》杂志。从事文学、影像文化、前卫艺术等领域的批评。1965年后在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现实主义的探索》《昭和文学论》《现代作家论》《影视论》等。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新浪潮,他在《世界电影中的“解冻”》《怎样理解在广岛的爱情》《〈士兵之歌〉和新的苏联影片——战争与革命》等文中,阐述他对《第四十一》《广岛之恋》《士兵之歌》《雁南飞》等影片的看法。

  [23] 《“士兵之歌”和新的苏联影片——战争与革命》,原载1960年10月下旬日本《电影旬报》,中译刊于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编印《〈士兵之歌〉专集之二》,第201—206页。

  [24] 刊于《电影艺术》1963年第6期(12月出版)。

  [26] 黎之:《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国有?》,《文艺报》1963年第9期。

  [27]  [奥] 恩斯特·费歇尔 (1899—1972),出生于捷克波希米亚地区,在奥地利学习哲学并参加革命,曾担任奥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1969年因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被开除党籍。著有《论艺术的必然性》等。

  [28]  [奥] 恩斯特·费歇尔:《艺术与思想的上层建筑》,原刊于英共理论刊物《今日的马克思主义》1964年2月号,中译刊于内部出版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年第3期。

  [29]  白思鼎、李华珏编《中国学习苏联(1949年至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503—504页。

  [30]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外译片组的基础上,1957年4月成立独立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有专门的译制片导演和配音演员。

  [31]  苏秀(1926—),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导演,配音演员。主要配音作品有《第四十一》《孤星血泪》《印度之行》等。

  [32]  参见苏秀《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33]  刊于《文艺报》1963年第3期,以《文艺报》专论形式,未署作者名字。

  [34]  刊于《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合刊,7月出版。

  [35]  根据高缨小说改编电影,王家乙导演,峨嵋电影制片厂1961年出品。

  [36]  指1960年拍摄的电影《关汉卿》,徐韬导演,马师曾、红线女等主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广东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37]  见《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383页。

  [38]  《周扬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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