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实行教育革命，同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教育领域本身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较经济基础具有滞后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多数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从旧社会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即使主观上拥护新政权，但是其世界观、方法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剥削阶级教育的痕迹。事实上，文革前各级学校的培养方法、教育模式、管理制度，都依旧带有大量旧社会的印记，比如现在依然流行的尖子班、实验班制度，其实就是国民党时期的产物。学校依然依照惯性，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分数第一”的路子，培养脱离劳动人民的社会上层精英，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为新中国培养出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现象也仍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教育都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是为了巩固统治

阶级的优势而存在的。如果不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那么走资派和社会上的新生资产阶级就会利用教育这种工具，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把自己的下一代不断再生产出来，并最终把无产阶级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

学校复课闹革命以后，按照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开始进行各种改革。

首先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填鸭灌输式的教育，注重启发和实践，同时缩短学制，将学到的书本知识更多的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和总结。因此，从小学阶段开始，基本上每学期会安排学工、学农的时间，很多书本上提到的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旦看到生产实践中的实物，就会形成丰富的具象认识，并且使学习充满了主动，不再枯燥乏味。正如许纪霖教授回忆的，70 年代初，小孩读书一点儿不累，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

除了通过学工学农增进学生对生产实践和劳动者的感情和了解，文革中在城市中还派遣工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管理，最开始是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在这之后就在学校长期驻扎下去，负责检查教育革命的具体落实情况，在学校中拥有极大的权威。当时在驳斥各种反对工宣队参加学校管理的观点时说，“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

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与此同时，在农村也派遣贫下中农参加农村学校的管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行开门办学，选派社队干部、贫农、会计、技术员作为兼职教师到学校上课。一方面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组织学生学习生产实践，一方面教育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不做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在学校的教学环节中，主张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不是教师叫学生学啥就学啥，而是要“老师围着学生转”，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精神。如将讲稿印发学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考试中也反对以偏题、怪题整学生，而是尽量让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态度，通过开卷、讨论等方式去解决问题，对有创见的回答给予高分。即“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砍掉繁琐的课程，保障学生充足的睡眠休息时间和课余活动时间。

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大力破除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念。由于在古代读书是为了了翻身做官，可是教育又不是义务的，知识是稀缺货，一个县识字的也没有几个。知识完全是少数人私有和垄断的。讲究师道尊严看起来道德高尚，背后掩盖的不过是知识私有的逻辑——为了能得到别人所有的知识，你当然要甘于这种尊卑关系。可是在现代，国家实行普及性、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教师不过是执行国家意志，履行自己职责的工作人员，知识不再属于其私有，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走资派在中国继续鼓吹封建的师道尊严，其目的是为了从小在国民教育中即种下服从和规训的种子。例如在黄帅事件发生后，一位教师在自己的感想中写道，我这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解放前，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很少

有人能进学校门，现在是党和毛主席使他们上了学。是将他们教育成驯服的“小绵羊”，还是培养成革命的小闯将？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过去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把师生关系，看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地主阶级宣扬什么“天地君亲师”，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也胡说什么“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法律性质”，其目的都是为巩固反动统治培养驯服工具。把这一套封、资、修的黑货，搬到社会主义的学校里来，怎么能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学习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认识到教育领域必须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发动学生对我的错误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提出批评。不少学生当场说：“同学迟到了，你叫他站到后面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造成师生对立，影响教育革命。”

“同学有错误，应该通过谈心，帮助同学改正。请老师相信，我们也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有一些来不及当面提意见的学生，课后给我送来了小字报。连在工厂劳动的六位同学也联名写了一张小字报。现在，我把学生给我提的意见，写的小字报，都保留在身边，不时翻出来看看，鞭策自己。实践使我认识到，革命小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并不会使教师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只能帮助教师洗涤身上“师道尊严”的灰尘，清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同学生一起去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另一位教师说，我当教师时间不长，头脑里的框框却很多，总觉得当教师的要有个架子才能“管”住学生。对待学生，听自己话的就是好；爱向自己提意见的，就以为是“捣蛋鬼”，“训”他们。这是几千年封建主义“师道尊严”在我头脑里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这种“威严”扫了一下，真正地感到过去那种对待学生的态度不对头，也有强烈改正的愿望。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总感到现在的学生比过去难办，在一些场合里，还很习惯地拉起嗓子，虎起面孔，甚至拍起桌子。我越是这样，有的学生就越不听话，往往弄得“顶牛”。

有的学生对我的态度不满意，就在背后嘀咕：“今天触霉头，又挨了训。”有个学生干部，见到这种情况，就热情地帮助我，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我们学好，我们很感激。但对同学要多表扬，少批评；有些问题，最好个别谈心。”这是多么诚心的帮助啊！我开始感到学生确实可以当自己的老师。过去，教师靠“师道尊严”这块王牌“管”学生，现在失灵了。我开始认识到“师道尊严”不彻底批判，教育革命就不能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破除师道尊严的运动开展以后，师生之间过去那种尊卑上下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和猫鼠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教师不再是一言堂，学生有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在就各种问题发生争论时，由师生之间通过班级讨论的方式解决。把双方的思想都打通，共同促进，共同提高，成为革命的同志式关系。例如当时一所高中在总结对学生写评语的流程时写道：过去，对学生的评语都是由班

主任来写。由班主任一人负责的旧的评语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往往带有主观片面性。一个班几十名同学，活动的天地广阔得很，班主任是不可能全部了解的。班主任评班干部和后进同学的表现还比较具体，对其他多数同学的评语，则差不多人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张三的评语放到李四身上也很合适。因为这样的评语，是根据零碎不全的印象写的。因此，对同学的指导和教育作用也不

大。第二，起了维护师道尊严的作用。有的学生说：“我们为什么怕班主任呢？就是怕他把我们的评语写坏了。”学生有一张大字报说得好：“评语是维护师道尊严的一张王牌。”事实上，有些教师写的评语，不是鼓励学生不断前进，而是用教师头脑里面旧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把一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驯成谨小慎微的“小绵羊”。第三，不适应教育革命发展的形势。现在是面向农村、开门办学，

在学生学工、学农、学专业知识的活动中，很多工人、贫下中农都是老师，因此评语也应该有工人、贫下中农的意见。有的班主任也说：“过去写评语是关起门来绞脑汁，一写就写半个月，结果写出来的评语，对学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和鼓励作用。”所以班主任也支持小将们改革评语制度的革命要求。

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在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的积极支持下，高二（一）班的师生改革了旧的评语制度，由学生自己写评语。在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的基础上，学生各人抽课余时间，写好自己的评语。然后拿到学习小组讨论，征求全班同学的补充和修改意见。由全班学生选出一个评语审定小组，负责综合各组意见，并根据工人、贫下中农对学生在学工、学农活动中的评语，对每个人

写的评语进行修改、审定，经有关教师阅后，交给本人。如本人有不同意见，审定小组又不采纳，可由教师做思想工作，或者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这个班写学

生评语只用了四个半天。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评语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反映出同学们在德、智、体各方面的表现。学生们说，写评语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别人的优点值得自己学习，别人的缺点值得自己注意；自己意识不到的缺点，别人提出来了，对自己思想上的进步帮助很大。有的学生说：“这样写评语，我们就卸掉了思想包袱，今后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如果与班主任有不同的看法，也敢争论了。”

教育革命还从根本上废除了应试教育的选拔制度。应试教育看似公平，但其实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聪明和努力上的差距，远远不如掌握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来的大。比如贫下中农的子女往往被劳动占据大量时间，就没有办法通过大量做题的方式来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而财力的缺乏，又使他们不能通过请名师补习补课乃至押题的方式去竞争。那么用考试来评判一个人的优秀与否，

就是极不公平的。贫下中农在当时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在文革前，据统计，高校中的贫下中农子弟只占不到 20%。，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阶级的优势通过再生产巩固下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安舟教授的近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就以清华大学为个案，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其背景就是毛远新在盘锦地区调查发现，大量的干部子弟已经在恢复高考后回城了，有的是请了家庭教师辅导，而留下来的知青任务则更加繁重，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休息都不好。而张铁生就是留下来的那部分知青。当时调查组调查张铁生后，说张铁生很负责任的，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积极劳动，是个好知青。那是个穷队，唯一的财产是一匹马，

马生病了，张铁生牵着马走遍全县却找不到治好马病的办法，最后马死掉了，他大哭一场。由此张铁生想学医，他想学好了回来给牲畜治病，所以他报的是铁岭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听了这个情况汇报后，毛远新就很同情张铁生。就怎么考试的问题，省委开会提了多种多样的方案，他倾向于 334 方案，就是中学毕业统计成绩占比 30%，劳动表现、群众评议占比 30%，高考成绩占比 40%。这么个方案他也没把握，就建议把张铁生的考卷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征求广大知青的意见，看怎么高考才比较合理，对一直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复习的知青比较公平。省委常委会同意了，就在辽宁日报把张铁生的考卷和信公布了。可是没想到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转载了：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

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

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

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

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当时中国实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也时时刻刻以苏联作为批判对象和参照物。当时所批判的苏联教育领域的一些情况，同样值得引起注意：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 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

阶级的接班人。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

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 “补习班”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可是，以 “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

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

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

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因此，当时通过群众评议，劳动表现和成绩相结合的方式，推荐了大量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很多人都被培养为直到今天的中国的骨干人才。但是，由于转变过急，操作过于粗糙，设想和实践也很不完备，并没有完全探索出一条完全合理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道路。例如由于很多学员并不具备高中教育水平，仅仅经过初中教育就推荐进入大学，造成完成学业的极端困难，和教学质量的相

对下降。而推荐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操纵和不公平的空间，这些都给了走资派以攻击新教育制度的口实。不过，毛泽东所说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具体到农村，就是“社来社去”的方式。所谓“社来社去”,是指从哪个公社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分回到哪个公社。再加上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作用，这样就使农村和农民的知识化程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提高，对于缩小三大差别是有利的。这样社来社去的学生在工农兵学员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且这种模式并不能使人通过高等教育来为个人攀升服务，因而总体上就从机制上起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效果。

在城市中，也为工人阶级广泛普及了“七二一大学”。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就是企业为广大工人提供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毛泽东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 年 9 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 52 名工人入学，学制 2 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1975 年 6 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 1976 年 7 月 21 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从 1975 年上半年的 1200所、9 万多人，猛增到 1.5 万多所、78 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 1976 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 所，学生 148.5 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 3 倍之多，工人技术队伍迅速扩大。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为在厂工人提供免费的夜校教育。其课程包括了哲学、外语、理工、绘画、乐器等多种，业余时间又对参加民兵的工人进行军事教育。这些举措使我国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当时多才多艺，掌握多种乐器和艺术技能，乃至能够阅读德国古典哲学的普通工人不在少数。脑体差距被进一步缩小。

正是由于文革教育革命打破了教育资源长期分配不公的状况，传统的通过读书考试选拔权贵阶级后备人才的路子走不通了，于是社会上开始流行“读书无用论”。当时官方舆论对于这种“读书无用论”进行了大力批判，指出“读书无用

论”不过是“读书做官论”的另一种体现。当“读书做官论”行不通了，于是才会开始鼓吹“读书无用”，这种所谓的有用无用，并不是指的对社会，对人民，而完全指的是对个人的名利而言的。改开后，某稻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旗号，把被文革所批判的“读书无用论”说成是文革所主张的，以至于今天普通百姓一提起文革就说“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得不说是指鹿为马、倒打一耙的一个典型宣传学案例了。正如文革批凳时所说的，“其实，我们跟邓XX 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读书，要不要学文化，而在于要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邓 XX 高喊不读书是最大的危险，而他自己就不读书。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邓 XX 的这种叫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肯定是要读书的，但是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去谈读书，只能是重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套。”

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一大成就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在文革以前，我国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普及率其实是不高的，并且发展也很缓慢。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有了大规模的提升，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基本上完全普及了包括老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适龄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在文革期间，我国儿童升学率和中小学入学率均有大幅度增长，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儿童入学率达到 97.1%，小学升学率超过 90%，初中升学率也超过 60%，最高时达到 75%。文革时代，97%适龄儿童入学，90%进入初中学习，而高中入学率仍然达到 60-75%情况下，等于我国超过一半以上少年进入高中学习，说明文革时代我国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文革后，我国儿童入学率逐渐下降，最低时只有90%，到 1987 年才超过文革时代，而小学升学率大幅度下降，到 1982 年下降到只有 66.2%，到 1995 年才超过文革时代。在大量少年没有进入初中学习的情况下，我国初中升学率在文革后仍然大幅度下降，最低时只有 30%，不到文革时代一半，直到 2005 年才超过文革末期，说明文革后很长时间内，大部分适龄青少年没有受高中教育，尤其在八十年代，使我国高中教育也变成了少数人的教育。

（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