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等沉着应对，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思想和决策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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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毛泽东等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对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和包围的战略思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日本外宾的讲话中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最突出的就是美国的力量强大了，就是美国同全世界人民的对立。”强大了的美国，对外实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到处欺侮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美国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先后策划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美国还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想造成一个锁链”，包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这种做法，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毛泽东对此评论说：“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他还指出：“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的”，要战胜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对新中国的威胁，“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哪些国家可以成为新中国的朋友呢?毛泽东等对战后国际状况作了分析，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和“三种国家”。“两个阵营”是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处于两个阵营之外的，如印度、缅甸、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从另一个角度把这些国家称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国这个“主战派”和英法等“维持现状派”相区别。毛泽东、周恩来的这种分析，是富有创建性的。它与苏联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主张有所区别，更符合战后国际格局的实际，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团结和争取更多朋友以打破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根据对战后国际状况的分析，毛泽东等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应该建立友好同盟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我们的敌人，但也可以做工作，像英、法、日等国都同美国有矛盾，需要区别对待。毛泽东曾设想，经过几年把整个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北美如加拿大、墨西哥，包括英国在内都争取过来，使他们脱离美国，把美国孤立起来。即便美国的内部状况，毛泽东认为也并不统一，他比喻说：“好像五十支香烟，一半是共和党，一半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二十五支中有几支是艾森豪威尔派，有几支是麦克阿瑟派、诺兰派的。民主党的几十支也不统一。这说明人民不愿打仗，所以这里面有文章可做。”周恩来强调：“要研究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要利用这种矛盾。”“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
以印度、缅甸、印尼等国为代表的“中间国家”，在两个阵营之间采取和平中立政策。所谓和平，就是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所谓中立，就是不参加各种军事集团。毛泽东等认为：这些国家同新中国在思想上、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反对殖民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想自己逐步独立起来”，这些国家“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作用方面同我国是有共同要求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东南亚某些国家，首先是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它不仅与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区别，就是同英国的以实力来维持现状的政策也有某些区别。”因此，这些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军，是可以并且应该努力争取的朋友。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等在多种场合反复指出：“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从印度到日本，我们都是要做工作，去扩大我们的阵营”。由于印度、缅甸、印尼等在这些中间国家中有广泛的影响，刘少奇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小心地争取他们，以便同他们共同为加强国际和平、反对战争而努力。”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也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受帝国主义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容易发生动摇的。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帮助他们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加强其坚定性，克服其动摇性。要他们痛快地加入我们的阵营是不现实的，但争取和帮助他们坚持和平中立的立场却是可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必须坚定，策略必须灵活，态度必须友好，对坚定他们的中立主义立场才能发生作用。”
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霸权政策的总方针下，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印度、缅甸、印尼等“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的重要战略思路。这一战略思路，在实践中一步步得到贯彻，并取得很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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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从新中国成立至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
美国对新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一度也曾试图以经济“援助”的手段进行拉拢和控制。1949年6月，司徒雷登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美国可一次贷款50亿美元给新政府，条件是新中国必须采取中间态度，不能完全亲苏。1950年3月15日，艾奇逊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中说：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不过中国必须保持昔日的中美关系。这显然是指望以美援为诱饵，使新中国成为它的附庸。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作出断然回答：“亚洲人民自己的事应该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美国政府这个阴谋破产后，更加敌视中国，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政策。
在军事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此外，美国还插手干预印度支那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积极扶持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对新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
在政治上，设法孤立中国并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它要求北大西洋集团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还照会威胁一些拉美国家不得先于美国承认新中国，并操纵联合国阻挠新中国派合法代表取代被国民党非法占据的席位。
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它支持和配合国民党集团利用海空优势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到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
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毛泽东等审时度势，采取北联苏联、东援朝鲜、南助印支以及同印度等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方针。
在北面，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这一方针被毛泽东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即与苏联建交，并于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一系列协定，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固定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说：“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在东面，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的介入和干涉，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向朝鲜出动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定。毛泽东指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企图侵吞全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计划，维护了中朝两国及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在南面，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和控制印度支那，竭力支持法国镇压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斗争。据统计，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经费的70%是美国提供的。朝鲜停战后，美国公开派遣空军人员赴印度支那参战。这对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这种形势，根据毛泽东在朝鲜停战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的方针，中国政府一方面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印度支那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巨大支持;另一方面在政治和外交上为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同苏联和越南一起，团结印度等国，并争取英法的支持，促使会议达成一系列协定，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从而也大大缓解了中国南疆的外部压力。
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表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远东和平的最大威胁，这是亚洲人民共同面对的主要问题，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所坚持的和平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打起大仗来，他们不参加是可能的”，“有包括那样大的地区和人民的国家不跟着美国战争集团走，美国打起来就困难得多了”。因此，与他们“搞统一战线很有必要”，力争“在东南亚建立起安全的环境，使我们彼此和平相处，而不让美国有任何干涉的借口”。按照这一思路，新中国在实行北联苏联、东援朝鲜、南助印支的同时，加强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关系，并取得明显成效。
（一）与印度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通过谈判同亚洲及北欧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印尼、缅甸都是1950年第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中间国家”。毛泽东等非常重视同印度等国的建交。他先后在接受印度和缅甸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对双方建交给予高度评价，说这种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对外事工作人员说：“派到印度工作去是个大任务，好了就是九万万人的大团结。”新中国与印度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对美国孤立中国阴谋的有力回击。
（二）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同印度等国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历史的原因，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处理两国关系，一直是毛泽东等着重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在谈话中说：根据这些原则，“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这五项原则。随后，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样确认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定，为当时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在国际斗争中和处理国际事务时与印度友好合作、相互支持。印度是亚非国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国家，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处于关键的地位”。毛泽东等十分重视在国际斗争中争取印度的支持与配合，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同印度交换意见。这种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例如，在朝鲜停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大热点问题上，中印两国取得一致意见，在日内瓦会议上同苏联等国一起，与美国等进行了坚决斗争。印度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解决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问题上，给予中国有力支持和多方面协助。
（四）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积极开展经济接触和交往。锡兰是南亚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派遣政府贸易代表团，并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双方从1953年就开始了大米和橡胶贸易。1953年底，中国又迎来印尼经济代表团，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第二年，印尼开始对中国出口被美国禁运的橡胶。1954年4月，中缅之间也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这个时期，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虽然十分有限，意义却很重大，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要突破口。
从新中国成立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短短几年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坚决有力的“反包围”、“反封锁”的正确决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打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包围和封锁新中国的图谋，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为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