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决策打破西方封锁和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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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以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反包围”的主要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步骤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国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美国在朝鲜战场和印度支那战场失败后，把远东侵略和干涉的重点转向中国。1954年9月，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年12月2日，美国同台湾当局又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这两个文件，连同此前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与美韩共同防御协定，从东南面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个时期美国远东侵略政策的特点，是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诡计，来实现他们扩大侵略的恶毒阴谋”。毛泽东在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时说：“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从这时开始，中国在利用日内瓦会议后的有利形势着手改善同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发展同亚非国家特别是印度、缅甸、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此作为打破西方国家包围的主要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步骤。毛泽东对亚洲各国团结的重要性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他说：“美国想把日本武装起来，利用日本，这也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日本现在好像一匹被别人骑着的马，也许有一天这匹马会把骑在它上面的人摔下来，而自己乱跑。只要中国、印尼、印度、缅甸等这些亚洲国家，自己强大起来并且团结一致，筑成一道墙，日本这匹马就跳不过来了。”

　　这个时期，毛泽东等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首先，通过高层互访，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的外交方针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到“必须走出去”。这是周恩来根据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向中央提出来的。周恩来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十分同意这个看法，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大门打开后，最先开始的就是同印度、缅甸之间的高层互访。1954年6月，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10月和12月，应周恩来的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回访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阐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和谋求同东南亚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经过接触交流，印度、缅甸领导人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吴努对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民的这种恐惧。”他还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周恩来后来在总结外交工作经验时，对以高层互访的方式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了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是加强各国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这在中国同许多国家的接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都清楚地记得，中印、中缅和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双方领导人员的互相访问和联合发表的声明。”

　　其次，积极支持印度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提出建立和平区域，并“首先在我们自己的区域东南亚消除分歧”的主张。他说：“我提到和平区域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区域中的国家都是中立的，在这个区域中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干涉，也没有侵略，而是鼓励和平。”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这一主张，并说：“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不久，周恩来在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的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这一地区中应该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应有国家除外。如有国家除外，那就不是集体和平，而继续有对立。”这番话，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主张同美国策动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根本区别。后来毛泽东同尼赫鲁会谈时，也表示“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在中国的支持和影响下，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对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此后，为了实现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并参加了缅甸、印度、印尼等国倡议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机会，使中国领导人能够广泛地同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接触，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赢得他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正如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

　　第三，加强与泰国等国的沟通。

　　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当时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参加国。毛泽东等并不因此对它们采取排斥态度，而是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这几个国家，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可能有些恐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争取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国通过印度、缅甸等国传话，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毛泽东等在同尼赫鲁、吴努等的谈话中，主要请他们转达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们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是一样的，对泰国也不例外”;“我们愿与东南亚各国保持和建立像我们与印度那样的友好关系，只要东南亚各国同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愿看到他们敌视我们。如果他们还有困难，不论是由于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我们都愿意等待。”二是揭露美国政策的实质和危害。美国“想通过军事同盟来摆布亚洲国家的命运”，“反对共产党是它的口号和题目”，“实际上他是反对这些中间的国家，就是我们阵营和美国阵营之间的这些中间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如果美国达到目的，“首先受害的是美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

　　亚非会议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55年下半年，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柬埔寨等纷纷派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等亲自会见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友好谈话，做了大量说服和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同巴基斯坦大使谈话中说：“你们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能慢慢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毛泽东还对泰国客人说：“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有时有必要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你们的国家究竟怎么办?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是给你们当参谋长，但我愿意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你们站在我们这边有困难，站在美国那边，美国这个朋友也不大好惹，如果走印度的道路，则比较妥当。”周恩来也表示：“泰国的困难什么时候解决，我们就什么时候同他谈。在未签订条约以前，我们愿意根据五项原则办事。”这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深深感动了对方，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虽然一直留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但对中国都表示友好，并声明决不参加任何侵略中国的战争。

　　第四，有步骤地解决一些同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在同尼赫鲁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都曾经说过：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在这方面，中国做了很大的努力。为解决同印度之间存在的西藏问题，1953年底，中国政府通过谈判与印度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周恩来评价说：“这个协定不仅加强了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为解决同缅甸、印尼等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被称为是“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对一些当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如与印度、缅甸等国存在的边界问题，毛泽东表示：“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样一来，周边国家逐渐都了解了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立场。

　　经过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中国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很大发展，周边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保持中立和不参加军事集团或联盟的主张，在亚洲许多国家中得到了普遍支持，成为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趋势。美国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来包围中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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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等领导的这场反封锁和包围斗争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得到重大改善，但是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本质和战争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继续或明或暗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国家安全。要应对这样的对手，并且考虑到种种复杂因素，必须制订正确的国际战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的这场“反包围”斗争的实践，仍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制订和贯彻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第一，要对世界格局和总的发展趋势进行具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的和正确的判断，并以此作为确定政策和任务的出发点。

　　第二，要在正确认识、分析和研究国际间错综复杂矛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同一切愿意和平或有可能争取的力量合作，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第三，广泛地结交和争取更多的朋友，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持中间立场的国家，注意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第四，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高层互访，对一些一时还存在误解或有困难的国家，要耐心细致地等待和观察，还可通过朋友间接地做沟通工作。

　　作者：廖心文，原中共中央研究室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