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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目的”可以“界定”吗?—— 评“封锁是重新界定我们的经济目的的时机” ...

2020-5-19 22:2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180| 评论: 0|原作者: 迎春|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作者反对资本主义、要求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而且还提到共产主义。不过从文章的全部内容看,宣传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



作者反对资本主义、要求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而且还提到共产主义。不过从文章的全部内容看,宣传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

  “经济目的”可以“界定”吗?

  ——评《封锁是重新界定我们的经济目的的时机》

  迎         春

  最近网上刊载了一篇《封锁是重新界定我们的经济目的的时机》文章,宣传的是唯心主义理论,有必要进行探讨。

  文章说:“我们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在资本主义之下,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坚持说:危机状态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 “从合众国(美国)到联合王国(英国),干涉主义者、右翼的国家机器会迎来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新纪元。一个大笔公共支出的计划,只是为了挽救巨型企业,却将工人弃于死地(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甚至说到:“建构革命”以及“我们正朝向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某一些愿景”等等。表明了作者反对资本主义、要求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而且还提到共产主义。不过从文章的全部内容看,宣传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这里就文章的几个观点进行探讨。

  一,经济活动的目的能够由人们“界定”和“重新界定”吗?

   我认为不能!

   文章说:“我们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在资本主义之下,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坚持说:危机状态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

  既然我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就是资本家追逐利润,而无产者的目标则是消灭这种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这些“经济目的”是由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是人们想怎么“界定”就可以怎么“界定”。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认为人们可以主观“界定”、“重新界定”经济目标,是脱离实际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无产者要求变革社会是进步的意愿,只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消灭私有制,才可能取得胜利,否则不仅自己犯错误,还会把群众引向错误的道路,造成巨大损失。

  社会变革、革命是一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社会革命的科学锐器,是包括经济科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学的根本分野。

  无产者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经济目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界定”、“重新界定”经济目的。

  二,“市场”、“国家机器”的本质?

  文章的前言说:“新冠病毒疫情(The Covid-19)的危机已经显示单凭市场无法符合我们社会的基本需求。然而,国家机器为避免经济崩溃所采取的措施,不过是一个团结的原则必须从健康照护扩展到社会所有领域的未来,奋战的起步。”

  我认为把“市场”和“国家机器”对立,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市场”和“国家机器”从来都是具体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国家机器,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和国家机器。

  资本主义的市场,如美国、日本等国的市场,典型的标志是存在着劳动力商品的买卖,还有买卖股票、债券、期货、外币等的资本市场。而新中国的毛泽东时期,虽然也有商品交易、有市场,但是,在这个市场里没有劳动力买卖,也没有股票、债券等买卖,消灭了资本市场;商品交易只限于日常消费品,甚至连住宅这样贵重、耐用的生活用品,也不再是商品,不通过市场买卖,主要由单位分配。可见,美国等国的市场和中国毛泽东时期的市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美国等国家的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毛泽东时期的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市场,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笼统地称为“市场”,否则抹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国家机器更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根本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任务则是消灭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乃至于最终消灭商品经济。

  自1929年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越来越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生活,甚至于采用国有化手段等等,被西方经济学描绘成“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是单个资本家与“总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总资本家”(即政府)维护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否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会崩溃。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市场,在维护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这个总目的上是一致的。

  掩盖市场和国家机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质的表现。作为有志变革资本主义的青年,千万不要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误区”,迷失了斗争的方向。

  三,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共识”?

  文章说:“仅只是一个月前还被嘲讽为空想的观念,亦即人民优先于利益,支持国家介入,强调全球团结的必要…现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识。”

  “人民优先于利益---强调全球团结的必要---形成新的共识。”这个论断符合实际吗?

  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能够形成“人民优先于利益”的共识吗?能够形成“全球团结的必要”共识吗?事实证明不可能!看看美国现在已经有140多万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数达到8万6千多。每天进行检测的总统特朗普和养老院奄奄待毙的退休老人能够形成共识吗?“登上它们的私家飞机”的有钱人能够和身上不超过四百美元的工人能够形成共识吗?

  特朗普总统及其政要不断地指责中国“制造”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今天制裁这个国家,明天制裁那个国家,航空母舰四处横行,可能存在“全球团结”吗?在资本主义世界有的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国内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对立,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全球团结”!

  四,经济目的必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文章的结尾说:Covid-19在一个十年正要开始的时候降临,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改造经济体制,以便减缓气候与环境崩溃的最后机会。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展望资本主义终结,建构根除它的战略,以及将人类置于朝向正义与团结之途的一次出击。 

  “左翼的回应,必须掀开造成病毒扩散以及致命伤亡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从征集特殊时期;扩大公共支出的财政范围,扩大社会安全网路,以及团结要求的应变方案开始,进而朝向兼顾公平正义与可以永续的复甦迈进。”

  “左翼必须从一个反应(reaction)的模式,转换成创新(invention )的模式,设计规划出一个能带领我们走出危机并为日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栽植种苗的应变方案。”

  在资本主义世界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正义与团结”,也没有抽象的“公平正义”,有的是“在资本主义之下”老板与打工仔的对立!左翼也不可能“设计规划”出什么“应变方案”,只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朝着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五,文章的文风

  《封锁是重新界定我们经济目的的时机》的作者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長期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和熏陶,文章喜欢运用“形象”的语言,不喜欢抽象的概念,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但是,作为政治性的文章,特别是“左翼”的文章,就是要宣传、教育群众,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须通过形象的语言,上升的阶级的高度,否则不可能把群众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左翼”文章强调运用通俗的语言、强调“接地气”,但是,只讲“接地气”,不讲“连天庭”,只讲普及,不讲提高,就失去了“左翼”文章的职能。因此,我们既要强调群众“喜闻乐见”,又要不断提高群众的认识,使之达到科学社会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否则必将把斗争引起歧途!

  《封锁是重新界定我们的经济目的的时机》作为一篇政治性文章,应该运用明确的概念和口号,说明过去我们是怎么“界定”经济目的,现在我们又是怎样“重新界定”经济目的的,但是,文章通篇没有明确的概念和说明。这既不利于群众理解作者的原意,也不利于统一群众的认识。总之,西方社会学者以及崇拜西方社会学的学者们,必须彻底摆脱资产阶级的文风,建立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的文风,运用科学社会学的概念和明确无误的口号,引导群众沿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前进!

  

  附录:

  封锁是重新界定我们的经济目的的时机

  国际 41秒前 2 激流网 0

  前言:新冠病毒疫情(The Covid-19)的危机已经显示单凭市场无法符合我们社会的基本需求。然而,国家机器为避免经济崩溃所采取的措施,不过是一个团结的原则必须从健康照护扩展到社会所有领域的未来,奋战的起步。

  刊出日期:2020/03/29

  作者:AXELLE VAN WYNSBERGHE /PAWEL WARGAN

  译者:范振国(人间学社成员)

  Covid-19瞬间扭转了我们集体的短视,现在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比想象世界末日容易多了。但是这句格言的创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还是留给我们一个警告。他推断说: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藉由想象世界末日、想象资本主义终结的意图,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终结的逻辑是一个末世的预言。

  当疫情扩大流行,拆解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现存的政治体制更加力求保存它的同时,未来政治可能性岔入了新的领域。

  我们的回应能够让世界跃向更美好的未来。但是也同样可能加速它崩毁的条件。

  自从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崩溃的威胁成为了大西洋两岸现存政治体制的首要焦虑。股票市场下滑,航空公司请求纾困,石油价格下跌到历史性的低点。

  “感觉比2008更糟”奥巴马(Barack Obama)高级经济顾问之一的强森‧弗曼(Jason Furman)如是说

  这次的应变方案已经猛力的投入了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注一)被提出讨论。在美国,共和党在提出社会安全方面会很快超过民主党。川普已经搁置了驱逐和禁止赎回令。这是奥巴马尽管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数百万人被驱逐,仍旧拒绝支持的措施。在德国,梅克尔(Angela Merkel )总理承诺采取一切手段拯救遭受危机冲击的公司,呼应了前欧洲中央银行主席马利欧‧达奇(Mario Draghi)以牺牲希腊经济主权为代价,抢救欧洲的丑陋誓言。

  在英国,财政大臣李希‧苏南克(Rishi Sunak)的振兴方案,在短短几天之内增加了两次,条款也已经写好了。“我们发现自己执行的大部分是柯宾(Jeremy Corbyn,注二)的计划。”一位保守党的官员说。

  然而当染疫的人数攀升,一个社会应变方案的紧迫需要变得十分明显。依据美国民意调查(Survey USA,),至3月19日为止,有将近9%的美国工人因为病毒之故被解雇,有1/4工作时数被缩短。从有薪病假到医疗法案,租金以及信用卡支付,许多人将艰苦渡过延长隔离的时期。这是在美国的情况,在90%劳动力若非自僱自营,就是打零工的印度,即将到来的灾难为何?十分难以想象。

  这次的冠状病毒疫情,似乎给重新界定遭到严重损坏的文明,设定了基础。

  仅只是一个月前还被嘲讽为空想的观念,亦即人民优先于利益,支持国家介入,强调全球团结的必要…现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识。

  “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正走向死地”,澳大利亚资产管理公司麦克裘莉(Macquarie Asset Management)的资产管理分析师如此评论,他并且补充说:“我们正朝向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某一些愿景”。

  如果这特异的声明稍显夸张,这个形势对左翼而言,明显地是一个时机成熟,但同样是充满危险地环境。

  在新自由主义的想象里,它正是一个可以打破技术官僚的经济治理规范,合理化支持国家干预的特殊时期。当这个时刻过去,旧时状况地复辟不仅在预料之中,而且,由于危机的例外措施强化了体制的权力结构,它势力将伴随着新的活力卷土重来。从合众国(美国)到联合王国(英国),干涉主义者、右翼的国家机器会迎来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新纪元。一个大笔公共支出的计划,只是为了挽救巨型企业,却将工人弃于死地(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同时又不能解决大气候与环境的灾难。

  当前左翼最紧迫的任务是,避免对危机的叙述拱手让给右派,我们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在资本主义之下,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坚持说:危机状态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如果左翼的要求通常是导向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平衡,这次危机应该更强化这个要求。而且,不是透过比赛谁能给被隔离的人提供最多的援助,而是透过每一个特殊领域的争夺。

  左翼的论点不应该是:为了回应危机的状态,政治的改变是必要的,而是要指出危机是数十年来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的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左翼必须从一个反应(reaction)的模式,转换成创新(invention )的模式,设计规划出一个能带领我们走出危机并为日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栽植种苗的应变方案。

  朝向团结的政治

  给容易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提供必要援助的的措施,并不难设想。

  西班牙,已经征用了所有的私人医院,将它们交由地方的卫生当局管控。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已经实施支援小企业、独立工人和失业人口的经济与社会措施。

  美国为了抑制冠状病毒疫情对寻常百姓的经济冲击,开始认真严肃的考虑“应急的全民基本收入”(emergency Universal Basic Income)。好几个州的杂货店工人,被归类为“危险工人”(emergency workers)而获得类似婴儿照护的福利。我们可以期待类似的政策在全球出现。

  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预示一个进步的未来。它们反而呈现了一个结构性失能的体制,无法处理它们面临的灾难。

  这些措施旨在填平就业、住宅、健康照护的提供,后勤补给线,股票价格……的鸿沟,丝毫没有纠正造成危机的背后原因。换句话说:那只是试图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并不想超脱以市场为根据的经济限制。

  正如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写的:土地与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把经济从社会生活的原理,拔脱开来。但是就像Covid-19的充分证明,社会不能单凭市场调节管理。

  在全球化疯狂的追逐总体速度之下,已经使得劳动力、商品信息,以及资本的流动优于工人的幸福与环境的美好。当有钱人登上它们的私家飞机,以及跨国公司的执行长们(CEOs)不断地拖延病毒疫情的救济法案之时,它们那些被隔离的邻居则从阳台上冷眼旁观,在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居留过。

  事实上,关注那些在疫情大流行时,任凭风吹雨打,没有社会支援、无家可归,没有证件的黑户,或者难民、移住人口,被政治回应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的教训。

  当欧盟关闭了边境,就让在列斯伏斯岛(Lesbos)的难民注定要陷入不可确知的命运。因为他们被侷限在卫生条件低劣的营帐之内,只要有一个Covid-19的感染病例,就必定会引发一连串无法控制的死亡。在意大利,当遮风挡雨的住所被封闭,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流落在户外被罚款,并且被确诊为感染病毒。疫情大流行,必要物资的平等取得与普遍流行的,确保少数人财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造成显而易见的严重冲突。

  因此,左翼的回应,必须掀开造成病毒扩散以及致命伤亡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从征集特殊时期;扩大公共支出的财政范围,扩大社会安全网路,以及团结要求的应变方案开始,进而朝向兼顾公平正义与可以永续的复甦迈进。

  当我们开始走出隔离状态,压力最大的冲击将出现在人民身上。

  失业好几个月,多数人必将艰辛渡日,尽管在有着牢固社会安全网络的国家的百姓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疫情大流行,强化了资本驯服工人的能力,我们的应对,不应该只是削弱剥削的机制,而是必须重击他的核心;也就是永远根除工作对我们生活的扼制。

  快速的增加自动化和工业的机器人化,为这个进程增添了动力。

  自动化的取代已经对数百万的工作产生威胁,而且在Covid-19之后,威胁有增无减。中国公司争先恐后的用自动化取代被隔离的工人,其他国家毫无疑问地也会有样学样。

  复工之后,首先要争取的应该是逐渐地恢复每周工作日。

  当隔离结束,工人必须迫使工时彻底缩短,最好是朝每周工作四天,但不减少工资的方向推进。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每周工作四天,不但能够增加生产力和幸福感,而且国家最终会发现拥有快乐的人民和活力更加充沛的经济。藉着减少基础设施的使用和不必要的旅游,也会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是,就像尼克‧薛尼切克(Nick Srnicek)和阿历克斯‧威廉斯(Alex Williams)在他们的书《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强调的,最重要的福利是结构性的。工时的缩短增强了工人和工会的谈判力量,在反抗有国家做靠山的资本主义垄断联盟时,争取缩短每周工作日可以做为主要的防御工事。

  当政客们跨越党派,一致承认财政安全网络的重要,类似全民基本收入(UBI)这种先前制定的计划,就变成长期执行的方案。存在于UBI背后的原理是,它争回了约束限制工资劳动者的权力,使得人们能够自由选择报酬较那些高薪人员更优渥的职业。当时候到了,它就必然会引发缩短每周工作的要求。

  然而,就如同我们的运动主张,普遍的基本分红(Universal Basic Dividend,UBD),则提供了比UBI更为进步的途径。UBD可以保障我们享有在参与创新和技术进步时创造出来的福利份额。UBD的资金应该由每一家从技术改变而获利的公司提供。因为,在疫情爆发时,劳动的勤奋,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劳工谈判力量的增强,也会引起其他的各种需求。在亲眼目睹COVID-19逼使国家机器为不断增加的免疫力弱的人群,保存稳定安全的检测、治疗、收容处所的时候,左翼必须集结组织的力量,赞同这种福利措施,但是要认定这乃是基本人权,而非恩赐!这些福利措施绝对不能在国家边境止步。

  Covid-19疫情的爆发,清楚的表明,只要有像美国这种健康照护体系不发达,对市民健康照护最起码的标准都无法保障的国家存在,我们就不能安然渡过疫情大流行的关卡。

  因此,左翼必须在全球照护标准的四周集结,献身国际,要求每个国家捐出一定百分比的GDP,以做为教育、住宅、健康照护……等社会基础设施之需。

  比较富有的国家可以奉献更多的数额,借以弥补殖民主义以及劫掠自南方国家的经济榨取等劣迹。这些基金可以从削减军事开销,以及撤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资金而增添。这样做还可以促进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最后,此项应变方案必须是“绿色”的。

  要谨记,我们此刻仍处在气候与环境的危机之中,地力衰竭、冰冠融解、海洋增温,大量物种灭绝,不断地威胁我们的未来。再加上严重的空气污染,加速了COVID-19疫情的扩散和致命性。平等的相互扶持和社会的永续,在健康照护的领域和生态领域要有同等的呈现。

  随着疫情的大流行,气候和环境的崩坏,首先遭到冲击的是最穷困和免疫力最脆弱的人群。取代因为COVID-19而消失的行业,必须要能修复而非耗损我们的自然世界。

  易言之,在疫情大流行的时期,有必要快速的提出类似“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那样的计划,把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和经济复甦紧密的结合在一块。

  但是要让这样的原则在生活中实现,左翼必须在隔离期间或之后,开创新型态的组织和动员。

  建构革命

  左翼的组织动员以及为回应这次危机的战斗,将决定未来十年的政治版图。

  然而疫情大流行却有一种内在矛盾。也就是说,纵使疫情大流行开启了新的政治场域,病毒也要求“社交距离”(social density),这就让需要依靠社会聚集的组织动员完全不可能进行。但是旧有的交往场所,诸如:酒吧、大学,以及公共空间消失时,一种新的场域出现了。

  “阳台”(balconies)在整个欧洲已经变成社会、政治、文化参与的场域。

  从邻居一起运动的空间,发生了团结或反抗的行动。在那里一起聆赏音乐,阳台就象是苏维埃厨房(Soviet kitchens,注三)能够成为议论政治以及社会抵抗的论坛。

  变革再造的抵抗行动,透过数位科技的增殖(proliferation),更有可能延伸范围,产生影响。我们可以设想,在隔离时期各种数位罢工与抗议,例如社群媒体的放假,在剥夺平台经济收入的同时,切断废气的排放。大众拒缴信用卡或公共设施服务的费用,乃至阻断经济活动的黑客主义(Hacktivism注四)实验……等等。这些行动可以延缓垄断势力在危机期间的联盟。

  但是要实现长期的改变,他们必须同步重新设想一个在危机之后必然要出现的世界。

  另外,对被隔离的左翼而言,这回应必须是反霸权的计划之一。当我们步入社会的冬眠期,伴着笔电、书籍还有焦虑在家隔离,我们必须开始在政治回应的四周聚集,并且在隔离的另外一端准备为它战斗。这任务不只属于研究者、智库和公共知识分子。“病毒”,正如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所言,“是民主的,但是我们的应对却不是,它们在其中增长的状况也不是”。

  每一个第一线的社区,其中象是之前被伊波拉病毒(Ebola)袭击过的地方,或者承受了毁灭性的气候灾难,或者从可预防的疾病中不断的枉然死去。

  这就充分说明了这次危机不是什么异常状态,而是一种亏欠!

  他们的声音一定要形成我们政治回应的样貌,而且他们的愤怒必定会给政治的改变提供生猛的动力。

  在社会隔离期间的此时此地,可以好好运用网络化的社会生活。数字化的组织克服了地域和能力的侷限,把多元的声音带入同一个时空。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次进行组织,用既关注地方又超越地域限制的理想观念,将社区组织连结在一起。这种在阳台、走廊、窗边的新兴的社会交往形式,同样能够导致数位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澳洲,“争取未来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已经启动了『邻居的挑战』(Neighbor Challenge)计划,号召积极人士召集他们的近邻,在数位空间集会。这样的架构创造了地区高度团结的网络,在参与同栋建筑或同一街巷居民的讨论中,将日常关注的议题和全球的政治结构链结在一起。要清楚的看到,这种公共政治教育的空间,能够变成新叙事出现的场域。

  一个组织良好的数位讨论,也能够给那些被街头抗议的力道所排除的人一个平台。因为在街头抗议的场合总是由舞台、声量最大的团体或个人为主导。数位集会可以跨部门、跨世代、跨国界。透过将人民凝聚在新共识的四周,让他们能够在疫情大流行的另外一端,栽下民主的政治转变的种苗。并且带领他们聚集在一起,设计规划能够即刻表达我们愤怒的行动和罢工。

  当隔离结束,我们会发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衰朽,如果它们还没有烂坏的话。但目前还不到松懈的时候!

  而且,改良主义者仅仅呼吁救济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回归正常”的承诺,揭露了政治体制令人绝望的天真。

  我们究竟要回到什么样的“常态”呢?保守党和右翼政客早已经背叛了他们关于有限的政治可能性的虚假声明。

  “危机”这个词,就它历史性的用法而言,标示了在疫病时期的转折点,一个若非导致全面复甦,否则就步入死境的不可逆的关键时刻。

  Covid-19在一个十年正要开始的时候降临,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改造经济体制,以便减缓气候与环境崩溃的最后机会。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展望资本主义终结,建构根除它的战略,以及将人类置于朝向正义与团结之途的一次出击。

  今天,我们就必须动身!

  注释

  1、Overton Window:奥弗顿之窗,由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奥弗顿(1960/01/04 – 2003/06/30)提出的政治理论。意指当新公共政策的提出与推动,需要在一个公共舆论框架的讨论中,使该政策趋向可以接受的范围,而非透过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详细内容请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Overton_window

  2、Jeremy Cobyn:杰瑞米‧柯宾(1949/05/26-),英国工党第25任党魁(2015/09/12-2020/04/04),亦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从政期间不断地提出公共设施国有化、大学免学费、裁减军备等政策;同时也是许多反战组织、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其左派行径使媒体财新网(CaiXin)将其誉为“伦敦区的卡斯楚”。详细内容请参见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2%91%E7%91%9E%E7%B1%B3%C2%B7%E6%9F%AF%E8%B3%93或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Corbyn

  3、Soviet Kitchen:苏维埃厨房,为1917年苏联建立后,为解放女性在厨房的劳动所设立的公共食堂,类似于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概念。关于苏维埃厨房设立过程的演变,可参见:https://geohistory.today/soviet-kitchen/

  4、Hacktivism:黑客主义,是在网际网络环境中,利用计算机技术与政府抗衡的活动,是一种网络激进主义(Internet activism)。主要行动目的多与言论自由、人权保护有关。详细内容与知名黑客活动,请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cktivism

  文章来源:雅各宾网

  原文网址:https://jacobinmag.com/2020/03/quarantine-coronavirus-economy-left-organ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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