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比较

四、资本主义民主

阿明虽然驳斥了当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民主视为天然一致的观点，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以推行市场经济为名，在全球范围内践踏民主、实施专制的行径，但是他却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从原来只有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才拥有的权利向其他公民扩展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市场为他们准备的命运之间的矛盾通过民主投票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改变市场的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准则以适应由民主显示出来的社会意志，或者把民主形式化和虚无化。他认为，在二战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可能主要偏向于前者，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实际上已转向后者，即通过强化市场来掏空民主。他指出，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美国就这样形成了由资本控制的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一党制。”[36]

阿明还认为，20世纪40年代，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当时他们引入了很多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但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名存实亡，演变成了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党”。当政党开始遵循自由主义的原则时，便很难再照顾到社会的利益，因为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这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37]他甚至认为，西欧在社会民主主义之下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38]

这些观点表明，虽然阿明对帝国主义严格说是新帝国主义的“民主”感到失望，但还是对资本主义民主抱有幻想。其实，资本主义民主向私有财产所有者之外的公民扩展，“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39]。换句话说，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40]】

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曾经能够引入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不是由于他们那时的主张或原则，而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有所让步。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得以享受削减工人福利的“和平红利”。

阿明认为，民主必然是一个普世主义的概念，在这一本质点上民主不容有任何折扣。只是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在解释民主时割裂了民主，他们的解释有利于某“种族”、“社群”或“文化群体”，却最终否定了人类的统一。[41]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

【“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42]】

同样地，民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对于不同的经济基础，民主的性质不同，从而民主并不是普世的。《共产党宣言》也指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3]】

这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前，是谈不上民主的。既然阿明认为，

【“你可以以你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投票。但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效果，因为你的命运决定于他处，决定于议会之外，决定于市场当中。”[44]】

那么，他就更应当坚持恩格斯的观点，即“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45]马克思甚至指出：

【“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46]】

阿明的美国“一党制”论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恩格斯早就指出：

【“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47]】

阿明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全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反动性。因为马克思认为美国没有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是美国较之欧洲的优势。而阿明的意见正相反，他认为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相对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支配美国日常生活的那些比欧洲多得多的暴力的存在，不正说明美国缺乏前现代的传统导致的恶果吗？就这些前现代传统强调宽容和团结而言，它们对于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48]这说明阿明对于西欧的旧资本主义缺乏充分的认识的。难道到美洲去屠杀印第安人的不正是那些具有所谓强调宽容和团结的前现代传统的西欧人吗？《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揭露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9]这不正是对西欧的“宽容”和“团结”的充分说明吗？如果说，欧洲没有美国那么多的暴力，那么也跟欧洲的封建社会历史无关，而与欧洲工人阶级具有较长时期的斗争历史和斗争传统有关，从而迫使欧洲的资产阶级不敢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肆无忌惮。只不过由于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才始终没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硕果。

五、对中国的认识和建议

阿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动员起了贫农，中立了中农——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很透彻，并且找到了很好的解决之道，即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不是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是将土地作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农民有土地使用权。[50]他的这个理解是不正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恰恰是在胜利后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当年中国共产党动员贫农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不能支撑现代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发展的。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动员了农民，而且教育了农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做法与苏联不同，农村的土地最后没有国有化，而是作为了集体所有的土地。

阿明认为，中国不能完全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行事。世界银行认为它的建议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实际上这些建议对国际资本有利，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中国应当与国际组织建立平等对话的基础，另外，中国应当更好地利用国内的市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同时又是比较强大的国家，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51]他还指出，集体帝国主义不会放任中国崛起，这使得中国将会遭受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甚至很可能会面临战争。[52]

这些看法应当说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关于“资本主义是不会接受和平共存”[53]的看法并不全面。资本主义不会主动接受和平共存，但可以被迫接受和平共存。英美在二战前和二战后都不得不与苏联和平共存就是如此。不过，资本主义决不甘心和平共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报告才提出，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54]】

因此，丢掉幻想，坚决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迎接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到来，彻底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两个必然”。

注释：

[1]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2]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3]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4]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6页。

[7][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6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11]余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255-256页。

[12]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8页。

[14]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15]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16]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1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5-756页

[18]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19]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20]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21][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2]余斌：《〈资本论〉正义——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0-141页。

[23]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24][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5]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26][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7-598页。

[28]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29]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31]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2]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3]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4]《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

[35]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36]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37]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38]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40]《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41]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44]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48]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

[4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50]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51]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52]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53]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5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