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06

　　新兴模式与流氓式发展

　　“新兴”这个词被不同的人用在极其不同的语境中，而且通常都没有明确界定其含义。新兴既不是以长期( 超过10 年) GDP 或出口增长率的提高来衡量，也不是如世界银行和传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通过人均GDP 的水平来判定。新兴意味着更多，包括了一个国家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竞争能力的增强。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这里都涉及到了哪些行业，以及竞争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排除采掘业( 矿石和燃料开采) ，因为只有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中，采掘业才能在不拖累该国所有生产活动的情况下实现加速增长。不属于新兴国家行列的极端例子是海湾国家、委内瑞拉和加蓬。我们还必须考虑经济中生产活动的竞争力以及整个生产系统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考虑那些被选定的若干生产单位的竞争力。通过去本地化或分包，在南方国家经营的跨国企业可以支持这些国家建立起能够出口到世界市场的本地生产单位( 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或自治单位) ，这使得这些国家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生产系统的竞争力取决于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例如各级工人的一般教育和培训水平，以及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的所有机构的效率。反过来，所涉及的生产系统不应仅仅局限于加工工业( 尽管这些企业的缺失确实意味着该生产体系名副其实的) ，还应包括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以及保障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服务( 尤其是物流和信贷) 。

　　所以，新兴这一概念意味着思考问题时采取一种政治的和整体的方法。因此，一个国家只有在政府政策旨在建立和加强内向型经济( 即使它对外开放) 并因此能够维护其国家经济主权的情况下才是新兴的。这个复杂的目标意味着，对主权的主张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项政策必须使一个国家能够强化其粮食自主权，以及控制自然资源和从其国家领土以外获取自然资源的自主权。这些多重和互补的目标与买办型政府的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买办型政府只满足于根据“自由全球化”世界体系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来调整增长模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和社会实施的政治战略方向进行评论，即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无法从争论中消除，因为统治阶级的取向选择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有着重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新兴经济体的政策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前者的内部一致性，还取决于它们与后者的互补( 或冲突) 程度。社会斗争( 阶级斗争和政治冲突) 并非来自“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计划逻辑，它们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当下的经验反映了这些关系的多样性与波动性。新兴往往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然而，这些不平等的准确含义应予以阐明: 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否发生在使少数人或较多的人( 中产阶级) 受益于工人普遍贫困化的政策背景下，或者是发生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其收入增长率仍低于体制受益者的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呢? 换言之，这里所指的政策是否可以将新兴与贫困化联系在一起? 新兴并不是一个国家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的地位，它是通过连续的步骤实现的: 较早的步骤一旦成功，就将为接下来的步骤铺平道路; 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僵局。

　　同样，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这种关系既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也可以将其瓦解。因此，新兴并不是出口增长和一个国家实力上升的代名词。出口的增长取决于一个利益指向明确的内部市场( 满足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 的发展，前者既有可能支持后者的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因此，出口增长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体系关系中的相对自主权。

　　“新兴”不仅仅与经济有关，而且也是一项政治议题。因此，对一个新兴经济体成功与否的评估是建立在对其能力的检验基础上的，即它能否削弱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在我看来，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是指对技术发展、自然资源的获取、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支配性力量的控制权。我还坚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帝国主义“三合会”确实存在，它会使用一切方式来维护其在世界统治中的特权地位，并阻止各新兴国家挑战这种统治。由此，我得出结论: 新兴国家的野心与帝国主义“三合会”的战略目标相冲突，这场冲突的暴力程度与新兴国家对上述中心特权的挑战的激进程度成正比。

　　“新兴”也同样离不开相关国家的国际政策。它们是否会与“三合会”的政治军事联盟结盟?它们是否会因此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施的战略? 或是选择与之对抗?

　　一个真正的新兴经济体的计划与单方面服从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计划是完全相抵触的，后者只能导致我所说的“流氓式发展”。虽然时空条件不同，但我在这里仍想借用已故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的术语来分析类似的发展。今天，流氓式发展是社会加速解体的结果，这种解体与帝国主义垄断中心强加给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 其实不配被称为“发展”) 有关。这体现为生存活动( 即所谓的非正规活动) 的急剧增长。换句话说，这是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所必然导致的贫困化。

　　但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中，有一些不属于流氓式发展的例子非常值得关注。换句话说，在这些情况中，贫困化不会影响到工人阶级。相反，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在这些经验中，有两个例子显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即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在这里，我不会讨论使它们的新兴计划成功的特殊历史条件) 。而另外两个国家，即中国和越南，则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如果古巴成功地克服了目前面临的矛盾，它也可以被列入这一群体。

　　还有其他一些将新兴模式与显而易见的流氓式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的情况。印度是最好的例子。该国部分地区拥有符合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需要的环境。那里具有旨在强化大规模工业体系的国家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而且在技术能力和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口( 占整个印度社会的2 /3) 的贫困化也加剧了。因此，这是一个混合体制的例子，它将新兴模式与流氓式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这两个方面的互补性。我相信，在不进行过度概括的情况下，其他所有被公认的新兴国家都属于这种混合情况，无论是巴西、南非，还是其他国家。除此之外，在大多数南方国家中，新兴模式的特征非常不明显，而流氓式发展模式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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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第二国际的“工人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中心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都持线性历史观，在这种观点中，所有社会都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殖民化( 从上述角度出发，它被认为是“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 则为此播下了种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与此不同的是，有的观点认为，一些国家( 支配性的中心国家) 的发展与另一些国家( 被支配的外围国家) 的“不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产物。

　　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两极分化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基本的社会与政治事实，它需要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其进行解读。这种两极分化可以为奉行社会殖民主义( Social -colonialism) 的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 其自身发展受益于他们的中心国家地位) 提供支持。同时，在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长期过程中，这种分化将外围国家转变成了“风暴区”。当然，对抗不是革命的同义词，但它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中心国家中，也不乏拒斥资本主义模式的激励，正如1968 年的例子所展现的那样。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战略，必须协调同时发生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斗争。

　　最初，列宁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成功地领导了“薄弱环节”( 俄罗斯) 的革命。而且，他始终坚信，俄国革命将引发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这是一个落空了的愿望。列宁随后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观点更加重视将对抗转变为东方革命。但对这一新观点的系统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完成的。

　　毛泽东思想对全面评估全球化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扩张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使我们能够将中心—外围模式与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及两极分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中心进行对比，并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在所有支配性中心国家和被支配性外围国家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所带来的隐含性教训。这些研究可以被总结成一句完美的中国式表达: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当他们不是外部力量的走狗和传话人时，这些国家就会努力扩大其行动空间，使它们能够在( 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内行动，从单方面适应帝国主义命令的“消极”行动者发展为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积极”行动者。民族，即潜在的进步阶级的历史集团，需要解放，特别是需要“发展”和“现代化”。人民，即被统治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这句话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并因此制定出有效的行动策略。它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放弃了第三国际的“短期过渡”概念。

　　08

　　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

　　生态问题几乎出现在所有的争论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态灾难的规模现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争论很少能免于混乱。只有少数运动能够指出，应对挑战需要抛弃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老牌的大国很快就认识到了危险，并作出了巨大的、据说是科学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实际上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以证明绿色资本主义( Green Capitalism) 是可行的。我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谈到过这一点。[4]我认为，马蒂斯·瓦克纳格尔( Mathis Wackernagel) 和威廉·里斯( William Rees) 的著作说明了在远离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计算( 即一种量化的度量) 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弗朗索瓦·霍塔特( Franois Houtart)的书剖析了“绿色资本主义”骗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以生态学家的身份对马克思进行了精辟的分析。[5]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是有用的，这正是我在许多争论中倡导的观点。以下文字摘自我的《全球价值法则》一书。

　　环境保护主义的主流观点( 尤其是原教旨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相同，尽管二者都正确地谴责了“发展”的破坏性作用。

　　环境保护主义将这些破坏性影响归因于“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 Promethean)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类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认为人类的需求应该从自然界得到满足。这一论断牵涉到了一个致命的文化主义推论，但也激励了人们去寻找另一种哲学，一种强调人类属于自然、自然是人类“母亲”的哲学。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的替代性和更好的哲学( 例如从印度教中衍生出来的哲学) 在反对所谓的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受到了赞扬。但这种赞扬考虑不周，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社会与所谓的西方社会之间并没有任何不同( 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印度哲学既没有讨论关于使用暴力的问题( 印度社会根本不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非暴力的) ，也没有涉及对自然的剥削问题。

　　而马克思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展开了他的分析。他将资本积累的破坏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这种逻辑完全由追求眼前利益( 短期盈利) 所决定。他证明了这一点，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以上两种解释历史和现实的方法产生了关于挑战( “发展”的破坏性影响) 的不同判断。环保主义者“谴责进步”，从而与后现代主义者一起消极地看待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在这种谴责中还产生了一种关于未来的不现实的设想。他们预测某一特定的自然资源将被耗尽( 例如化石燃料) ，然后断言，地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它的前提在原则上肯定是正确的，但却不一定能够从中推论出必然的结论。当然，遥远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并且永远无法保证“进步”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未知挑战的办法。科学不能代替对永恒( 宗教或哲学) 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就挑战的性质和应对方式进行争论将无济于事。

　　相反，把争论放在马克思所开辟的论域中，我们就能够在分析挑战方面取得进展。是的，未来仍将有科学发现，在此基础上，控制自然财富的技术可能会被开发出来。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逻辑仍然根植于短期盈利的基础上，那么就只有那些能够带来短期收益的新技术才会被选择。这意味着随着技术的进步，环境遭到破坏的风险将会越来越高。只有当人类设计了一种基于使用价值( 而非交换价值) 的社会管理方式时，才能更好地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说的是“更好的管理”，而不是“完善的管理”。后者意味着消除所有人类思想和行为所受的限制。我早期提出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所开创的工作，并将其视为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话语的对立面。[6]

　　环保主义者选择在有缺陷的理论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首先是在政治上陷入了僵局。这种选择允许受到资本支配的力量操纵所有政治提议。众所周知，“危言论”( Alarmism) 使帝国主义“三合会”国家得以保留其获取地球资源的特权，并使外围国家的人民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虽然“危言论”是游说团体有意捏造的，但只是通过指出这一事实来响应“反危言论”观点是无效的。捍卫各部门资本利益的游说团体无休止地相互对抗是资本世界的运作逻辑，而且这一逻辑将延续下去。能源密集型企业选择的游说团体必然会反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游说团体。因此，环保主义者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才能摆脱这个迷宫。

　　注释

　　[1]“三合会( the Triad) ”国家指美国、欧盟15 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在1980—1990 年代，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地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三极。——译者注

　　[2]Samir Amin，“Révolution ou Decadence? La Crise du Système Impérialiste Contemporain et Celle de l’Empire Romain”，Review:A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4，No. 1，1980，pp. 155 - 67.

　　[3]Samir Amin，Ending Capitalism or 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Victoria Bawtree ( trans. ) ， Oxford， UK: Pambazuka，2011.

　　[4]Samir Amin，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Brian Pearce andShane Mage( trans.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10，pp. 135 - 144.

　　[5]Mathis Wackernagel and William Rees，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Gabriola Island，Canada:New Society，1996; Franois Houtart，Agrofuels: Big Profits，RuinedLives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Victoria Bawtree ( trans. ) ，New York: Pluto，2010; 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6]Samir Amin，Eurocentrism，Russell Moore and James Membrez( trans.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9.

　　【作者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 著名经济学家; 译者陈俊昆、韩志伟: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本文原载《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2019 年7 /8 月号( 总第71 期)，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