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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课论”的错误应当纠正

2020-5-28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133| 评论: 0|原作者: 萧刚|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真正的共产党人,则要旗帜鲜明地批判“补课论”、“初级阶段长期论”这样的修正主义谬论,依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去做,才是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真正的共产党人,则要旗帜鲜明地批判“补课论”、“初级阶段长期论”这样的修正主义谬论,依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去做,才是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在发展的名义下搞修正主义。

  “补课论”的错误应当纠正

  ——学习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的感想

  萧刚(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是列宁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口授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不到3000字的短文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批驳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苏汉诺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借口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应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是一篇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论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重要文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为后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一、写作背景

  十月革命后,俄国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俄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包围的强大压力下。此时俄国革命力量仍然十分弱小,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又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如何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既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早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等人就提出,俄国生产力落后,无产阶级不成熟,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十月革命以后,苏汉诺夫于1918至1921年撰写了7卷《革命札记》,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批判十月革命。他一再重述俄国根本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指责列宁“缺乏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一个“早产儿”。他把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想通过“疯狂万分地猛跳”,“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断言“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病中阅读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和第4卷。这时,列宁的病情已非常严重,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列宁清楚地意识到病情的危险,但还是决定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说出来。他以“完全拒绝治疗”的“最后通牒”迫使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5—10分钟。于是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2月,他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口授完成了5篇论文和3封信,这些历史文献被称作“列宁的遗嘱”。《论我国革命》是这些口授遗嘱中的一篇,是列宁为了回击苏汉诺夫等修正主义者的挑战,在1923年1月16日和17日两次口授完成的。文章由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真理报》编辑部,标题是发表时由报纸编辑部加的。

  二、内容介绍

  《论我国革命》由两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指出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形式,肯定俄国先革命再建设的道路。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通过革命创造社会发展的前提的观点,强调东方社会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1.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既要从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出发去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要重视某一个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避免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显而易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苏汉诺夫等人机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成熟时才会出现的观点,借以反对十月革命。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他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会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历史发展也不是机械的单线条的进化,它总是在复杂的多样性的现实中展开。苏汉诺夫等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更不懂得社会发展过程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个别包含着一般,必然具有一般的特性;一般作为共性,是个别的抽象,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和体现出来。对具体的社会发展,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俄国是介于欧洲文明国家和东方各国之间的国家,它势必表现出不同于两者的某些特殊性,但特殊性并不偏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俄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也是在具备了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不仅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充分显示了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这是《论我国革命》的核心思想。

  列宁提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用这个论点来否定十月革命的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十足的改良主义者。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但在同时,他们也强调,社会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各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历史过程中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只会“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2.俄国革命具有的新特征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已经开创了世界历史,一国内部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链条的一环,国内革命也已经是一个世界问题。因此,不能局限于一国内部,而应该在世界革命背景中分析俄国革命的形势。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工农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据此,他得出结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新的特征以及特殊的环境使俄国能够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毫无出路的处境能够增强工农的斗争意志、从而大大地增强工农的力量,使他们能够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而不应当坐失历史机遇,待到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也造就了能够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联合的条件。“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他们必然要奋起斗争,不失时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道路。

  相比之下,苏汉诺夫等人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用以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金科玉律”,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些教条主义。“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究其根源,在于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指示,他们完全不理解,甚至没有注意到。

  3.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道路

  列宁辩证地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强调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具体发展过程具有跳跃性,往往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西欧国家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水平,然后进行革命。而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具备一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发展顺序。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主要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是什么样的,在西欧各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首先进行革命创造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前提,在此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就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影响革命的因素除了一定的经济文化条件外,还应该考察国际背景,应分析无产阶级受逼迫的状况而产生的革命意志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即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得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因此,俄国选择了和西欧不同的革命道路。

  苏汉诺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不应该发生,而且认为不应早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结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在西欧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并以为这就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个别发展阶段特殊性的统一。“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当然,列宁肯定俄国可以改变一下历史发展顺序,并不等于说他忽略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恰恰相反,他始终高度重视这个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强调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力,用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客观经济前提。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命题,强调“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针对苏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列宁质问道:“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回顾十月革命以来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列宁指出,我们“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4.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方式具有典范意义

  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特殊性,但它并不是社会革命和发展的特殊方式的个案,其他国家的革命也会有自己更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革命方式。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辩证法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丢掉那种认为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依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革命的方式和道路。

  列宁将俄国定位于西欧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指出俄国国情决定了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同时,由于东方国家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因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革命问题时提出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等观点,揭示了东方国家革命的特殊性。而对于以苏汉诺夫为代表的那些人来说,由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东方国家革命的这些特殊性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预言。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改造”创造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平改造的先例,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照搬苏联革命经验而主张城市中心暴动的,在吃了大亏之后才逐步接受了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探索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实中国的革命道路也是东方特殊性的表现。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尚小,而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革命论就如同列宁所批判的那些庸人们的思想一样,都是错误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存在着对待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和个体小农经济的态度和方针政策的分歧。毛主席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改造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和个体小农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人以中国生产力落后为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保留甚至扩大资本主义剥削,维护个体小农经济,容许富农经济,也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再次搞剥夺富农的二次革命。这仍然是机械地理解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误认识。经过毛主席的批评教育,一些人认识到了可以像列宁所讲那样,依靠人民政权的作用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强调依靠发挥科技专家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主体作用,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以此来快速发展属于全国人民的社会生产力。立足于中国是曾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一个传统农耕民族的落后生产力现状,他提出了先发展国家(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的工业化战略,为此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他将这个宏伟蓝图概括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他发现党内有些人忽左忽右,一会儿脱离实际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一会儿又在遇到困难时候鼓吹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单干风,又以中国生产力落后为由企图搞“三自一包”。毛主席为了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他用尽各种手段方式排除干扰和破坏,并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持续不断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四、毛主席去世后的教训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马克思在晚年的思考中批判了那种将他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强调不能够用西方经历过的过程来强制规范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东方社会的发展。

  毛主席去世后,有人又提出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太低,社会主义搞早了,也搞糟了,声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要补生产力的课,要向美欧学习。如果仅仅只是要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毛主席生前就在做着这些事情,这些提法并无必要,也不应当否定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建立在否定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和否定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而提出庸俗生产力决定论的“补课论”,并在实践中向美西方看齐,不断地引入资本主义因素,恢复资本剥削制度,就逐步在事实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走入了资本主义的歧途。

  现今,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占据经济主体,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普遍成为深受资本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却进一步提出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成了掩盖资本主义现实的遮羞布。然而,纸里包不住火,资本主义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等问题纠缠着资产阶级无法将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则要旗帜鲜明地批判“补课论”、“初级阶段长期论”这样的修正主义谬论,依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去做,才是坚持和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在发展的名义下搞修正主义。

  附录: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1923年1月16 日和17日)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322,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323,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而且他们对于这种“正常”的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同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17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载于1923年5月30日《真理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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