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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2020-5-31 22:4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73| 评论: 0|原作者: 李爱华|来自: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摘要: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和平思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建立新中国并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历史进路。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和平思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建立新中国并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历史进路。

  摘要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和平思想的形成时期。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最终消灭一切战争的坚定态度;阐明了抗日战争是为“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战的伟大意义。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力促国共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合力共同御敌。对各种“假和平”阴谋,他也做了揭露抨击,坚定了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和平思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建立新中国并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历史进路。

  

  关键词

  毛泽东;抗战时期;和平思想

  作者简介

  李爱华(1953-),男,山东聊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研究”(13AGJ002)。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他以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理论为指导,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也为争取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中国人民开展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许多论述战争问题的军事著作,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指导“打仗”上。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从不只是一味地讲战争和打仗问题,而往往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交相并论,由此就形成了毛泽东意涵独具的和平思想。基于这种思想,也演绎了毛泽东为争取和平而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实践历程。抗战时期是毛泽东和平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时期他争取和平的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一、阐明对待战争的科学态度

  战争与和平是相反相成的关系,认识和平问题离不开对战争问题的认识,甚而可以说,正确的和平观就是基于对战争的科学认知而生成的。中国自近代以来,深陷于外患内乱的战争危局之中,如何认识与对待战争成了国人头等要事。所以,讲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和平思想,首先要把这一时期他对战争问题的认知说清楚。

  毛泽东是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指导中国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中国化的主舵手。他在青年时代就关注世界风云,发表了诸多抨击帝国主义野蛮战争、揭露《凡尔赛和约》非公正的强迫本质,及赞誉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1918年11月无产阶级革命的评论[1]。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后,更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来分析认识战争问题,从而形成了系统而科学的战争观。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战争观成熟的时期,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深刻剖析了战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根源在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战争将最终退出人类历史舞台。毛泽东秉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对战争的根源作了科学剖析。他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2]“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3]这就是说,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产生战争的根源,阶级利益是引发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当阶级利益出现分歧且矛盾尖锐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战争。所以要消灭战争必先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只有导致战争的根源不存在了,战争才能彻底消失。

  其二,科学揭示了战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肯定过克劳塞维茨从政治上对战争本质的揭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专门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4]。所以,毛泽东对战争本质有着全面深刻的认识和阐发。他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表现,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5]。因此,认识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判定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就是看战争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体现和继续,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其三,正确区分了战争的类别。战争以其性质不同可以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一问题虽然早自奥勒留·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开始就提出了,但在如何确定战争性质和划分战争类别的标准问题上,许多人一直含糊不清,甚至是不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确立了划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正确标准,那就是要看战争是哪个阶级“政治的继续”,这个阶级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毛泽东对此作了诸多的阐述,如:“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6]“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7]“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8]“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9]毛泽东的论述既科学说明了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又坚定表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不同态度。

  其四,鲜明表达了消灭战争的态度。毛泽东称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但是要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不能只是基于反战的愿望,或只是进行反战的宣传,而要用革命战争反对反动战争。就此毛泽东指出:“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10]他还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11]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进行消灭战争的革命战争,决不能盲目蛮干,而要研究战争的规律,“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2]。当然,共产党人研究战争的规律,不是单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13]。

  其五,精辟阐发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能够转化为和平,和平也可能转化为战争,“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14]。战争与和平互相转化的“同一性”,就在于它们都是“政治”的表现形式,都是一个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战争与和平决不会无休止地互相转化下去,因为它们得以互相转化的“同一性”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存在的,这个“一定条件”就是“阶级社会”。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向来说,必将最终消灭“阶级社会”,从而消灭战争,使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15]。

  总之,毛泽东战争观的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对战争、消灭战争,由此为他和平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抗日战争的开展和推进做了理论准备。

  二、为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战

  无论讲战争还是和平,都不能抽象地泛泛而谈,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来分析认识并采取正确的态度和行动方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直在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艰苦奋斗。虽然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并宣布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先是与国民党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但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于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懂得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必要性,从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领导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探索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然内战未消,外侵又起。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1932年1月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1935年日寇还在华北地区策动组建亲日的伪“自治政府”。日寇全面侵华的罪恶图谋已昭然若揭。但是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不积极抗日,反而仍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从1930年—1934年,国民党军先后对共产党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剿,迫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仍不罢休,又调兵遣将,沿途围追堵截,极欲达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工农红军之目的。

  当此国难当头、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亡的义旗。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的9月20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在这两个重要文件中,都谴责了日寇侵华的暴行,提出要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32年4月15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强调要“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6]。为动员全民族奋起抗战,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抗战的报告和电文,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等。这些报告和电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论述了抗战的基本要求和战略部署,指导了抗日战争的全面推进。

  1937年7月7日,日本又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由局部抗战转化为全面抗战,抗战局势更加严峻。为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念,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其中着力阐明了抗日战争与争取永久和平的关系,他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17]毛泽东的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所蕴含的伟大和平意义,不仅要争取永久和平的新中国,而且也为争取永久和平的新世界作出巨大贡献。这种崇高的和平追求,极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军民一直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胜利,赢得永久和平而浴血奋斗。由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奋战在抗日前线,创造性地运用多种作战方式,到处英勇杀敌。在全面抗战的8年里,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大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日军在中国战场伤亡150余万人,战争结束时中国接受投降日军128万多人[18]。另据统计,这期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19]。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也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和经济损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中国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鲜明写照。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又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20]这段话,既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重大意义,又展望性地表明了中国人民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志愿和决心。

  三、力促国内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首先呼吁停止国共内战,实现国内和平。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1]宣言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和广泛响应,为推动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就是要争取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包括一切抗日力量在内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之共产党考虑把自己领导的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为敦促国民党放弃内战、积极抗日,中共改变了以往“抗日反蒋”的提法,转为“督蒋抗日”,提出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及全体武装力量和爱国同胞发出抗日通电,呼吁“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22]。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23]毛泽东还明确表示:“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24] 10月26日,毛泽东等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又发出了《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奉劝他们在“国势垂危”之际,“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 [25]。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呼吁和积极促动下,全国到处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致团结抗日的热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剿共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亲至西北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力促西安事变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由此,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基本达成。毛泽东就此指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26]他还进一步强调说:“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27]为有效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主动提议实行全国军政一体,共同抗敌。1937年2月,中共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提出: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28]他还明确地说:“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29]可以说,为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竭诚努力。

  然而,在国民党内,始终存在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在日本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下,国民党顽固派谋求与日妥协的倾向明显暴露,进而将其政策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上来。他们打着为了争取“和平”,维护全国“统一”的幌子,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散布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欺骗宣传,不断制造反共舆论。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还设立了防共委员会。此后,国民党军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939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30]。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向陕西、山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了大规模武装进攻。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蒋介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国民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活动,共产党一方面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国民党军的进犯予以坚决回击,同时对国民党污蔑、攻击共产党的种种谰言进行揭露和驳斥。1940年至1941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一系列讲演和文章,戳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痛斥其反共行径。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31]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中,毛泽东又指出:“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32]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也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和严正抗议。共产党始终本着顾全大局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反共顽固势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得以有效进行下去。

  四、戳穿各种“假和平”的阴谋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目的就是要“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但并不是一切“和平”论调都是符合这一神圣目的的。在抗日战争中,各种“假和平”言行不断出现,危害甚大。要争取实现真正的和平,必须揭露和反对各种“假和平”阴谋与伎俩。

  (一)揭穿日本散布“远东和平”的侵略实质

  日本为给其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依据,极力鼓吹自己是要“将东亚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远东和平”,企图以这种欺世论调掩盖其侵略本性和凶残行径。就此,毛泽东分析指出: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 [33]。七七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又强调说:“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34]毛泽东对日本军阀所鼓噪的“远东和平”的揭批,教育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对保有亲日投降幻想的人也是迎头一击,坚定了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意志和斗志。

  (二)痛斥汪精卫“和平救国”的汉奸论调

  国民党亲日派一贯“恐日主和”,散布“和则存,战则亡”的论调。1938年10月,日本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破产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减缓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1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抛出了所谓和平对话三原则,即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投日嘴脸彻底暴露,于12月19日出逃越南,公开发电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和平救国”。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并撤除一切职务。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谋划扶持下在南京组建汉奸傀儡政权。汪的叛国投敌引起国人普遍愤怒谴责和声讨,中国共产党对之亦持坚决抨击态度。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对汪精卫一派亲日反蒋反共的主张进行了批驳,明确表示“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国民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这是好的” [35]。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剖析了长期以来日本实行的和平诱降伎俩与危害,分析了国内投降势力的种种借口,提出要坚决开展反投降斗争[36] 。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又专门写了《反对投降活动》的文章,再次表明: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隐藏的汪精卫辈的投降和分裂政策,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37]。由此,有力地打击了亲日投降派的嚣张气焰。

  (三)揭批帝国主义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英法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和平”考虑,曾对德意法西斯的嚣张外侵采取“绥靖政策”。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史称“慕尼黑阴谋”。面对日本对中国的猖狂进犯,美英政府亦采取同样手法,与日本暗中勾结,迫压中国接受日本的所谓“议和”条件。它们还策划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企图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以牺牲中国,达到反共反苏、维持美英在远东利益的目的。这种做法被称为“东方慕尼黑阴谋”。中国的主和派看不清美英的阴谋,也随声附和叫嚷“中日议和”。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强调反对投降活动时指出:“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38]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又专门写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强调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39]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揭批和反对,教育了全国民众坚持抗战,使美英策划的“东方慕尼黑阴谋”难以得逞。这一卑劣伎俩最终以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而宣告破产。

  五、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平思想的重要意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军事路线的胜利,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平思想与方略的胜利。抗战时期是毛泽东系统探讨和阐发战争与和平问题、形成毛泽东和平思想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和平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为凝聚全国抗战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思想指导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和平思想,是基于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而阐发形成的,是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抗战需要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争的科学认知和阐述,使人们认清了战争的根源和性质,确立了以革命的反压迫的正义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的正确立场,明确了在强虏肆虐的情况下,要想享有和平的生活,必须奋起斗争才能获得。特别是针对日寇猖狂侵华的行径,毛泽东发出了为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战的号召,使人们明确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发展前景,极大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决心和斗志。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力促停止国共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团结御敌的思想和方略,为了避免抗战误入歧途或半途而废,毛泽东对各种“假和平”阴谋所进行的揭露和抨击,都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毛泽东和平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取得。

  (二)为确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全面抗战的初期,毛泽东就指明了这场战争的发展前途,提出了“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的号召;在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目标指向。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侵掠欺凌的民族耻辱,为捍卫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重,为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打下了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消极抗日,压制民主,还时常挑起反共摩擦,越来越不得人心,其政治统治开始衰落。中国共产党则坚持积极正确的抗战路线,始终发挥着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也由弱到强,迅猛发展,得到了全国人民广泛的信赖和拥护。所以,当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性抉择时,中国人民必然会坚决反对和摒弃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而坚定拥护和支持共产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创建“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于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和平思想,便必然地发展升华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实施的基础上,又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由此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现时期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我们应倍加珍惜,始终不渝地践行。

  (三)为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中国化开辟了历史进路

  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是寓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子系统。这一理论子系统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是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只有通过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实践活动才能体现和发挥出来。就此,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40]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演进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对其进行阐发,逐渐形成了对和平的内涵、实质及意义的科学认知,明确了我们“要争取什么样的和平”以及“怎样去争取和平”的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由思想形态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践形态。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中国面临的一个又一个争取和维护和平的难题,又根据实际发展要求,提出了一些正确而有效的和平观点和方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G].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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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夏征难.毛泽东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新诠[J].党的文献,2006,(2).

  [5][8][9][11][17][30][31][32][34][37][38][40]毛泽东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9-480,475-476,582,547,474-476,608,717-718,722,373,572-573,571,53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4.

  [18]齐涛.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278.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68.

  [20][39]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3,804.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10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1-522.

  [22][23][24][25][27][33]毛泽东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6,424,432,458-459,488,485-486.

  [35][36]毛泽东文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150,19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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