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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2020-6-5 23: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582| 评论: 0|原作者: 孙文沛 阮一帆|来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 围绕二战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德国二战罪责的重新评价所展开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已经超越了历史书写风格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的历史编纂思想,其言论在德国政界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反映了二战后少数德国人的政治图谋



围绕二战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德国二战罪责的重新评价所展开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已经超越了历史书写风格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的历史编纂思想,其言论在德国政界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反映了二战后少数德国人的政治图谋

  “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作为一种历史书写风格由来已久,它通过对历史记录——历史事件的始末、影响、证据以及历史参与者的动机和决定等——的重新诠释,推翻某一在学术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已经得到公认且流行的历史观点,并用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从而赢得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释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出现在德国(本文“战后德国”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所指德国不含1949—1990年的民主德国)知识界,围绕二战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德国二战罪责的重新评价所展开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已经超越了历史书写风格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的历史编纂思想,其言论在德国政界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反映了二战后少数德国人的政治图谋,值得深入关注和探究。

  一、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回顾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1.颠覆二战历史逻辑的“旧历史修正主义”

  “冷战”时兴起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的德国“旧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颠覆二战历史逻辑,重新解释二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通过淡化、相对化纳粹罪行(特别是“犹太人大屠杀”)来淡化甚至否认德国对二战应该承担的罪责。

  右翼历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堪称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的“旗手”和“教父”。他在196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及其时代》中就表现出淡化纳粹罪行的历史书写倾向。通过比较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现象,诺尔特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否认其具有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的属性。诺尔特在1979年出版的《什么是国民》中提出,“大屠杀”是“反共产主义的极端暴力”,是希特勒的预防性措施。1980年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以下简称《汇报》)发表《历史传说和修正主义之间》一文,提出不能只从胜利者角度考察和书写二战历史,也不能只听受害者的一面之词。

  纽伦堡大学教授赫尔穆特·迪瓦尔特(Hellmut Diwald)在1978年出版的《德国人的历史》一书认为,“大屠杀”被有意地误导、欺骗、夸大,以“彻底剥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利”。党卫队首领希姆莱曾寻求降低死亡率,将犹太人迁移到东部地区而非蓄意谋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规模死亡,是因为那里关押的囚犯丧失了劳动能力。迪瓦尔特很明显是在极力淡化“大屠杀”。

  诺尔特和迪瓦尔特对二战历史的修正在德国学界收获了一批拥趸,最终引发了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这场争论也成为德国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首次集体亮相。

  1986年春,科隆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出版《双重毁灭:德意志帝国的分裂和欧洲犹太人的末日》一书,将犹太人大屠杀和二战末期东部德国居民被驱逐视为两场同等性质的浩劫,并认为这种驱逐和屠杀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不应该过分强调大屠杀而忽视德国人遭受的灾难,整个欧洲都是1945年的输家。同年4月25日,纽伦堡大学教授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在《汇报》发表《无史之国的历史》一文,认为应该积极评价德国历史来树立民族自豪感,而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纳粹历史。缺少引以为傲的过去“正在严重损害国家的政治文化”,促进德国人积极看待德国历史是“道德上合法和政治上必要”的。6月6日,诺尔特在《汇报》发表《不愿过去的过去》,认为联邦德国社会主流历史观中过分强调德国人背负的“集体罪责”,已经固化成一种政治立场,妨碍了对纳粹历史的理性研究,让纳粹历史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诺尔特认为,20年代苏联劳改营是纳粹种族屠杀“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前奏”,古拉格劳改营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思想事实上是一种防御性思想。1987年,诺尔特出版《欧洲内战1917—1945》,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总体历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相继出现在欧洲,纳粹主义是受到威胁的欧洲中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绝望回应”和“过度反应”,双方的仇恨导致了“欧洲内战”。他还认为,如果十月革命后欧洲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一极,那么德国必将是这个新的“欧洲合众国”的核心。如果德国在三十年代继续遵守《凡尔赛条约》解除军备的话,很快就会被苏联攻灭,“欧洲合众国”的希望就不复存在了。经过这一番颠倒是非的逻辑重构,纳粹德国挑起二战俨然是背负整个欧洲命运、向黑暗势力的一次抗争,这一行为变得合情合理而且令人同情。

  诺尔特惊世骇俗的言论招致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强烈反击,后者于1986年7月11日在《时代周报》发表《一种损害赔偿方式:德国现代史书写中的辩护倾向》,对诺尔特等人的动机、方法论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哈贝马斯指出,奥斯威辛作为“终极之恶”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对其进行任何相对化尝试都是不允许的。而诺尔特却将对犹太人的屠杀说成“毒气致死的技术过程”,将奥斯威辛的意义美化为“(杀人)技术模式上的革新”。诺尔特以“哲学式历史书写”的方式玩弄修正主义的把戏,其“因果关系论”纯属臆想,目的是“摆脱过去的负担,愉快地保持道德中立”。诺尔特等人通过鼓吹德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欧洲中心”地位来煽动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并传播一个能够培养民族共识的历史图景。然而,“魔鬼就隐藏在细节之中”,联邦德国二战后重新融入西方政治文化是通过克服“欧洲中心”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否认大屠杀的罪责、召唤民族身份将会破坏“德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可靠基础”。

  同年10月7日,哈贝马斯再次发文《论历史学的公用:联邦德国的官方自我认同破裂》,提醒在思想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任由历史修正主义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要高度警惕诺尔特将修正主义的历史论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而不是学术期刊上。他指出,学术争论向公共领域的传播,会把历史学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危险工具。“这不是波普尔与阿多诺的区别,也不是学术歧见问题或者价值判断自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公用问题……学术研究的结果首先必须经过中介和各种媒介的闸门,通过参与者的视角,才能进入传承传统的公共河流中。”奥斯威辛之后,德国人只有传承经过严格审视的优秀历史传统,才能建立正确的民族自我认知。

  “历史学家之争”是一场完全公开的争论,其内容在报纸上迅速传播,吸引了一批历史学和临近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发表《新的历史意识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对化》,指出早在苏联“大清洗”之前,“反犹主义”和根除犹太人的想法就已在德国社会长期流行。因此,所谓古拉格和奥斯威辛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在方法论上站不住脚,其假设和结论也是荒诞的。诺尔特在希特勒的思维体系中构建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转移了屠杀犹太人的主力——国防军将领和德国官僚的决定性责任。

  1994年,德国联邦议院修订《刑法典》第130条,将公开否认或辩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归类为“煽动罪”(Volksverhetzung)。“任何人在公共场合赞成、美化或辩护纳粹暴政,从而损害受害者尊严、扰乱公共和平,将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在学者和法律的双重阻击下,颠覆二战历史逻辑的“旧历史修正主义”逐渐衰微。

  2.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

  两德统一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1940—1945年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Bombenkrieg)历史开始升温,并逐步成为德国知识界的热点问题。在此语境下兴起的德国“新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从“受害者”角度对“大轰炸”历史进行批判性书写,认为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是道德上的暴行、法律上的犯罪,通过强调德国平民所受的苦难来淡化、相对化甚至否定纳粹罪行。

  1999年,旅居英国的德国作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Winfried Georg Maximilian Sebald)出版《空战与文学》(Luftkrieg und Literatur)一书,成为“大轰炸”讨论的重要催化剂。泽巴尔德认为,战后德国社会对“大轰炸”记忆始终保持沉默,几乎没有历史或文学作品涉及这一主题,“大轰炸”在德国集体意识中似乎没有留下痛苦的痕迹,这是不合常理的。

  2002年,柏林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以下简称《大火》)一书,以令人震惊的修正主义方式回应了“泽巴尔德之问”:丘吉尔处心积虑彻底毁灭德国,是“大轰炸”的煽动者和执行者,是同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分子一样的“战犯”;1944年后纳粹德国的空中防御已经崩溃,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纯属报复性的残害平民行为,属于明显的“战争犯罪”;盟军空袭和德军空袭在道德层面存在区别,盟国空军赢得空战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擦除”德国城市,而德国空军仍然是“地面支援的战术武器”;德国是近代欧洲的文化中心,英美盟军试图通过空袭对德国人进行“文化灭绝”,进而消灭欧洲文化的精髓。作者将英美轰炸机飞行员比作纳粹搜捕和处决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使用“灭绝”(Ausrottung或Vernichtung)这样专指“大屠杀”的术语来形容“大轰炸”的后果。《大火》在客观上“制造”了这样的结论:“大轰炸”等同于“大屠杀”,盟军空袭和纳粹罪行之间存在一种“平衡”(Aufrechnung);二战双方都在进行“灭绝战争”,大屠杀只是现代“灭绝战争”的“一个例子”。

  在书写方法上,《大火》体现了去语境化和本土化的特点,而且叙事风格近似于文学而非史学。作者专注于“大轰炸”事件及其背后的英国战略,旨在还原一段“失落的记忆”。作为历史背景,《大火》只描绘了被轰炸城市(如德累斯顿)长达数百年的文化历史,几乎没有展示二战的更广泛背景,比如德国对他国的侵略、“大轰炸”是英美“总体战”的一部分等。

  《大火》问世后,德国知识界对其褒贬不一。作家科拉·斯特凡(CoraStephan)称其为一首“献给死者的赞美诗”,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找到了适合描述“大轰炸”的语言和风格。曾在“历史学家之争”中严厉批判诺尔特将纳粹罪行相对化的历史学家汉斯·蒙森此时却称赞弗里德里希突破了德国文化记忆中的一个禁区,帮助“大轰炸”回归到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则批判《大火》的话语过于情绪化,旨在制造一种新的“受害者崇拜”(Opferkult)。历史学家拉尔夫·布兰克(Ralf Blank)批评《大火》缺乏学术严谨性,没有查阅原始档案,而是依据德国和英国的二手文献得出充满漏洞的结论。

  《大火》的出版进一步带动了“受害者”情绪的升温。2004年,军事史学家罗尔夫·迪特尔·米勒(Rolf Dieter Müller)出版《空战1939—1945》,他认为英国并没有试图炸死希特勒,而是计划对柏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向德国民众施加压力。“轰炸判处了柏林平民的死刑,而不是希特勒。”2007年,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教授洛塔尔·弗里策(Lothar Fritze)出版《空袭恐怖的道德》,认为德军对华沙、鹿特丹和考文垂的轰炸与盟国对德“大轰炸”在合法性上有本质区别,前者没有违反国际法,后者轰炸平民违反了国际法。盟军不仅“宣布全体德国人民为敌人,从小孩到妇女”,而且以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思维方式,“把敌政府同它所统治的人民联系起来”,把敌国当作“同质的一体”,并企图摧毁它。美英政府强调“大轰炸”的正义性,是为了给二战后的历次空袭行动提供合法性的源泉,例如,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平民的轰炸。

  当德国学术界陷入“受害者”争论难以自拔时,德国政府充当了历史争论的仲裁者。2005年,时任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德累斯顿空袭6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战争结束60年后,我们看到一些人企图滥用人民的痛苦,伪造历史的联系,甚至否认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我们将竭尽所能反对这些重新解读历史的尝试,我们不允许因果颠倒,不能把罪行和痛苦互相抵消。”2010年,德累斯顿市政府向公众发布《历史委员会对1945年2月13日至15日德累斯顿空袭的最终报告》,确定空袭遇难人数约25000人,盟军飞行员没有对居民进行低空飞行射击,空袭时并不存在数十万难民停留于德累斯顿。该报告有力回击了历史修正主义者对“大轰炸”后果的夸大和“受害者”角色的滥用。

  3.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对德国的影响

  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对民族罪行的相对化处理、“受害者”的自我设定以及隐藏的政治动机,决定了它必将越过学术的边界,向德国民众渗透以获取支持。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对战后德国学术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学术层面,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以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倡导下,从传统史学演化而来的历史科学最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那时起,凭借坚实的史料、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使用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共识。然而,二战后兴起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冲击并消解了这一共识。历史修正主义者按照解构主义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削弱主流历史学家的话语权力,并且凭借对政治口号的滥用,无限扩大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可以预见,在新兴的互联网时代,随着主流历史学家话语权力的日趋分散和人群中历史认知的日益多样化,历史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现象仍将在德国长期存在。

  在政治层面,历史修正主义者致力于重新解释关键历史事件、挑战大是大非的历史结论,为一些右翼政客的极端言论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对当前德国政治右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历史修正主义已成为德国极右翼政党和团体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就公开表示:“奥斯威辛作为一种标志摧毁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所有涉及纳粹的东西都变得不可言说,我们扪心自问,还能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大声说出民族自豪感吗?”2017年1月,选择党图林根州领导人比约恩·赫克宣称,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是一种“耻辱”,“德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把一座耻辱纪念馆建在首都中心地带的国家,我们需要对历史纪念政策进行180度的改变”。极右翼政客纷纷为历史修正主义张目,更加速了这一思潮在民众中的传播。

  其次,德国知识界和民众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接受度和宽容度日益提升。值得注意的是,1986—1987年德国知识界在“历史学家之争”中表现出的敏感程度和论战氛围在2002年《大火》出版后不复存在。在称赞和批评的声音之外,《大火》的价值更多地被德国知识界视为开创了一个将“大轰炸”作为公开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汉斯·蒙森等早期左派学者在批判弗里德里希的某些风格(比如“语言脱轨”)和观点的同时,承认他在全面描述空战方面所做的努力,认为他对德国平民的苦难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这说明,左派学者面临“大轰炸”叙事的时候,民族情感同样难以割舍,很难将学术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大火》还点燃了德国媒体和民众对二战空战的关注热情,关于“大轰炸”的纪录片、文学作品、电影和展览大量出现,亲历者叙述和情绪化的叙事风格吸引了大量观众。以《青年自由报》为代表的新兴右翼媒体在互联网上极力宣扬“炸弹屠杀”(Bomben-Holocaust),强调“受害者”角色的悲惨叙事俘获了大批年轻民众。

  二、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布什政府曾给一些反战人士扣上“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说,“对过去的解释会随着新证据的变化而变化,对证据提出新的问题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新的观点。历史学家对于理解过去的无休止的追求——也就是‘修正主义’——使历史变得至关重要和有意义”。他对历史修正主义的理解在当今西方学界颇具代表性:历史修正主义者使用新数据、新技术得出新结论,比如秘密档案的解禁、DNA检测技术的应用,从而还原了“历史真相”。但是,诺尔特、弗里德里希等人修正二战历史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原因。

  1.学术层面: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异变

  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在方法与风格上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引领的后现代主义史学(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就是以一种全面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学领域。他们批判传统史学中强调历史整体性、连续性的“宏大叙事”格局,主张发展碎片化的“微观史学”。一方面,对传统史学中历史知识客观性的质疑和挑战,既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发点,又是它的杀手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主张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对以往的历史纪录进行大规模修正,进而实现对历史的重构。与传统史学相比,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因而失去或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求真”和“镜鉴”功能。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的琐碎化和风格的多样化,虽然能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历史体验,但并不能建构一种与传统史学相匹敌的理论体系、一种能够取而代之的史学观。

  其实,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也是符合后现代主义史学上述三项重要特征的: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只解构不建构、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诺尔特等人认为传统史学有三个致命缺陷:历史记载的不完整性、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性。事实上,诺尔特和弗里德里希修正出的二战历史图景漏洞百出,无法建构一种令人信服的二战史观。而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全面转向对二战军事史、文化史乃至生活史的修正。也就是说,在“解构主义”“厚描述”“语言学转向”等史学观念风靡一时的背景下,诺尔特等人大胆借用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方法,后者也为诺尔特等人提供了避风港和遮羞布。

  然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历史修正主义追求的目标却是截然不同的。以“犹太人大屠杀”为例,后现代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将其归因为现代文明充分发展必然产生的“副作用”,而同时期的诺尔特将其归因于德国对布尔什维克“阶级屠杀”的恐惧和回应。表面的学术歧见掩盖了双方的目的差别:前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反思“大屠杀”,后者是为德国转移、推脱“大屠杀”中的责任。

  而讽刺的是,以福柯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者在最初就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可能对“大屠杀”带来不利影响——怀疑“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故事情节”甚至真实性,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温和的立场”对待主流的“大屠杀”历史观点,不愿让自己和否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有任何关联。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此,它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愈发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正常轨道,成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异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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