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2.国家层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新右派”

　　1968年，对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悲观情绪酝酿成为一场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风暴。学生运动成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同时也划清了联邦德国自由主义左派与保守主义右派的界线。从“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到“克服过去”(Verangenheitsbewaltigung),对德国二战罪责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学生运动中崛起的自由主义左派开始掌控二战历史解读的话语权，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否定和批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成为联邦德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与施密特政府将联邦德国的历史合法性定义为“自由运动”(Freiheitsbewegung)——从德国的雅各宾派到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将1871年统一的俾斯麦帝国和纳粹德国联系起来加以否定，将德国的分裂视为对纳粹罪行的合理惩罚，认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因此承认民主德国并推行“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右派先后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丧失了话语权。

　　然而，陷入困境的右派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聚集，形成了“新右派”(Neue Rechte)知识分子团体。这一团体具有以下特征：支持基民盟、自民党等右翼政党，拥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希望借由所谓“右派葛兰西主义”来反制左派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的优势，“以右派的知识霸权取代左派的知识霸权”，从而夺取话语权，影响社会，操纵国家发展方向。民族主义是“新右派”的重要精神动力，他们反制左派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民族历史。作为“新右派”中的急先锋，诺尔特、希尔格鲁伯、弗里德里希等人修正二战历史的逻辑起点不约而同：德国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意识，“恢复历史”是民族自信的前提条件。

　　1982年，以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为首的基民盟——基社盟上台执政，联邦政府的二战历史政策开始右转。科尔急于使联邦德国摆脱纳粹历史的阴影，提出以“正常化”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引导年轻一代德国人重塑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他要求德国人必须“再发现”他们的历史意识，才能认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真实特质。德国人不必总是纠结于自我反省，全世界终将认识到德国历史中的积极面。就是在这种历史观支配下，才发生了1985年科尔邀请美国总统里根参观党卫军公墓的政治丑闻。

　　1990年，两德实现统一。这一变化一方面严重削弱了德国左派的解释权和道德自信，另一方面大大刺激了右派对民族新认同的渴望和“大国心态”的复苏。此后，科尔多次在公开演讲中使用“我的祖国”(Mein Vaterland)这一饱含国家主义色彩的纳粹时代常用语，并执着地希望德国引领欧洲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1993年，科尔在演讲中把德国人和其他民族并称为二战“受害者”。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右翼政治家修正历史的冲动，导致科尔执政的16年成为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迎合政府心意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得到了官方各种隐蔽或公开的支持——放任“学术自由”、委任政府顾问、给予奖励资助等。为“去纳粹化”摇旗呐喊的施蒂默尔曾长期担任科尔的顾问和写稿人，历史修正主义“教父”诺尔特在2000年获得“德国基金会”颁发的“康拉德·阿登纳”奖，以表彰他为纳粹历史研究所做的“贡献”。

　　两德统一和“冷战”结束还给德国社会的二战历史记忆制造了新的话题，一些记忆禁区不复存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莫勒(Robert G. Moeller)评论说，“一旦柏林墙倒塌，德国人就有可能反思所有德国人所遭受的苦难，重新审视其历史中属于冷战优先事项的部分”。空中战争，特别是德累斯顿作为“记忆之地”，为德国人的记忆转移和情感共鸣提供了潜在的基础。科尔很早就意识到德累斯顿有可能成为德国联合记忆的象征，他在1989年12月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向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献上花圈。20世纪90年代，德累斯顿迅速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记忆场所和所谓“德国苦难”的终极象征。从1998年起，在一年一度的“大轰炸”纪念活动中，德国右翼极端政党和团体聚集德累斯顿，频繁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宣传反西方(近年成为反难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德累斯顿在国家记忆中的地位跃升，为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语境和动力。

　　3.国际层面：重写二战历史的价值与氛围

　　为什么不仅在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都选择重写二战历史来推动本国、本民族的“正常化”?这并非巧合。二战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它既是一部战争史，又是一部犯罪史，具有高度的现实政治敏感性。首先，二战的性质有别于此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20世纪现代文明误入歧途之后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总较量，而且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因此，各参战国的二战历史书写都涉及对本国的道德评价问题，没有哪个大国的历史学家能对二战历史进行“作壁上观”式的点评。其次，二战中的雅尔塔会议确立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各国地位的分配，对二战历史的颠覆式修正就有可能动摇或重建某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最后，二战的冲击使很多参战国在战时出现了傀儡政权，对外力推动建立的傀儡政权及其领导人的重新评价(以美化居多)，能够从源头上消解其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典型代表就是法国)。二战的特殊性衍生出重写二战历史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对那些因二战中的侵略、屠杀而陷入道德困境的国家以及希望重构国内国际政治秩序的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诱惑。

　　对德国这样的战败国来说，重写二战历史不仅是在道德层面为德意志民族开脱，还隐含了“新右派”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不满，希望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全球定位。正如诺尔特在1974年出版的《德国与冷战》一书中展示的政治倾向——德国人应该回归第二帝国的价值观来摆脱成为美国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战场的命运，德国应该跳出冷战思维的束缚成为第三强国。然而，诺尔特引领的“旧历史修正主义”对二战历史逻辑的生硬颠覆很难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同。相比而言，“新历史修正主义”强调德国平民的“大轰炸受害者”角色，通过揭露盟军的“过失”甚至“犯罪”来扯平德国在二战犯下的罪恶和承受的痛苦，进而宣扬一种反西方(美英)的政治主张，已经在国际上收获了不少同情和支持。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积极推动重写二战尤其是苏德战争史，从而消解苏联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削弱俄罗斯民族的道德价值。1990年，逃亡英国的苏联外交官维克多·苏沃洛夫(Viktor Suvorov)出版全面颠覆二战历史的《破冰船：谁挑起了二战》，称斯大林有意扶植希特勒充当苏联全面占领欧洲的“破冰船”(Icebreaker)，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保障了希特勒在欧洲的行动自由，最终引发了二战。苏联计划在1941年进攻德国，却被德国先发制人，因此在战争初期遭遇惨败。该书在苏联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欲灭其国先乱其史”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围绕二战历史频频向俄罗斯发难。欧洲议会将每年8月23日命名为“欧洲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波兰领导人诬称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士兵来自乌克兰而非俄罗斯，进而质疑莫斯科举办二战纪念活动的权利。对二战历史的颠覆式修正充当了西方国家挤压俄罗斯的工具，也成为冷战思维在文化领域的延续。这种刻意营造的氛围，也给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三、德国应对历史修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历史修正主义并非德国或西方独有，当下中国同样存在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帜肆意篡改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当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目标、程度及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也具有相同之处。

　　首先，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目标定位不同。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力图通过对本国“罪恶”历史的再书写来重振所谓的德意志民族自豪感，并进一步重建德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虚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推动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带有明确的颠覆动机。

　　(2)“修正”“虚无”的程度不同。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侧重于运用新的解释框架，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重新书写和评价，努力维护德国所谓的“核心利益”;我国历史虚无主义除了碎片化的历史修改，还倾向于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党史、国史、军史，诋毁抹黑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对已有公论的负面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评价。

　　(3)产生的影响不同。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主要是一种学术思潮，通过学术话语向社会传播，对右翼政党产生影响，推动了德国政治的右转;我国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一股社会思潮，近年来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导致历史价值观混乱、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的严重后果，如果对其听之任之，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造成危害。

　　其次，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我国历史虚无主义也具有相同之处：(1)都是经济巨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是德国历史修正主义的宏观经济动因。德国在经济上再度崛起，自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表现。苏联解体、俄国削弱，其在二战历史上的地位必然受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对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进行否定的错误思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2)都是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历史再书写。两者都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但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都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两者都是意图通过对关键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反传统”“解构式”重新书写，侵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历史话语权。

　　(3)都存在反科学性。这也是两者政治导向本质的必然逻辑结果。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我国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上的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政治动机预设命题，按图索骥式地选取使用史料，聚焦且有意放大具体细节，注重并夸大心理分析的作用等。这就导致两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呈现出碎片化、微观化特征，注定缺乏客观公正，无法深刻揭示历史客观规律。

　　德国政府、学术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反制，对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学术界要自觉引领社会思潮。诺尔特等人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就是，争论超越了历史学界的藩篱，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若干知名思想家积极参与进来，以强有力的批判对历史修正主义进行了及时阻击。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甚嚣尘上，我国历史学家应该走出书斋，积极接触社会公众并向其传播正确历史观点。只有当主流历史观点相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具备更好的流通性和可读性，才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情况的发生。此外，既然历史虚无主义是带有政治动机和群体效应的历史编纂思想，对它的批判就应当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多个角度进行，这就需要人文领域学者的广泛交流和参与。

　　第二，从立法高度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哈贝马斯从“历史学研究的公共性”角度批判诺尔特的鲁莽和冒进，这提示我们，让各种历史修正主义言论不加过滤地传播到公共空间是非常危险的。政府应该为此类言论划出红线——哪些涉及大是大非、已有公论的关键历史事件是不容重新解释或评价的。目前，欧洲已有16个国家立法禁止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相关审判有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案、厄恩斯特·祖德尔(Ernst Zündel)案等。其法理依据在于“事实”与“见解”的差异。基于事实表述的“见解”是主观的，其正确与否无从判断，受到言论自由条款的完全保护;但事实表述是客观的，错误的事实“对宪法保护的见解形成无所贡献”，因此“错误的信息并不构成任何值得保护的利益”，不在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纳粹大屠杀不存在”是一个伪造出的错误事实，要受到《刑法典》的追责。这启示我们，在历史修正主义或虚无主义的问题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度在我国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形成法律威慑效应，使法律成为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利器。

　　第三，充分发挥课堂历史教育主渠道作用。尽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德国特定历史阶段甚嚣尘上，但其一直是作为社会亚政治文化的样态存在，并始终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警惕与批判。德国政府从“通过课堂教学批判纳粹主义”，“依靠教育防止灾难重演”的国家战略层面来建设学校历史教育体系，最终引领主流社会形成了正确的“二战史观”。这是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无法克服的“压倒性优势”。同样，面对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学校的思政课堂历史教育的有效性。学校要提高政治站位，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抓好课堂历史教育。历史教育要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好“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关键问题，坚持传导正确历史观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相结合，做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彻底的思想理论、真理的强大力量讲好历史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

　　参考文献：

　　[1]邓卓明：《社会思潮专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3]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4]符妹、李振：《欧洲新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悖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5]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孙文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阮一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