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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2020-6-7 23:4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94| 评论: 0|原作者: 张素华|来自: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摘要: 《年谱》内容丰富, 材料扎实, 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站在此书之上, 再向外张望, 向外拓展, 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他那个时代, 会有很多新收获。评说毛泽东, 若不读此书, 有缺陷是无疑的了。
《年谱》内容丰富, 材料扎实, 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站在此书之上, 再向外张望, 向外拓展, 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他那个时代, 会有很多新收获。评说毛泽东, 若不读此书, 有缺陷是无疑的了。

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 (以下简称《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终于在201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面世。这是一部记录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直到去世27年间的既丰富复杂又曲折多变的历史的著作, 是一部史料非常翔实且花了大力气、下了真功夫的著作。2003年, 龚育之评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1976) 》 (以下简称《毛传》) 说:“要研究毛泽东同志, 就不能不读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论, 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 然而, 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 就不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 否则, 对毛泽东同志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 这一评价, 对《年谱》也是非常适用的。《毛传》和《年谱》可以称为姊妹篇, 它们体例不同, 各有所长。在史料方面, 《年谱》大大丰富了《毛传》, 《毛传》受自身所设专题的限制, 加之行文简约等, 有很多资料不能引用, 《年谱》则可以不受这类限制而按时间顺序大量地加以记述, 这便是《年谱》的长处。人们要研究毛泽东,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 无视或绕过这部《年谱》就是更有缺陷的了。以下总结《毛泽东年谱》的编撰特点, 结合若干案例, 分析其史料价值和主要看点, 揭示研读中央领导人年谱所具有的互证互补的作用。

一、《年谱》的编撰特点

小编有幸参加了《年谱》的撰写和通读工作。这期间, 逄先知、冯蕙对《年谱》的编撰工作, 要求非常严格, 态度十分认真。逄先知在《年谱》书稿统改一遍的基础上, 又主持通读工作近6年之久, 一字一字地通读把关。整个《年谱》的编撰, 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资料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二是系统性、完整性、可读性的统一。

在资料性方面, 千方百计把反映毛泽东建国以后27年间生平思想活动的材料找全, 尤其是重要思想和大的活动不能遗漏。查找的范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档案材料, 这是最主要的。包括中央档案馆提供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全部档案, 中央军委档案馆、各省档案馆、一些中央部委档案处的有关档案, 还有俄罗斯档案、当年的报刊等。在查阅档案时, 除了毛泽东的档案,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档案, 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记录、做出的各项决议等, 都必须看。总之就是要做到查阅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档案。二是抢救活材料, 包括访问当事人、搜集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三是地方出版的毛泽东在各省活动的书籍, 如《毛泽东在湖北》《毛泽东与浙江》《毛泽东与山东》等。四是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及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已经出版的传记、年谱等要广泛涉猎。按照《年谱》的编写原则, 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活动, 要按年月日顺序一一记载;对其文稿“不论是已经公开发表的, 还是没有公开发表的, 根据文稿的内容, 有的全文收入, 有的摘要收入。正确的、错误的、正确与错误交叉的都选。不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话, 一般不作转述或概括, 保持毛泽东的原意和语言风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比较充分全面地反映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和活动, 为读者学习、了解并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提供丰富的资料。

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在权威性方面, 要求在撰写每一个条目时, 首先以档案材料、当时发表的文字、一些当事人的日记等为依据。即使是档案材料, 也要注意辨别版本的权威性和时间的准确性。对毛泽东的讲话, 优先采用录音稿或速记稿, 无录音稿或速记稿, 则用一般的记录或追记的稿子。如果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 则以毛泽东的定稿为准。对于有几个记录稿的讲话, 便选择记录相对完善的稿本, 其他作为参考补充。其次, 使用访问材料和回忆材料要特别慎重。有些回忆材料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随着时间的久远, 又往往产生误记。因此在使用回忆材料时, 还要注意考证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个别转述的材料也可以采用, 但必须是听当事人讲的或是依据档案材料记述的, 即使如此, 也必须考证其是否符合当时的情景, 是否与我们掌握的档案材料相吻合。再次, 对一些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出行的材料如《毛泽东在湖北》《毛泽东与浙江》《毛泽东在上海》《毛泽东与山东》等, 可作为参考, 通过考证认为可信的, 才上条目。总之, 《年谱》记述的每一个条目, 都以一丝不苟的精神, 做到落笔有据, 使《年谱》真正成为一部信史。

在学术性方面, 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 不断加强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对毛泽东一些重要思想认识、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 尽量根据材料梳理清楚, 同时注意了解学界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其他有关毛泽东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人们关注的一些事情, 查找材料然后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以毛泽东谈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的问题为例, 《年谱》编写者针对学界的质疑, 查阅了很多材料, 也访问了一些有关当事人。所谓“血雨腥风”中交班的一大段话, 没有权威材料根据, 更没有文字根据。讲两件大事的唯一权威根据, 是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两句话: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 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 把蒋介石赶到台湾, 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谱》编写者在条目中引用了这两句话, 同时将“血雨腥风”那一大段话写到了注释里。

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再如《毛泽东传》出版后, 有读者针对1967年2月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江青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事指出, 《毛泽东传》说毛泽东开始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 待文章写好后才交给他看,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 毛泽东对此有两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在其后不久, 他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为了弄清这一情况, 《年谱》编写者反复查阅档案, 终于找到了出处:后一种说法, 是毛在另一次会见外宾时讲的。于是, 这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 都写入了《年谱》。

再如1957年4~5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5月25日, 毛泽东同伏罗希洛夫有一个谈话, 其中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涉及由整风到反右的变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谈话。但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掌握这个谈话内容。编写组通过到中央档案馆查找, 真的找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过去看起来好像问题都解决了, 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他们也都赞成, 在政治上也以为没有问题了, 跟共产党走了, 方向是社会主义, 不是资本主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重要谈话最终也收入了《年谱》。

编写者还注重反映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系统性、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的完整性, 同时兼顾毛泽东语言风格的生动性, 使《年谱》既有丰富的史料, 又生动活泼好看, 有相当的可读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按年月日记载毛泽东所见、所闻的各种事情, 所思、所感、所说、所写的思想历程, 所作、所为的决策情况以及参加的活动、人际交往等。事情小到毛泽东今天游泳了、外出了、看什么书、找人谈话或某人来了, 大到毛泽东今天召开什么会议、做出什么重要决策等, 都是按日期先后甚至每一天的时间先后进行全面、具体、翔实的记载, 为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建国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系统的材料。

其二, 撰写条目时, 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和毛泽东的重要决策, 注意首尾的相互照应, 以实现完整性, 使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的了解。如对中共八大的前前后后, 1957年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修改过程, 1957年从党内整风到反右的转变, 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等几次中央会议的纠“左”, 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反复, 庐山会议中、会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行动, 1960年发现经济困难后的再纠“左”以及调整的情况, 1962年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 “四清”运动从发动到逐渐放弃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曲曲折折的情况等, 均有详细的记载, 并有不少新材料。当然, 因为受材料的限制, 也有不少事情交代得不清楚, 只好阙如。如1965年12月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会前毛泽东亲拟名单, 通知中央领导人和一些相关人士到上海开会, 但会议究竟是怎么开的, 毛泽东在会上讲些什么, 《年谱》编写者没有找到文字记录。

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其三, 对毛泽东的不少谈话都采取对话的形式加以记录,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尽量避免那种干巴巴、缺少生气的文风, 拉近了谱主与读者的距离。为了避免使读者只见骨头不见肉, 编写者突破一般年谱的写法, 对于一些重要条目写得比较长, 最长者达2000多字, 以求比较详实地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状况。为帮助读者理解正文, 有的条目还适当地写进一些背景材料, 加一些注释等。  因为按日按时记载毛泽东的活动, 又注意生动活泼、好看好读, 这部《年谱》既有类似起居录的形式, 又有思想史的内容, 系统地读下来, 毛泽东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思想脉络乃至他的喜怒哀乐都会跃然纸上, 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目前来看, 不仅编者有这样的感觉, 不少读者也表示了同样的感受。

总之, 仔细通读《年谱》, 再以《年谱》为线索去查找相关的材料或采访相关的人士等, 对于廓清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 对于考察毛泽东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对于弄清毛泽东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列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分析判断世界局势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 以及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了解和评价毛泽东主政的27年历史等, 无疑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小编在此举几个例子加以简单说明。

例一: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发现人民公社存在问题、准备纠“左”的?细读《年谱》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线索:1958年10月2日, 毛泽东同6个国家的外宾谈话谈到“大跃进”问题时, 还充满信心, 表示99%地相信用三年时间可以初步改变农村面貌, 并介绍了他相信的思想过程。一直到10月17日, 他的话虽然没有这样讲, 但可以看出这一看法基本没有改变。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呢?《年谱》10月10日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记载:“晚上, 同李先念谈话。”《年谱》没有记载谈话的内容。经查《李先念年谱》, 可以看到李先念在10月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 公社包多了, 现在农村没菜吃, 到城里买菜, 这个问题很严重;还谈了因为县里统一调配, 造成商品经济大大缩小, 收不到税;等等。由此判断, 李先念同毛泽东的谈话很可能涉及这一问题, 使毛泽东第一次感到公社化出现了问题。10月16日, 毛泽东听取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该县实现全民所有制情况, 对徐水的情况提出质疑说:你的机械化、生产能力都不如鞍钢, 产品也不能由国家调拨, 叫什么全民所有制呢?10月17日, 他又听取了河北省委包括张国忠等人关于徐水县情况的汇报。他越来越感觉不踏实, 于是派刘子厚带领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到徐水县调查。10月18日, 又派陈伯达、张春桥到河南调查。10月21日, 刘子厚等从徐水回来向毛泽东汇报, 说徐水假报产量, 干部作风严重脱离群众, 有捆人、打人事情发生。毛泽东当即提出, 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苦战三年, 才搞了一年嘛, 要搞百把年, 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这一天的谈话很重要, 《年谱》上了2000字, 都是根据原始谈话记录写的。10月23日, 毛泽东在全力关注金门问题的同时, 写信给陈伯达, 叮嘱他们要调查社、大队、队的各项问题, 并研究遂平县的各项问题。10月26日, 再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河南修武县 (一县一社) 和新乡的七里营公社调查, 并强调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这些情况, 应该说就是毛泽东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背景。

例二:毛泽东是在1960年的什么时候发现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以往人们比较倾向是这年的10月26日, 毛泽东在看完李富春关于信阳情况的报告后发现的。从《年谱》的记载来看, 最早应是因为发现山东问题而开始高度重视的。1960年10月17日, 因山东发现严重饥荒, 毛泽东找曾希圣谈话, 要他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尽快解决山东问题。此后不久, 估计毛泽东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 于10月23日凌晨2点半紧急指示华北、中南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开会讨论农业问题。当天晚上会议正式开始, 陈正人汇报了山东的严重情况等。25日零时10分, 毛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谈河南问题。这表明河南问题被揭开。所以凌晨2时毛泽东又紧急指示:派飞机接东北、西北、西南 (无西藏) 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参加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26日, 看到李富春报送的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后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 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年谱》因不掌握这天下午开会的材料, 所以没有记载开会情况, 但并不妨碍今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因为28日晚上, 毛泽东又召集会议, 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也就是在这期间, 他布置起草中央紧急指示, 清楚陈述中央的农村政策, 坚决制止“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接下来是纠“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这便是第二次纠“左”工作的开始。《年谱》提供的新信息表明:毛泽东最晚在10月23日凌晨已经知晓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问题, 甚至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0月17日请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可以的。

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例三: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意气风发, 十分勤奋与自信, 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他经常召集会议, 不断找人谈话, 听取汇报, 往往是夜以继日。仅以1953年为例, 不算他出席的会议, 仅由他主持召开的会议就达121次。同人谈话, 听取汇报也达上百次, 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到党外人士, 以及亲朋好友、外国宾客等, 谈话的人面很广, 谈得也很认真。1月18日, 毛泽东同刘少奇谈话从零时30分一直到6时, 长达5个半小时。

以上仅举三例说明《年谱》的情况。可以说, 《年谱》编写过程中, 注重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可读性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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