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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与 “一带一路”

2020-6-10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81| 评论: 0|原作者: 陈晋|来自: 《党的文献》

摘要: 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了中国梦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特别是1964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开发得以加速。
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了中国梦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特别是1964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开发得以加速。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国防战备和发展西部这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改革开放后,随着“两个大局”战略构想、西部大开发战略,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近代以来积累的西部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一步步在我们眼前落实。毛泽东等在 50多年前提出和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恰如西部梦想实现途中承上启下的里程碑,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牢牢记住了。

 陈晋: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与 “一带一路”

三线决策:从重点抓手到全局方针

2001年 3月,有位学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大概是位年轻人吧,提笔就把文中的“彭德怀在三线”改为了“彭德怀在三八线”。看来,在他的记忆库存中,搜索不到“三线”这个主题词,觉得是作者出现了笔误。

时光倒退半个世纪,三线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题词。何谓三线?按毛泽东的构想,简单地说,就是东部沿海边疆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带为三线。何谓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把东部沿海的一些工业转移到西部,改善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

正式部署三线建设,是 1964年 5月间的事情。毛泽东作战略决策,一贯特点是善于找抓手,突出重点。搞三线建设,他反复讲四川的攀枝花,即为一例。1964年 5月,毛泽东先后在南京、蚌埠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谈到国防建设时,他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这是正式文献中能够查到的他第一次谈到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毛泽东看重攀枝花,是因为那里有世界藏量数一数二的钒钛铁矿,地理位置也符合要求。为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他紧紧抓住攀枝花钢铁基地不放,还说了一些很富个性色彩的话,来表达急迫心情。

诸如

【“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北京出了问题,有了攀枝花我就不怕了”;“攀钢建设不是钢铁问题,而是战略问题”。】

这些个性化语言产生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在中央决策层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1964年 5月 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方针。他说:

【“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讲到这里,其他与会者纷纷插话。罗瑞卿说:“主席说到西昌开会。”邓小平说:“他说,大家如果不赞成,到成都开会。”周恩来说:“他还问汽车通不通。”彭真说:“一个是到那里开会,一个是把工资拿来搞攀枝花。”李富春说:“是个大家下决心的问题”。在李富春谈到三线工业布局要重视攀枝花时,大家又分别插话。刘少奇说:“现在不着手搞三线,时间来不及了。”邓小平说 :“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多少年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逼着我们先把西南的搞起来。”周恩来说 :“里头有战略问题。”】

三线建设战略就这样在中央决策层形成了共识。

当然,具体落实这个战略部署,则需要理性和客观。对此,毛泽东同样是先拿攀枝花说事。他讲: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要做到不“毛糙”,就需要确立合理的建设方针。毛泽东作决策,抓攀枝花这个重点,是为了推动三线建设这个全局,而三线建设这个全局,又属于“三五”计划这个更大全局中的重点内容。这样一来,要确立合理的三线建设方针,就必须融进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思考,进而触及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有三个观点,非常明确。

一是搞经济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按规律办事。

1964年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要改变计划方法,考虑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为此,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三五”计划要突出“一个屁股”(基础工业)和“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工业),要把屁股坐稳,让两个拳头更加有力。他还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

二是搞经济建设,要打歼灭战,基本建设不能拉得太长,规模上要留有余地。

1964年 11月 26日,毛泽东听李富春汇报攀枝花钢铁基地有六个布点方案,明确表示:在宜宾布点,又没有煤,又没有铁路,还得修内昆铁路,还要疏浚金沙江,宜宾不要搞了。1965年 6月 16日,他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认为盘子太大了,“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五”计划规模,总盘子预计是 800到 900亿元,最后实际计划是 850亿元,比最初设想的 1080亿元少了 230亿。做这样的调整,显然是汲取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具体到三线建设项目如何打好歼灭战,毛泽东还在 1965年 1月 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三是搞经济建设,不能脱离老百姓,必须保障人民生活。

1965年 6月 16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编制和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时,明确讲: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大家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还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稍后提出来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著名口号,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为了落实三线建设战略,中央还成立了西南和西北两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攀枝花建设项目,则由周恩来安排部署,邓小平赴攀枝花决策指导,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具体负责。1966年上半年,国家部委有 43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到四川三线建设工地调研蹲点,大部分人都到了攀枝花。其中就有被毛泽东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彭德怀不愧为军事家,他提出西南三线建设要保“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指攀枝花,一线指成昆和贵昆铁路,一片指六盘水、重庆兵器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从 1964年到 1980年,跨越三个五年计划,一共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 2050亿元,动员 400多万军民参加。一大批三线企业和配套的科研院所,在当时有保密性质,在社会上很少宣传,加上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不太熟悉,或在情理之中。不能责怪那位把“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的编辑,毕竟他还记得时间更久远的抗美援朝战争。

三线建设固然不像抗美援朝那样,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国际国内的局面,但如果把三线建设放到广袤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发展进程中,放到从 19世纪到 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变化中,作前后勾连,它的作用和影响,则别有一番风景。

西部梦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从 1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经认识到,西部能否发展起来,发展得怎么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经略西部,解决东西部地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近代以来已逐步凝结成为一种“西部梦”,成为了中国梦的一部分。

这个梦想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和中华民族应对外来侵略的被动局面联系在一起的。最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学术界。

19世纪中期,以张穆、何秋涛等史家及其著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兴起,即是对强邻四逼、边疆危机的敏锐反映,同时也使西部在御敌安边中的重要地位,突显了出来。1874年,在李鸿章、左宗棠、王文韶等清末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东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这场争论,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把西部和东部对国家安全各自具有的战略价值,摆到了人们面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国。人们的西部梦想有了新的内容。孙中山制订了庞大的实业救国计划,提出“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率先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部。1920年,他在为谢彬《新疆游记》写的序言中又说,未经开发的西部,

【“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

还有个叫林竞的人,在其《亲历西北》一书的自序中,称西部是“国家之安危所系”,“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他呼吁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于经营”,“相率投荒,共作千秋万世之业”。

抗日战争时期,西部成为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大量机关、工厂和院校内迁,使人们对西部在推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认识。这当中,尤以一些学者为甚。

1941年,陈寅恪在为朱延丰著的《突厥通考》写的序言中提出:

【“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

历史学家钱穆 1937年曾游历西部,深感“在同一国家之内,却存在有两个绝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太过悬殊,这真是一大问题”。当时,美国人华莱士从西北入境来中国,对中国派出的欢迎使节说:

【“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

这个说法,深深打动了钱穆,以至 1951年在台北的一次演讲中还讲到此事,并发挥说:

【“中国的新天地,就在中国之本身内部,回过头来,向内地跑,不仅如华莱士所说的像美国人开发西部般,我们却还兼带了恢复历史上汉唐精神的一种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并使国内各方面发展平衡”。】

前人经略西部的梦想,总的来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但他们虽然看到了西部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留下的却只能是空谷回音般的呼吁,很难转换成切实的谋划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开发西部,必须交通先行。新中国一成立,西部交通建设便紧锣密鼓地铺排开来。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毛泽东题词说,

【“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天兰铁路随后通车,他又题词,

【“继续修筑兰新路”。】

急于开发之意,豁然跃出。修建康藏公路,有两条线路之争,毛泽东果断拍板,

【“采取南线为适宜”;】

康藏公路开工,他的题词是,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他又题词,

【“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帮扶西部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西部地区的新疆、西藏的开发建设,毛泽东更有很深期待,很多设想。前些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分别同西藏、新疆自治区党委合作编辑出版了《西藏工作文献选编》和《新疆工作文献选编》,里面收录不少毛泽东有关这两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各方面建设的文献,中心意思是要帮助西藏、新疆尽快发展起来,这对全国的作用很大。他 1959年甚至同班禅说到:各地都搞起了工业,只有西藏没有搞,西藏民主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

西部地区在 20世纪 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设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经略和开发西部的第一轮成果。毛泽东 1952年和 1953年还先后考察了郑州以下的黄河和武汉以下的长江,由此提出了开发利用西部水资源的两个宏大设想:长江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这两个设想今天已经实现,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工程。

发源于西部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脉和精粹所在。寄情西部的毛泽东,还设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他规划的具体行程是:沿黄河往上一直走到昆仑山,到达通天河,再从那里翻过山到长江的发源地,然后沿金沙江而下到长江。

立志考察这些地方,自然与经略和开发西部有关。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和红军从西南云贵川到西北陕甘宁的路上,渡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岁月,随后长期经营陕甘宁地区,打下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样的经历,无疑使孕育两大母亲河的西部,给他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增益了具体的认识。

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像中国大地上一位没有终点的旅行者。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当然是以精神和社会层面的探索,以国家的改造和发展抱负为底蕴的。有人甚至做过这样的比喻,黄河犹如凸起的弓背,长江恰似拉满的弓弦,这两大母亲河把中华民族编织在了一支蓄势待发的箭上。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相撞的西部,仿佛是一具坚韧的骨骼,往东延伸的无数河流,则像是条条充盈的血脉,这西高东低的地貌走势,恰如一个民族准备腾飞崛起的身姿。按这个比喻,毛泽东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计划,或许是要细细扣问西部的地理、资源、气象、人文、风俗:西部如何得发展?西部梦想如何得实现?

1964年 8月,毛泽东准备骑马出发了。不巧的是,8月 5日越南发生“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径直北向的战火,威胁到中国。8月 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

【“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一直到晚年,他还为失去这次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上游的机会遗憾不已。

不过,也正是 1964年取消远行计划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挟带西部梦想的三线建设,遂正式登场。

三线建设:从两个战略目标看效果

毛泽东为什么会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实施这个战略与西部梦想有什么实质关联?

事实上,早在 1956年开始谋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略时,毛泽东就向西部内地投去长远的战略目光。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

【“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个设想,可视之为三线建设的思想源头。同时表明,毛泽东 1964年决策三线建设,有两个鲜明的战略目标。

三线建设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在西部构筑备战基地。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天然的战略后方。一般认为,三线建设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始于 1964年,但两年后“文革”爆发,有些停顿。1969年 3月,中苏之间爆发珍宝岛之战,三线建设再掀高潮。当时的备战氛围很浓,中央高层还有人提出一个“北顶南放”的应对方针,即如果苏联从北边打过来,我们需要顶一下;如果美国军队从南边打进来,就放进来再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益加紧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是部署三线建设的直接起因。所以,毛泽东推动三线建设,几次讲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他脑子里还常常浮现二战时苏联在德国进攻面前准备不足的教训。1964年 8月 20日,他对搞计划工作的薄一波强调,要在新的战略方针下调整工业布局,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

当然,战争有打和不打两种可能,我们要争取不打的可能。备战恰恰是争取这种可能的必要策略。毛泽东当时就说: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这就是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辩证法。在苏联和美国对中国都有战争威胁的情势下,搞三线建设这样的备战措施,等于是在西部纵深地带为国家安全购买了一份“保险”,不能因为后来没有出险,就由此指责花钱投保是浪费之举。中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研制出至今未曾使用并宣布将来也不会首先使用的原子弹,也是这个道理。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筑起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和法码。

三线建设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平衡全国工业布局,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到,70%的工业在沿海,30%的工业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1964年,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几年调整,发展势头起来了,在“三五”计划中突出三线建设这个重大战略,实现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均衡发展这个既定方略,也是水到渠成之势。为此,在部署三线建设时,毛泽东强调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要综合配套,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要同时并举,备战和长期建设要统筹考虑。

1965年 1月 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车厂?一定要搞个汽车厂。“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这番话,事实上把三线建设看成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国防战备的重任,一头挑着发展西部经济的重任。所以,邓小平1966年 1月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说:

【“我们大小三线一抓,不仅国防上意义大,建设意义也是很大的。”】

在毛泽东看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利于打开对外经济交流的通道。早在 1963年会见尼泊尔外宾时,毛泽东就谈到修建从西藏到尼泊尔的公路。他还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通往拉萨的铁路,等到铁路到了拉萨,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念兹在兹。1973年底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一行时又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修了一条公路也没有多少用处。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

谈话中,毛泽东建议让外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在专门点了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后,他特意提到了“四川、贵州这些偏僻地方”,说“中国这个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呢”。“偏僻”的西部,发展不快,大概就是萦绕他脑际办得不那么好的事情之一。

当然,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特殊国际背景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提出来,又是长时间在“文革”严重干扰环境中实施的,难免挟带着时代的痕迹。诸如有的项目论证不充分,选址上过于强调靠山、分散和隐蔽,还有投入和产出比例问题,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憾。

但总体上讲,毕竟瑕不掩瑜。说清难掩之“瑜”,则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企业“搬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东部沿海的工业生产力?三线建设并不是把东部沿海的企业掏空。邓小平 1964年 10月 1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很明确:

【“是把一线地区重要的技术力量、设备样机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线的技术力量发展三线。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是要继续发展生产,搞机械化、自动化。”】

实际操作也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三线建设固然暂时影响了东部企业的强劲发展,但不至于伤筋动骨。以钢铁企业来说,“三五”计划就强调继续发展一二线的鞍钢、包钢、武钢、太钢等,并未因三线建设而伤了东部沿海基础工业的元气。

第二,三线企业效果到底怎么样?确有一些企业,存在先天不足,后来在发展中面临不少困难。不过,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曾经开展全面调查,认为在所有 1945个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建设成功的占 48%,基本成功的占 45%,没有发展前途的仅占 7%。这大体表明,三线建设这根“扁担”,确实挑起了两个战略要求的重担。

第三,三线建设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如何?事实是,三线建设以前,虽然也讲要支援西部,但没有具体抓手,三线地区生产能力有限,靠自己发展始终较慢。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过去比较落后和闭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自贡、绵阳、遵义、宝鸡、汉中、襄樊等古老城镇焕发了青春,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太原、银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经济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而显著增强。从 1965年起,陆续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交通干线,基本上打通了西部发展的脉络。这些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也使三线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 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 50年。这种进步,正是落实前人孜孜以求的西部梦想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效果。

西部发展:从三线建设到“一带一路”

20世纪 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三线建设的战备意义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线企业随即进入调整改造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线企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对此,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 1983年 12月 27日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线企业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的企业本来就有“剑”有“犁”,既有军工企业,也有基础工业,更不用说大量能源交通企业了。在调整改造中,三线企业“化剑为犁”,实现军民融合或军转民的转型发展,虽然历经痛苦,但对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毕竟是有了相应的积累,奠定了物质、管理、技术和人才基础。如今西部一些耳熟能详的企业,便是三线建设时打下底子,调动积累,通过转型和二次创业,得以成功的。

需要明确的是,调整改造三线企业,并不意味着对三线建设战略的否定。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李先念参加了三线建设及其以后的调整改造全过程,他曾对人说:

【“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

江泽民 1991年 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重点工程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调整改造三线企业,更不意味着动摇了几代人经略和开发西部的梦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虽然东西部发展的优先程度不同,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没有变。邓小平说,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江泽民 1995年进一步提出:

【“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1999年 6月正式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承接、发展了三线建设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区域经济布局,推进西部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今天,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快,协调区域发展,用更大精力发展西部的任务越益凸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西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使经略西部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实了。

“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是相互联系的。仅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其战略走向中,就包括从我国西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这样三个方向。这些战略走向,事实上统筹结合了此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与推进由东向西梯度发展、培育区域经济支撑带相衔接。为改变近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都要直接面向海洋从而受制于海洋的战略格局,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和空间。实施这个战略,西部将由经济腹地变为面向世界的前沿,这就可以为西部的未来,提供重大发展机遇,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展现广阔发展舞台。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三线建设开始形成的工业基地和产业格局,建设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铁路公路干线,都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近代以来积累的西部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一步步在我们眼前落实。毛泽东等在 50多年前提出和实施的三线建设战略,恰如西部梦想实现途中承上启下的里程碑,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牢牢记住了。

【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察网摘自《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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